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全传_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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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全传_001- 第1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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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林到了任,也不能教他插手教案,他只管他的三口通商事宜好了。”
说得象有道理,慈禧太后很勉强地点了头。接着又问起恭王和文祥的病况,文祥是身子虚弱,恭王是痧症为庸医所误,错服了大凉剂,汗闭不出,几乎一命呜呼。不过眼前总算已转危为安,仅须调养而已。
“唉!偏偏就都病了。”慈禧太后自己也是从安德海死后,一直闹病,这时抬手在太阳穴上揉了两下,转脸问慈安太后说:“你有什么话要问?”
慈安太后只有一句话吩咐:“天津的老百姓,也是看洋人蛮不讲理,胡乱开枪,才动了公愤。说起来也是义民,得饶人处且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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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退出养心殿,立即拟旨,派崇厚充“出使大法国钦差大臣”,同时也发布了成林的任命。一面又发廷寄,奖许曾国藩奏称的“案中最要关键等语,可谓切中事理,要言不烦”,催促他早早启程到天津。
谕旨到时,曾国藩已定了六月初六动身,这几天他一直在料理他自己的“后事”。他已经反复考虑过,认为丰大业能够对崇厚和刘杰开枪,现在事情闹得这么不堪设想,而法国的水师提督,又是出了名的脾气坏,那就更可能拔枪相向,果真有此决裂的场面,他不肯象崇厚那样避走,决定挺胸承当。或者洋人的交涉倒办妥了,天津的老百姓却又要闹事,他也决定挺身而出,先为洋人当灾,免得又起风波。
为此他要留下一篇遗嘱,瞒着亲人,独自在灯下写道:“字谕纪泽、纪鸿两儿: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秉承,兹略示一二。”
以下第一条就写他自己的“灵柩”,由水路运回湖南,“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
接下来说他历年的奏折和文稿,不可“发刻送人”,因为奏折“可存者绝少”,而古文则“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处理了这些事务,便是长篇大论的“遗训”,教子孙不忮不求,克勤克俭,自道交卸两江总督时,想不到存下两万银子的“养廉”,又颇自慰于“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最后教子孙以孝友,他是这样写的:“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之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孝养之道多疏,后来辗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殁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创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
写完一看,意有未尽,但一时又那里说得完?只觉得不忮不求的意思,必须说得再透彻些,于是做了两首五言诗,附在一起,自觉身后家事可以放下了。
放不下的是公事。独坐沉吟,果真以身相殉,直隶总督出了缺,一面要办洋人的交涉,一面要安抚地方,细舷想去,还真只有一个李鸿章,可以接替。当然,那时候是不是来得及具“遗折”保荐,大成疑问。但估量情势,朝廷亦必出之于调李鸿章继任直督这一途,师弟多年,祸福相共,此时不可不明告心迹,让他心里先有个数。
于是他找出李鸿章的来信,作了复函,表示“临难不苟免”,在自誓以外,亦有期望李鸿章不可退缩的言外之意。写好加封,交驿递专送正带领郭松林的人马,进驻潼关的李鸿章。
等到六月初六从保定动身,八抬大轿,缓缓行去,走了四天才到天津。天津百姓对他如大旱之望云霓,在西门以外,远远就有父老跪香,夹道欢迎,这些景象,使得曾国藩的心情,益为沉重。天津的情势,他了解得很透彻,崇厚媚洋过分,大家都认为他“护教”。此刻天津人对他的期望,就是一反崇厚的作风,由“护教”而“护民”,因而才有这样的爱戴之忱。
然则,将来对天津百姓如何交代呢?曾国藩心想,生死可置度外,荣辱之际要能无动于中,却是一件难事。此来不但对内对外,都不易安排,而且先要克制自己,就是件很吃力的事。
接到三口通商大臣衙门驻节,天津的大小官员,都具手本接见。曾国藩一概挡驾,唯一的例外是崇厚。
“地翁!”曾国藩一见便说:“你我有祸同当,有谤同分。”
“是!全要仰仗中堂的德望。”崇厚很快地就激动了,“这都是地方官平日不能预事防范,养成这样的祸患!”接下来便滔滔不绝地痛责天津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对天津道周家勋自然亦无好感。
崇厚唾沫横飞地数尽了天津府县的不是,接着便要求撤换张光藻和刘杰,曾国藩一口拒绝。“是非尚未分清,府县究竟失职到如何程度,亦待考查。”他说,“而且张光藻素有循声,是个好官。”
“就是张光藻顽固不化,平日办理民教纠纷,偏见甚深,以致仇教之事,层出不穷。”
“既如此更不宜轻言撤换,否则天津百姓的反感,岂不更深?”
