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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国家处于多事之秋，咸丰皇帝曾经一度听从臣下的建议，长住在紫禁城里办公、理事，可是时间一久，他就有些打熬不住，决心搬回圆明园。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在一封奏折里奏请皇上暂缓幸临圆明园，结果被降旨交部议处。咸丰五年（一八五五），咸丰皇帝以“宫中行止有节”为由，下决心移驻圆明园，御史薛鸣皋再次奏请暂缓幸临圆明园，希望“圣上”非常时期能在宫中处理军政大事，咸丰皇帝览奏大为震怒，这回他强调圆明园居住、理政本是祖制，并非他的异想天开，他甚至指斥薛鸣皋上这样的条陈是为了博取敢谏之名，声称：“朕思敬肆视乎一心，如果意在便安，即燕处宫中亦可自耽逸乐，何必临幸御园始萌怠荒之念耶！当此逆氛未清，朕宵旰焦劳无时可释，无论在宫在园，同一敬畏，同一忧勤。”他还提出了证据“咸丰二年在园半载，无非办理军务，召对臣工，何尝一日废弛政事？”咸丰五年，咸丰皇帝不顾物议坚决搬回了圆明园。自此之后，咸丰皇帝很少离开圆明园，直到一八六○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他率皇室仓皇出逃热河，就再也没能回来。
在咸丰皇帝以及他的群臣眼里，洋人带来的麻烦只是“肘腋之患”、“肢体之患”，太平天国和捻军才是真正的“心腹之患”。不管咸丰皇帝如何区别看待他所面临的这些“病患”，事实证明，所有这些“病患”对大清帝国来说都是很致命的。咸丰十年（一八六○）九月，英法联军由天津登陆，逼近北京，咸丰皇帝置国家危亡于不顾，携带皇后、懿贵妃、四春娘娘以及四岁的儿子载淳等宫眷一百多人，仓皇逃往热河避暑山庄。不久，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并纵火烧毁了圆明园。事后，咸丰皇帝派恭亲王奕訢出面与侵略军谈判，以割地赔款的代价求得议和。而他本人却一直滞留在热河行宫，迟迟不肯动身回京。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七月，咸丰皇帝积年的肺病日渐沉重。十六日，他宣召载垣、端华、肃顺、景寿等八位大臣进至御榻前接受顾命，并宣布立长子载淳——懿贵妃所生，为皇太子。第二天，咸丰皇帝在內忧外患中病死于热河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寝宫内，终年三十一岁。咸丰皇帝死后两个多月，西太后叶赫那拉氏发动“北京政变”，处置了咸丰皇帝临终前指派的“赞襄政务”八大臣。从此，叶赫那拉氏掌握清政府最高统治权达四十八年之久，成为清末同治、光绪两朝实际上的女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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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宝馆与博物馆（1）
人间的一切快乐因素——权力、财富、美色、艺术，种种可以想得见的快乐因素圆明园都具备了，在这个被世人称为“万园之园”的园林里，大清帝国的皇帝们享受着人世间无与伦比的荣华富贵。
法国人伯纳·布利赛在《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中写道：“不妨大胆打个比方。圆明园之因英法联军之过而毁于一旦，很可能相当于凡尔赛宫加卢浮宫博物院及法国国家图书馆全遭普鲁士军队焚毁。”他的话并没有多少夸张的成分。圆明园绝不仅仅以园林建筑和园林景色傲世，它还汇集了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菁华以及国内外大量的稀世珍宝，可以说是一座大型皇家珍宝馆和博物馆。
圆明园建筑彩画本身就使得圆明园成为一个精美的美术陈列馆。彩画的样式分为殿式和苏式，内容有动物、植物、吉祥福庆等，动物方面以象征至尊和富贵的龙凤、仙鹤、麒麟为主；植物方面以代表吉祥如意的富贵牡丹、荷花君子、灵芝仙草、寿星葫芦为多；吉祥福庆图案则以寿山福海为主要表现对象。这些彩画由于采用了特别的着色办法，因此不怕风雨侵蚀，历久弥新。
圆明园中几乎所有殿堂楼阁里都摆放着各种各样的
瓷器、牙雕、玉雕、珐琅瓶等珍宝，以及大量精美的西洋钟表、灯具和其他用具，每一件都价值连城。在《朝鲜正宗实录》一书中，朝鲜使臣记载了嘉庆三年在正大光明殿所看到的豪华陈设：
自殿内至槛外，皆铺花纹玉石，螯山制样，则正大光明殿内，东西壁俱有层桌，桌上作五彩蓬莱山之形，岩壑高阔，楼阁层叠，珍禽异兽，琪树瑶花，杂读焜煌，不可名状。内设机关而外牵绳索，则仙官姹女，自谷而出，绣幢宝盖，从天而降，扃户自闭，人在其中，急滩如泻，帆樯齐动。桌下围以小帐，帐内设乐器，机括乍摇，止作如法，其声俱是笙管丝钟。
