责任，今后应正视错误，努力前进，历史车轮自会循正当轨道迈进。”
在一九二九年，马林在荷兰建立了托派组织“革命社会党”。此后，他以“革命社会党”代表身份参加荷兰国会。
不过，一九三八年当托洛茨基组织第四国际时，马林拒绝参加。
一九四○年，德国法西斯侵吞了荷兰，马林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之中。他编辑了秘密发行的报纸《斯巴达克》，鼓励荷兰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者。
一九四二年三月六日，马林终于落进了德国法西斯手中。
第八部分：锤炼马林死于法西斯屠刀 2
马林在狱中坚贞不屈。四月七日至九日，在法庭开庭审讯他时，他怒斥德国法西斯。
他自知难逃厄运，在四月十一日给女儿菩菩、女婿桑顿写下了诀别的遗书：
“永别了，我的女儿，我的宝宝——永别了，我亲爱的人！
“孩子们，我无疑真诚地愿为我的理想献身。谁知骤然间死神将至，不可逆转。但我心中坦然——多年来我始终是一个忠诚的战士。告发我的人和法官们无不承认我死得光明磊落。这使我非常感动，因为人们都已十分了解我至死不渝，矢信矢忠，殚精竭虑，高举我信仰的旗帜，奋斗到最后一息……”
马林最后写道：
“直至弥留之际，我都希望如马来亚格言所云：见义勇为。你们要互敬互爱。最后一次热烈地吻你们。”
这位久经考验、意志如钢的共产党人，在德国法西斯面前不屈不挠。他写罢壮烈的遗嘱，便壮烈地走上刑场。
一位幸存的名叫普雷特尔的难友，后来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六日写文章给荷兰《火炬》周刊，翔实地记述了他目击马林就义的悲壮一幕：
“四月十二日，星期天，我在睡梦中突然被噪杂声震醒。当时大约是晚上九点钟。七扇牢门被踢开，牢门前设了双岗（引者注：这七间牢房原本空着）。我听到大声叫嚷：‘非常危险的人来了！’德国人下达了指示，过了一会，我听到每个牢房都关进了一位难友。牢房与牢房之间，只要大声说话，隔壁的人都可以听到。我立刻听到其中一个被囚禁的人说：‘战争之前，荷兰政府就在搜捕我。五月十五日以后，德国人一直在追查我。如果我不是出了事故，如果不是被送进医院，他们永远也找不到我。’当时斯内夫利特安慰着说：‘我们大家感到自豪的是，我们是荷兰第一批为国际事业而被法院判刑的人。我们必须为国际事业而牺牲。’
“监狱防卫很严，每十五分钟牢房的灯便被打开，目的是通过监视孔看看是否有人自杀或企图逃跑。同时还有两名宪兵在窗外走来走去，手里还拿着手电筒晃来晃去。……
“大约早晨六点钟时，有人通知他们说，赦免请求被拒绝了，而且将立刻执行。斯内夫利特当时问，他们是否可以手拉手一起受刑。这个要求也遭到了拒绝。‘你们要把手放在背后受刑。’斯内夫利特又问，枪毙时他们是否可不戴遮眼布，这个要求被允许了。斯内夫利特又问，他年纪最大，是否可以最后枪杀他。我还听到他说：‘同志们，作为你们的长者，这份权利应当让给我，我不是当过你们的领导人吗？’
“所有人都可以抽一根雪茄烟。有人说：‘好，我们抽吧！荷兰国家付烟钱。’然后，斯内夫利特接过话头说：‘今晚我到了奥莱佛山（引者注：《圣经》中说耶稣曾关押于那里）’。当我青年时代参加运动的时候，我的神父对我说：如果你坚持你的信仰，小伙子，你就大着胆子向前走吧！我确实进行了斗争，而且一直坚持我的信仰，恪守我的信念，相信国际的事业。还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去斗争，但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接着便出现了一个令人感动的时刻：‘让我们举起手来’，在临死前一个钟头，七个人挺起胸膛唱起了《国际歌》。多么豪壮的旋律！何等感人的歌词啊！我曾出席过多次音乐会，可从来没听过这样感人肺腑的合唱。……
“然后，他们被装进了一辆汽车。九时二十分，第一枪子弹响了。……
“我非常钦佩这些英雄临危不惧的气概，我有必要将其写出来。他们无私无畏，无限忠诚于他们的事业。我毫无保留地为贵刊写下了这些细节，因为我是唯一和这些英雄度过最后几小时的见证人。”李玉贞、杜魏华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就这样，马林在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四日视死如归地倒在德国法西斯的枪口之下，终年五十三岁。
马林对于建立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的功勋。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李玉贞、杨云若等不远万里前往荷兰，仔细查阅马林的档案，这才查清了马林之死的真相。特别是马林的女婿桑顿，把珍藏多年的马林绝命书取出，复印赠给中国朋友，使中国读者得知马林就义前的遗言，更加敬佩这位“真诚地愿为我的理想献身”的异国英雄。
第八部分：锤炼陈独秀凄风冷雨病殁江津 1
陈独秀和马林一样，都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元勋。他后来的道路，竟然也和马林颇为相似……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倘若以“届”计算的话，陈独秀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届”数多于毛泽东：从中共“一大”直至中国共产党“五大”，陈独秀都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号人物（有时称“中央局书记”，有时称“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或“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共五届；毛泽东则从中国共产党“七大”至中国共产党“十大”，任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共四届。当然，按时间计算，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时间比陈独秀长得多。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是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共六年；毛泽东则从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七六年，共四十一年。
笔者曾多次访问过年已九旬的陈独秀老朋友郑超麟，他曾这么勾画过陈独秀的形象：
讲一口安庆话。虽然在外多年，但安庆口音几乎没变。
怎么想就怎么说。有时会骂人，骂得没有道理。
习惯动作是用手拍脑门。特别高兴或者格外苦恼的时候，便拍脑门——前额。
中等个子。样子不算漂亮，但也说不上难看。不大讲究衣着，但很干净。长袍、马褂都穿，帽子不常戴，难得穿西装——除非在重要的场合。倘若他穿戴非常整齐，这往往表明有女人在照料他的生活。
烟瘾很重。不过，他不抽纸烟，而是抽雪茄——往往抽不起高档的雪茄，只是抽普通的雪茄。
文章写得很快。有学问。口才并不很好……
陈独秀最初对于“马林战略”是坚决反对的，以至向共产国际“告状”。后来他被马林说服之后，与国民党携手。然而，他只讲合作，不讲斗争，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一九二七年，成为他的一生的浮沉分界线。
就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一周前——四月五日，陈独秀与汪精卫所发表的《汪陈联合宣言》，还在那里口口声声说“事事协商，开诚合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陡然陷入逆境之中。一大批中国共产党党员遭杀害，内中有中国共产党主将李大钊、赵世炎、张太雷以及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李汉俊。