崇厚语塞。停了停问道:“然则中堂此来,总已定下宗旨。
可能见示?“
“当然,当然!”曾国藩屈着手指,说道:“第一,挖眼剖心之说,一定要求个水落石出,才能破惑,不但此案的是非曲直,由此而判,于各省办理教案,亦有关系;第二,误伤俄国人,误毁英、美教堂,要设法分开来办。在法国人,自然要联络俄、英、美诸国,壮其声势,我们对症发药,就是要孤他的势。”
“高明之至!”崇厚趁机讨个轻松差使,“俄、英、美的交涉,请中堂的示,是不是我马上去办?”
“甚好,偏劳了!”曾国藩拱拱手说,“明天我就‘放告’。”
意思是暗示他,地方上的事,不必过问。
但不用放告,已有无数禀状,递到行辕,另外还有许多在籍官员,以缙绅的身分,送来条陈说帖。曾国藩不敢轻忽,请幕友们一件一件念给他听,有的建议凭借天津百姓的义愤,尽驱洋人出大沽口;有的认为应该联络俄、英、美三国,专攻法国;有的痛斥崇厚,请曾国藩上奏严劾,以伸民意;还有的大声疾呼,速调兵勇入卫,以为应敌之师。总而言之一句话:都要跟洋人开仗。
“民气如此,着实可虑。”曾国藩忧心忡忡地说,“我看要出张布告。”
幕友们都不肯轻易发言,因为都觉得这张布告很难措词,既不能奖其忠义,又不能责以不是,颇难有两全之计,倒不如不出为妙。
“中堂!”钱鼎铭提醒他说,“醇王六月初一上了个折子,陈奏‘思患豫防,培植邦本’四条,第一条一开头就说:”津民宜加拊循,勿加诛戮,以鼓其奋发之志‘,我连日也接到京里的信,指肇事的人,’捍卫官长,堪称义民‘,清议如此,中堂不可不顾。“
“我宁可得罪于清议,不敢贻忧于君父!”曾国藩的语声平静,意志却显得极坚决,“如今是山雨欲来的局势!洋人只讲利益,不讲是非,兵力愈多,挟制愈甚。今天他在大沽口,只有两条兵船,凡事还好说话,如果他从别处再调来几条,有恃无恐,则已有的成议,一定借故推翻,别生枝节。所以交涉愈早了结愈妙,要想早了结,就不能不自己先压一压,才能息事宁人。我这番苦心,亦不求人谅,但求能为国家免祸。
只是,唉!“他摇一摇头,不肯再说下去了。
“我看这样,”钱鼎铭提出一个折衷的建议,“请中堂再派定几位承审委员,尽三两日之力,务必先把迷拐幼孩,挖眼剖心的真相弄清楚,再谈其他。”
大家也都认为先问案情,后出布告,措词的轻重分寸之间,比较有把握,力劝曾国藩接纳钱鼎铭的建议,他也就答应了。
在钱鼎铭主持之下,派出候补州县官当承审委员,事实真相,很快地明了了。挖眼剖心之说,纯粹是因为不了解教堂内部的情形而起的误会。譬如教堂里面有堆放杂物的地窖,天津人不知道洋式房屋本有此规制,只拿《水浒》上描写黑店的情形来比附,以为那就是开膛破肚的地方。至于被“义民”所释放的一百五十多小孩,传讯他们的亲属,亦都供称自愿送堂收养,并非迷拐。
倒是慈仁堂的司事王三和教民安三,确有可疑,但供词反复莫衷一是。曾国藩为了怕法国人疑心中国官府锻炼成狱,决定先押起来再说,同时亲自拟一张布告,刻印了几十份,以“钦派太子太保双眼花翎武英殿大学士直隶总督世袭一等毅勇侯曾”的衔头,盖上紫泥关防,实贴城厢内外,通衢闹区。
布告中宣布朝廷怀柔外国,息事安民的本意,对天津“义民”,不但没有一句嘉奖的话,而且看来官腔打得十足:“严戒滋事!”
这一下天津的绅士百姓,大失所望。他们本就不相信没有挖眼剖心及迷拐小孩的事,并对王三和安三的被押监候讯,认为是袒护法国人的表示,再看了这张布告,越发愤懑惊诧,都说想不到曾侯跟崇厚没有什么分别!
