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自然地，曾国藩想到了十年前的英法联军，那时有僧王和胜保当前敌，恭王和桂良主持抚局，文祥办理军需供应以及京师城防，犹不免一败涂地。如今只得丁寿昌三千人马，挡一挡也不过为两宫太后和皇帝腾出一两天工夫，便于再一次“逃难”而已。
若是打到京城，还是要和。英法联军入京，一把火烧掉了圆明园，先帝虽为此急怒攻心，病势加重而“弃天下”，但圆明园毕竟是离宫别苑，英法联军不曾毁伤宗庙社稷，还可以和得下来。而这一次果然让法国兵打到京里，为了报复起见，在大内放起一把火，连太庙一起烧掉，那时再要说谈和的话，无异辱及先人而默然忍受，不但为清议所不容，而且对后世亦难交代。这样和不下来，就只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直打下去，打到天下大乱，盗贼蜂起，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终于亡国为止。
转念到此，曾国藩眩晕的毛病又发作了，只觉得天旋地转，头重脚轻，赶紧扶着桌子，摸索到床上躺下。
于是多少年来的感触，又梗塞在他心头了，一切不如人，说什么都是空话，唯有忍辱负重，奋发图强。接着便想起洪杨平定以来的诸般新政，沈葆桢所经理的福建船政，规模庞大的上海制造局，京师的同文馆等等，总算是可以安慰的一些成就。
就因为有这些成就，曾国藩越觉得非和不可，此时忍辱，将来才有报仇雪耻的机会，否则刚创下的一点基础，浪掷在战火之中，不知何年何月，才得重起炉灶？于此可知，自己立意不与法国开衅的宗旨，真正是万不可移。如今只要挺得下来，任何牺牲，在所不惜。
因此，当第二天崇厚又来谈天津道、府、县一概撤任，听候查办这件事，他居然同意了。决定委记名臬司丁寿昌署理天津道，府、县两缺，由崇厚保举一个姓马、一个姓萧的署理，据说这两个人对天津地方，极其熟悉，办理缉凶，非此两人不可，曾国藩也同意了。
他和崇厚会衔的奏折尚未到京，总理衙门已经接到法国公使提出强硬照会，以及罗叔亚在天津与他们的水师提督频频会商的消息，看样子战端随时可起。宝洌Ъ钡檬巢幌卵剩辉棺约涸似缓茫鹾臀南槎荚诓〖俚牡倍鱿至苏饷醇值木质疲揖先鋈嘶共荒苄ν摹＠詈柙辶χ鳌懊裥牟豢墒А敝担竺嬗写纪鹾颓逡榈闹С郑⒀云挠辛α俊？蠢锤Ь帜殉桑交鹨穑飧鼻Ы镏氐＃趺刺舻孟吕矗�
“我也知道，这副担子你挑不下来。”慈禧太后听得宝洌У某伦啵先蛔髁舜χ茫骸跋衷谥挥幸幻娲呶南楦峡煜伲幻嫒霉踅纯凑圩樱业搅苏飧龅夭剑荒懿涣泊庸！�
以私人的交谊，宝洌Р蝗贪颜飧敝氐７旁诓」侵Ю氲墓跫缟希槭扑龋蘅赡魏危坏米裰即汀�
“闹教案不想闹成这个样子！”慈禧太后神色抑郁地说：“这一阵子，我们姊妹愁得都睡不着觉，打是不能打，民心也要紧，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总得有人切切实实出个主意才好。不知道各省是什么个意思？”
“丁日昌给奴才来信说，总宜保全和局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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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江苏、山东的两丁，是巡抚中顶尖儿的人物，宝洌Ш屠詈柙逭敕嫦喽裕饕晕兀谑堑谌叩纳蚬鸱宜祷傲恕�
“现在就是先要辨个是非曲直。曾国藩的头一个折子，已经说得很明白。以臣愚见，局中人见闻较切，这一案既已责成曾国藩查办，不能不多听听他的意见。”
这番话看来平淡无奇，其实是放了李鸿藻一枝冷箭。李鸿藻也跟倭仁一样，虽受命在总理衙门行走，却从未视过事，“局中人见闻较切”就是指他身在局外，不足与言洋务。总理衙门的大臣都跟李鸿藻格格不入，只是沈桂芬秉性以阴柔出名，不似董恂那样近乎粗鄙，所以他跟李鸿藻的暗斗，不为人所注意。
三个军机大臣，宝洌А⑸蚬鸱艺驹谝槐撸匀徽剂松戏纭Ｍ崩詈柙逡膊皇遣涣私饩质频娜耍⒉恢髡剑皇蔷醯糜性鹑挝耙迕瘛彼祷岸眩八倒耍鹑尉途」耍悦髦蚬鸱一爸杏写蹋滩谎浴�
只要不抬杠，两宫太后都乐意他们多说话，于是慈禧太后便又问起朝中和民间对此事的看法，大致慷慨激昂的居多，敢替洋人说话的甚少。这对两宫太后来说，多少是一种安慰。