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下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五大”上，陈独秀受到党内尖锐的批判，他的领袖地位动摇了——虽然大会仍选他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到了七月下旬，形势变得益发危急，就连武汉汪精卫的国民政府也实行“分共”，逮捕和屠杀大批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八月七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秘密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这次会议，推选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组成中国共产党临时政治局。这样，瞿秋白取代了陈独秀，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
从此，陈独秀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岗位。这时，他四十八岁。
此后，他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共产国际的分歧越来越大。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共产国际直接邀请陈独秀出席，他拒不出席。
此后，他越走越远。以他为首，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反对派，人称“陈独秀派”。他的观点与托洛茨基（自一九八八年以来，苏共正在重新处理和评价托洛茨基问题）不谋而合，他接受了托洛茨基观点。他组织了反对派小集团。
此后，在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和彭述之联名致信中国共产党中央，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托洛茨基同志在一年以前，已经预见到你们不正确的政治路线之发展和你们真正的政治面目。……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于是，同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从此这位“中国共产党开山书记”被开除了中国共产党党籍。
此后，陈独秀组织了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不久，在一九三一年五月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中央总书记。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蒋介石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陈独秀——尽管他是“反对派”的总书记，但在蒋介石看来，仍属“危害民国分子”。
一九三三年四月陈独秀受到了国民党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公审。当审判长问他：“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陈独秀慷慨陈词，提出三条理由：
“（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既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
“（二）中国人民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道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引者注：即朝鲜）亡国时之现象。
“（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抗战，只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
“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原则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陈独秀案开审记》，《国闻周报》第十卷第十七期。
第八部分：锤炼陈独秀凄风冷雨病殁江津 2
他的老朋友章士钊，担任他的义务辩护律师。
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终审判决，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八年。
在狱中，陈独秀有两个大书架，放着经、史、子、集，他埋头于钻研《说文》。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经胡适和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保释，陈独秀得以出狱。
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中，回忆了一段重要史实：
“陈出狱后，暂住在他友人家中。他说，董老（引者注：即董必武）衔中国共产党中央之命，曾去访问他一次，多年未晤，谈得很长。董老劝他，应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一个书面检讨，回党工作。他说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遵命。……”
出狱后，陈独秀离开南京，在武昌双柏巷租了三间平房暂居。他的老朋友、当年北京大学教授王星拱，此时是武汉大学校长，有意聘他在武汉大学任教。他以“我所学亦无以教人”为理由谢绝了，在一九三八年七月由武汉入川，来到重庆。重庆是个繁华热闹的所在，已是贫病交加的他，在那里只住了一个月便深感不适。于是，带着老母（继母谢氏）和第四次结合的妻子潘兰珍（在高晓岚、高君曼之后，陈独秀还曾与施芝英同居多年），避居于离重庆一百八十里水路的小小的江津县城。
在江津，陈独秀的母亲去世，他“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于半聋”。生活困苦的他，身体日衰。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老友包惠僧前去看他，使他十分喜悦。但陈独秀当夜发病，医治无效，于五月二十七日病逝，终年六十四岁。
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一文中，对陈独秀曲折多变的一生，作出了公允的评价：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人民日报》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六日。
另外，毛泽东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学习组关于《如何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讲话中，也谈及陈独秀：
“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文汇报》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日。
陈独秀去世之后，安葬在江津县大西门外鼎山。
一九四七年，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