消息传到京中,自不为清议所容,纷纷上疏,都以“民心向背”作立论根本,比较平正通达的一派,亦有“和局固宜保全,民心未可稍失”的话,认为应该部署海防,免得万一决裂无所措手。
这时法、英、美、俄、比、西和普鲁士七国驻华公使,已经联名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的照会,同时法国与英国的兵船,纷纷集中天津大沽口和山东烟台两地,形势极为紧张。而总理衙门夹在洋人与清议之间,左右不敢得罪,唯有采取敷衍的办法。罗叔亚看着不是路数,亲自跑到天津来跟曾国藩直接交涉。京里的空气不利和谈,到了天津更不利,办叔亚触目所及,都是仇视的眼光。相反地,亦有媚外的教民,到他那里去密控哭诉,这一下,罗叔亚的态度便更加不同了。
他去看曾国藩,提出四个要求:赔修教堂、埋葬丰大业、查办地方官、惩办凶手。前两个条件,曾国藩一口答应,惩办凶手,亦可同意,至于查办地方官,先要查明地方官是否失职才谈得到。
等罗叔亚辞出不久,崇厚急急忙忙赶了来,一见曾国藩的面,便气急败坏地说:“坏了,坏了!洋人要大起波澜了!”
曾国藩和他的幕友们,无不诧异,及至崇厚转述了罗叔亚的话,更觉诧异。罗叔亚认为这一次的教案,是出于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和路过天津的记名提督陈国瑞所主使,因此要求以这三个人抵命。“这成什么话?”一向喜怒不现于形色的曾国藩,使劲摆头,“万万不可!”
崇厚也知道罗叔亚的要求,过分无礼,是再也办不到的事,但他也决不能因为曾国藩的峻拒,便偃旗息鼓。好在他原是打了主意来的,只是本来想用个“晴天霹雳”把曾国藩吓倒,然后迂回曲折,水到渠成地引出最后的一句话,此刻看看吓不倒曾国藩,就唯有开门见山,直抉本题了。
“崇大人!”在座的钱鼎铭,有意要让他心烦,“你可别忘了,陈国瑞现在神机营当差,是醇王的爱将,无凭无据的事,得罪醇王犯不着!”
“我又何尝愿意得罪亲贵。实在是事出有因。”
事出有因是不错的,大家都听说当丰大业毙命时,路过天津的陈国瑞,不无煽动的情事。民间又纷纷谣言,说法国人迷拐小孩挖下来的眼睛有一坛之多,已经让陈国瑞带进京去了。照罗叔亚的调查,这就是陈国瑞自己传播的谣言,以诬陷为煽惑,所以要他抵命。
“抵命的话,罗叔亚不是说说的,真有那么个想法。中堂,我看,我们得先站稳脚步,好封他的嘴。”
“喔!”曾国藩说:“站稳脚步这话我要听。我们的脚步是如何站法,他的嘴是如何封法?”
“不必等他提出正式照会,我们自己先办。地方酿成如此巨案,到底是因为地方官不能化导于平时,防患于未然。拿道、府、县先撤任,听候查办,亦是情真罪当的事。”
曾国藩不断摇头:“我虽不惜得罪清议,这样的事也还不敢做。”
“中堂…。”
“地翁!”曾国藩打断他的话说,“这件事难商量。”
口风中水都泼不进去,崇厚不得要领而去。到了第二天,罗叔亚又来见曾国藩,叽哩呱啦说了一大套,通事怕他生气,于病体不宜,当场不敢照译。但罗叔亚词气神色的凶悍,却是有目共睹的。而且走后不久,接着就送来一件正式照会,另附中文译本,居然真的就提出要张光藻、刘杰和陈国瑞抵命,以及严拿凶犯,立即正法的要求。
“战机一触即发。”黎庶昌压低了声音对薛福成说,“我们先想个保护中堂的办法出来,再把照会送上去。”
“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铭军飞调到津再说。”
铭军大部驻扎在山东与直隶交界的张秋一带,另有三千人由刘铭传的部将,记名臬司丁寿昌统带,驻扎保定,要调就只有调这三千人。
等商量停当,才把照会拿了上去,曾国藩有些沉不住气了!对于黎、薛所建议的调丁寿昌所部,移驻天津附近的静海,他亦认为有此必要。不过他不是为他自己着想,主要的是拱卫京师,免得洋人长驱直入。挡不挡得住是另一回事,挡总得要挡,不然对任何一方面都无法交代了。
“你们让我静下来想一想。”等幕友退出,曾国藩一个人绕室徬徨,通前彻后考虑大计,口中不断在自问:“拿什么来打?”
其实这已经考虑过不止一次,早已拿定主意,无论如何不与法国人开衅。但事到如今,有难以控制之势,他不能不重新估量后果。
很自然地,曾国藩想到了十年前的英法联军,那时有僧王和胜保当前敌,恭王和桂良主持抚局,文祥办理军需供应以及京师城防,犹不免一败涂地。如今只得丁寿昌三千人马,挡一挡也不过为两宫太后和皇帝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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