但等曾国藩和崇厚会衔的奏折一到京，这份安慰便变成极沉重的负担了。奏折中为洋人雪冤，指出“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说，多属虚诬”，列陈所以“致疑”的原因五点，奏请“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这已经是要从长计议的事，又要将天津道、府、县三员撤任查办，以及派兵弹压，并俟“民气稍定，即行缉凶”，那就决不能轻许了。
不许怎么样？宝洌Ш投恢倒嗌俦榱耍灰姥笕耍突峥獭Ｊ呛褪钦剑焦笪薹ㄗ魅魏尉龆ǎ褥蠡咕醯谜馐乱膊荒苤惶偈说囊饧谑钦偌∑鸬谝惶旖凑鄣墓鹾途蟪迹孚驼偌盎嵋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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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心殿地方太小，太后又不能出临外朝，决定在乾清宫西暖阁集会。奉召的一共十九个人，区分为四个部分，第一是亲贵，惇王和孚王。第二是重臣，官文、瑞常、朱凤标、倭仁四相，以及恭王为首的军机四大臣。第三是近臣，御前大臣醇王、景寿、伯彦讷谟诂，弘德殿行走的将相，翁同龢、桂清、广寿。第四是掌管洋务的总理大臣，董恂、毛昶熙。除了孚王以外，其余十八个人都在近午时分到了乾清宫，由惇王带班，进殿行礼。军机大臣和总理大臣跪在东边，其余的跪在西边。
乾清宫是天子的正寝，在康熙以前，皇帝临轩听政，岁时受贺赐宴，以及日常召见臣工，都在这里，是内廷中规制最宏伟的一座宫殿，广九楹、深五楹，象征“九五之尊”。中间三楹设宝座，楣间有块顺治御笔的匾：“正大光明”。自从康熙末年闹出“夺嫡”纠纷以后，从雍正开始，废除了立储的制度，皇位的继承，由皇帝御笔书名，锦盒密封，这个锦盒就藏在“宫中最高之处”的“正大光明”匾额后面。
左面三楹为东暖阁，原名“抑斋”，自从高宗因为得了绝世奇珍王羲之父子的三通帖，珍藏在此，所以又题名为“三希堂”，右面三楹就是西暖阁，题名“温室”，高悬高宗御制的一篇“乾清宫铭”。其时正当全盛，高宗又享大年，所以铭中最后一段是这样六句话：“五福敷锡，万国咸宁，敢恃崇居，惴惴矜矜，益慎体乾，惟皇永清。”现在，两宫太后及十五岁的皇帝，就是坐在这篇铭文之下，为了“一国不宁”，召见“惴惴矜”的亲贵重臣。
分班行了礼，所有的太监都奉命退出殿外，这时慈禧太后才用低沉的声音说道：“天津的教案，没有想到闹得这么厉害！现在法国人蛮得很。曾国藩的折子，想来你们都在军机处看过了，要办地方官，要拿杀洋人的百姓，这件事该怎么办？我们姊妹俩想不出主意，所以找大家来商量，有话，你们尽管说！”
这样的场合，第一个说话的应该是惇王，他是早就预备好了的，片刻沉默以后，开始发言：“曾国藩不是不讲理，不体恤下属的人，他这个折子，也是大不得已。不过民为邦本，民心一失则天下解体。所以这件事要慎重。”
这几句话说了等于没有说。在他肩下的醇王就不同了，一开口就显得很激动，“民心宜顺！”他大声说道，“天津的地方官也没有罪，张光藻跟刘杰，平时的官声很不错，他们当然不能偏袒教民，讨洋人的好。事情闹开来，全怪那个丰大业太野蛮，拿枪就打，这还成话吗？如果说中国的使臣，在他们法国也是这样子蛮不讲理，枪击职官，不也一样要犯众怒吗？至于陈国瑞路过天津，说了几句嘉许义民的话，正见得他忠勇性成。在法国看，他们有罪，在中国看，何罪之有？他们的罪，是总理衙门给安上的，咱们自己还在查办，总理衙门倒先替天津的义民认了罪的。给法国公使的照会，说什么天津的‘举事者’，等于我‘大清仇人’，这种措词太失体了！还有人说，天津的百姓，无缘无故杀法国人，不过借此抢劫掳掠。诬责义民，于心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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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火打劫，总是有的。”慈禧太后为他们排解，“这一层，现在不必再提了。”
“臣有申辩。”董恂接口高喊。
“好！你说吧！”慈禧太后告诫：“就事论事，别闹意气。”
“是！”董恂用含冤负屈的声音答道：“臣等奉旨与洋人交涉，事事以宗社为重。洋人脾气多很坏，臣等受气也不是受了一天，局外人不谅，嬉笑怒骂的也很多，臣等总想着受辱负重四个字，能够为朝廷‘求全’，自己‘委屈’一点儿，算不了什么。这一次教案，原是相激而成，如果地方官实心为国，知道现在还不是可以跟洋人开衅的时候，平日多加化导，就不致于教民相仇。老百姓也应该体谅国家，平长毛、灭捻匪，现在陕甘还在用兵，国力凋敝。明明惹不起洋人而偏要惹他，惹出这样一个局面，不就等于跟大清为仇？”