圆明园内收藏的文物、字画极其丰富，经过多年的搜求、献纳，我国历代名家的书画精品大多汇聚到了皇家之手。其中，圆明园所收藏的书画，除了少量悬挂在各殿堂供日常清玩以外，大部分稀世珍品都存放在长春园淳化轩的味腴书屋以及长春园鉴园的万源阁内。从雍正到咸丰，五朝皇帝每年都会接受来自各地的大量贡品，其中包括不少书画名作。《清代宫廷史》记载，乾隆二十二年弘历第四次南巡的时候，曾经接受“江南老名士”沈德潜的贡献，仅这一次乾隆皇帝就收获了明董其昌行书二册，文徵明山水一卷，唐寅山水一卷，王鉴山水一轴，恽寿平花卉一轴，王翬山水一轴共七件传世名作。
圆明园又是一座大型的皇家图书馆，园内藏有许多弥足珍贵的图书资料。圆明园最大的藏书楼是仿宁波范氏天一阁修建的文源阁，内藏《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古今图书集成》等丛书和类书，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万源阁是圆明园第二大藏书楼，楼分上下两层，藏有历代极其名贵的图书和字画。
另外，圆明园内还藏有难以数计的佛事用品。因为历代清帝笃信佛教，又极重孝道，圆明园内的宗教建筑成为大观。以佛寺、道观为主题的园林建筑差不多占到全园景群的八分之一，主要有皇家祖祠安佑宫、后湖北岸的慈云普护、圆明园西北部的月地云居、日天琳宇（佛楼）、同乐园北侧的舍卫城、福海北岸的方壶胜境、南岸的广育宫、长春园的宝相寺、法慧寺、绮春园的延寿寺、庄严法界、正觉寺等，圆明园里的每一座宗教建筑都是一个“聚宝盆”，小件的金银器皿不算，以含经堂焚香楼为例，仅此一处就有金塔、银塔、铜塔、琉璃塔、珐琅塔和紫檀木塔等各一座，这六座佛塔均为十三层，通高六尺六寸，其中金塔一件就用了八二色黄金达一百一十五公斤之多，六座佛塔造成后一起供奉在焚香楼内。令人称奇的是，第二年，又照原样铸造了一尊相同的金塔安供在焚香楼下。这样，单是焚香楼一处这七尊佛塔的价值就难以估算。
毫无疑问，如果圆明园能够保存到今天的话，它将会是全世界最伟大和收藏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随着圆明园的毁坏，许多价值连城的珍宝和文物也都同时惨遭毁灭，它们就像逝去的风一样，再也找不回来了。
两个世界的碰撞
外夷入见，如果诚心恭顺，必加以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御外藩之道宜然。
——乾隆朝《上谕档》
待附庸国之礼，与待独立国之礼不同，贵国必欲以中国礼节相强，敝使死也不奉敕。
——乔治·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中国与西方的交往历史很是久长，西汉时期的丝绸之路曾经远抵罗马帝国；盛唐时期，丝绸之路更是空前繁荣，大唐帝国还专门在广州设置了市舶使，管理海外贸易；公元十三世纪末，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远游中国，甚至曾经留在元朝皇帝忽必烈的身边供职；随后，不断有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人利玛窦（一五五二——一六一○）来到北京，以其学识和为人深得朝廷赏识，被尊为“西儒”，利玛窦在中国居留了二十一年，最后客死北京，葬在阜城门，是第一个被恩准葬在中国国都的外国人；此后，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欧洲传教士远渡重洋来到中国。
西方国家早期对中国的认识，主要是通过马可·波罗的游记和利玛窦的《中国布道记》。十四世纪马可·波罗的游记极言中国之富庶，引起西方人的极大兴趣。《中国布道记》是利玛窦的意大利文日记，由法国耶酥会士金尼阁（NicolasTrigault）整理出版于一六一五年。如果说《马可·波罗游记》具有强烈的传奇色彩，利玛窦的日记则带有纪实性质，大致是可信的。利玛窦在《中国布道记》里写道：“北京十分富饶，大部分物品是从外面运来的，但尽管富饶，除不需节约的富人，生活还是很艰难的。”金尼阁在《致读者》序中评价说：“迄今写中国的作者有两类，一类多凭想象虚构，一类多凭耳闻，不假思索予以发表。”
可以肯定的是，一直到明代后期，中国上下对西方世界、甚至欧洲的地理位置还一无所知，直到利玛窦向明万历皇帝贡献了一副世界地图——《万国舆图》，中国人才知道地球是圆的，才知道万里之外还有一个欧罗巴洲。清朝康熙皇帝对此说是赞同的，他曾经评论道：“自古论历法，未尝不善，总未言及地球，北极之高度所以万变而不得其著落。自西洋人至中国，方有此说，而合历根。”（《康熙几暇格物编译注》）遗憾的是，康熙之后，随着中西关系的变化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中断，近代世界观的萌芽也随之被扼杀，甚至出现了倒退。乾隆朝撰修的《清朝文献通考·四裔考》这样评价西洋的地理学说：“即彼所称五洲之说，语涉诞妄。”嘉庆朝撰修的《清朝文献通考·四裔考》仍然坚持“天圆地方”的说法：“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并且坚持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其实这个时候的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已经远远处在了落后的位置，只是中国的统治者们并不确切知道这一点。
战端重起
战端重起（1）
一八五六年，英国政府以“亚罗号事件”为口实，策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接着，法国政府以“马神甫事件”为借口，也出兵入侵中国。一八五七年十二月底，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Elgin）、法国全权大臣葛罗（Gros）率军攻占广州。一八五八年五月，英法联军沿海北上，直逼天津，并扬言进犯北京。咸丰皇帝急派桂良、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前往天津谈判，六月，清政府分别与俄、美、英、法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迎来了表面上的和平，而实际上，这却是大清帝国被西方列强蚕食的开始。继《中英南京条约》之后，一八四四年，清政府又被迫与美国和法国相继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浦条约》，这些条约的签订，理论上使中国开始向世界敞开了大门，而实际情形却并非这样。在清廷看来，这些不平等条约都是在武力胁迫下签订的“城下之盟”——道光皇帝在一个上谕里说得很明白：“虽愤闷莫释，不得不勉允所请，借作一劳永逸之计。”（《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五十九卷，第三页）——自然不能作数；而在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看来，既然条约已经正式签订，就需得不折不扣地执行，否则就是违背国际法通则。两者的出发点如此不同：清廷希望对外忍让一步之后，重新关起门来做自己的天朝大梦；西方诸强则希望从中国谋得更多的利益和更大的交往尺度。因此，在条约签订后的十几年间，清政府跟西方诸国龃龉不断。
为了进一步扩大既得利益，英、法、美三国于一八五四年向清政府提出修改条约的要求。其核心内容，除了通商方面的要求而外，还要求清政府同意在北京派驻公使。在英国人看来，只有公使进驻北京，才能表明英国和中国具有平等地位，同时也可以更便利地同清政府直接打交道；北京方面则坚决不同意此举。这时道光皇帝已于一八五一年去世，主政的是年轻的咸丰皇帝。咸丰皇帝认为外国公使常驻北京之事断不可行（历来只有贡使才有资格到北京来朝圣）这是“天朝”不易的规矩，破坏这一规矩，他将无法向列祖列宗交代；其次，咸丰皇帝也不希望这些外夷在眼皮子底下活动，在远离北京的地方由代表跟他们交涉已经够让人头疼的了。
一直到一八六○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公使驻京都是中外政治矛盾的焦点问题。
一八五六年，英国政府以“亚罗号事件”为口实，策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接着，法国政府以“马神甫事件”为借口，也出兵入侵中国。一八五七年十二月底，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Elgin）、法国全权大臣葛罗（Gros）率军攻占广州。一八五八年五月，英法联军沿海北上，直逼天津，并扬言进犯北京。咸丰皇帝急派桂良、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前往天津谈判，六月，清政府分别与俄、美、英、法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这一回，除了开放通商口岸、赔款等条件之外，“公使驻北京，用平等礼节”作为第一条内容写进了条约。为此，咸丰皇帝非常苦恼。这时候的大清帝国，除了外患，更有“内忧”：太平天国已经在南京定都，占据了大清国半壁江山。西方诸强也正是利用了清廷急于媾和、不愿在两条线上作战这一弱点，在谈判桌上占尽了主动。
公使驻京问题成为谈判桌上一个分量最重的砝码。为了阻止外国公使进京，咸丰皇帝甚至出了这样一个主意：全免五口关税，以换取《天津条约》的废除。对于臣下的疑虑，咸丰皇帝大加驳斥：“此时须将全免税课一层明白宣示，使知中国待以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