董恂一口气说下来，上了年纪，不免气喘，所以得停一停，而醇王不容他往下再说，接口便驳：“说百姓与朝廷为仇，是断断不会有的事！这话在自己都不能说，何况说给洋人，形诸文字？试问，洋人误信百姓与我大清为仇，不更以为朝廷孤立无援，越发得寸进尺，没有个完结？求和反不得和，不但失体，而且失策！”
“原是说委屈求全。”董恂的再度辩解，就显得有些软弱了，“措词当然要不同些。”
“怎么个不同？”
看醇王咄咄逼人的神态，慈禧太后心想，倘或引出主战的论调来，今日一会，便难收场了，得要想个办法，先教大家死了不惜一战的那条心，专就“抚局”上去研究，如何能够议和而不太吃亏才是正办。因此，她摇一摇手：“不必在这些细故上争执。”接着，摆出不胜悲愤的神情说道：“道光、咸丰两朝，咱们中国都吃了大亏，洋人是咱们的世仇，你们如果能想一条计策，把洋人灭掉，我们姊妹俩就死也甘心！”
这番话说得群臣动容，都觉得语气严重，不敢轻易奏对。
慈禧太后细看西面那一班从领头的惇王，到末尾的翁同龢的脸色，知道自己这两句话把他们“镇”住了，于是又用缓和的声音说：“皇帝还没有成年，诸事要从长计议，你们都是国家的重臣、近臣，休戚相关，跟外头不一样，总得要搁下成见，多替国家着想。”
醇王是主战的一方，既无彻底灭洋人的长策，就不敢再多说。军机和总理衙门，除了李鸿藻以外，是主和的一方，听出慈禧太后暗中支持的意思，便不必再多说。彼此沉默之下，作为清议领袖的倭仁，就不能不发言了。
“臣愚昧，”他说，“张光藻、刘杰两员，既然官声甚好，不宜加罪。”
“是的，不宜加罪。”瑞常和朱凤标同声附和。
因为这三个人的位高望重，宝洌У热瞬槐闼祷埃挥泄跗鸲嗖担『笮槿酰蘖Χ嘌裕凰档靡痪洌骸安灰涝耄税覆荒苌屏恕！�
于是又出现了僵持不下的沉默，翁同龢觉得这是个给自己讲话的机会，便提高了声音说道：“臣有愚见。曾国藩所请两事，皆天下人心所系，亦是国法是非所系。请再申问曾国藩，洋人此后如无别项要求，尚可曲从，倘无把握，则宜从缓。似乎不必在仓促间定议。”
这是折中的论调，也合乎慈禧太后“从长计议”的指示。在主战的一方，认为不得已而求其次，至少该这么办，而主和的一方，觉得以此作为让步的表示，亦未始不可。只有一个董恂，听得翁同龢的话，心里就冒火。
董恂久为清议所指摘，而他亦对朝士抱着极深的反感，最使他痛恨的是替他安上一个“董太师”的外号，臣子拟于董卓，如在雍正、乾隆朝，凭这个外号，就可断送一辈子的功名富贵。因此，他总认为那些以讲学问务声气的名流，徒尚空言，不负责任，所发的议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眼前的翁同龢就是。曾国藩的折子，或准或不准，可否之间只凭慈禧太后一句话就可裁决，反对的人虽多，但上有慈禧、下有恭王，仍可如愿以偿，不想翁同龢节外生枝，要搞乱了垂成之局，岂不可恨？
于是，他抬脸冲着翁同龢说道：“这时候天津不知道是什么局面？那里容得你往来问答？”这句冲口而出的话，成了危言耸听，两宫太后首先就悚然心惊。董恂的意思中是表示，即在这庙堂筹议大计之时，也许大沽口的外国兵船，就已经在开炮了。战端既然随时可启，往来问答，稽延时日，以致误了大事。这一下原来以为翁同龢有道理的，便觉得他的话亦不免迂腐了。
于是慈安太后微喟着说：“有僧王在，他的马队，还可以把洋人挡一挡。现在，也还得要调一支兵进京保护才好。”
“是！”恭王答道，“臣等商议，预备再调驻张秋的铭军九千人入京。等商议好了，请旨办理。”
“李鸿章呢？”慈安太后又问，“他此刻在什么地方，这件案子，他怎么个说法？”
“李鸿章此刻在潼关。他给臣写信，也说‘断乎不可用兵’，只能跟洋人‘一味软磨’。”
惇王听得这一说，算一算督抚中预备开仗的，只有一个丁宝桢，但“东军”全靠一个总兵王心安，那两三千人要拿曹州一带的土匪，根本就不能调进京。看样子已非得依从曾国藩的意思不可，那就只有在“讨价还价”上打主意，因而接着恭王的话说：“曾国藩所请办地方官、缉凶这两件事，既不得不从，那么，中国人迷拐孩子，也不能不严办。”此又是董恂出的主意，认为严拿拐子，刺激洋人，应该从宽，所以惇王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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