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了，对了！”文祥大喜，“你倒提醒我了，赶快去把王老爷请来。”
王老爷是指总理通商衙门的一个章京，此人喝过洋墨水，又在上海多年，熟悉洋务，凡有不懂的“洋玩意”都得请教他。但总理通商衙门在东城，一来一往，很要一会工夫，于是文祥先把肃顺的书桌抽斗打开，把里面的奏稿、信札取了出来，一面看，一面等。
也不知等了多少工夫，王老爷来了，还带了一个洋人来。见过了礼，那洋人取出一大串钥匙左试右试，又把耳朵凑在数字号盘上，一面慢慢地转，一面聚精会神地听。那些抄家的官员书办们，从未见过如此开锁，一个个住了手，兴味盎然地看着。
那洋人绷紧了的脸，终于出现了喜色，接着就打开了沉重的箱门。文祥大喜，托王老爷向那洋人道谢，彼此客气了一番，洋人仍旧由王老爷带着走了。
保险箱里，果如文祥所预料的，没有什么太值钱的东西，却有许多文件。大部分是别人寄给肃顺的密札，略略翻一翻，写信的人，或用别号，或用隐名，或者就写上“知名”，甚至根本没有名字。不必看内容，光看这些，便知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话在内。
这是个极丰富的收获，但看了一两封，文祥觉得事态严重了。
因为这些密札，虽然具名不显，措词隐晦，而外人看来莫名其妙，但在文祥眼中，大部分都能求得正确的解释。首先从笔迹上，他可以认出发信的人，由发信的人的经历，可以推想出那些隐语所指的是什么？这样因字识人，因人索事，细加寻绎，十解七八，而就在这可解的十之七八中，证实了外面的流言，不是空穴来风。
很早就有这样的流言，说肃顺阴蓄异志，这些流言自然荒诞不经的居多，但似乎也有言之成理的，譬如指肃顺的支持湘军，说是在培植他个人的势力，而礼贤下士，亦无非王莽当年。只是这些流言不管如何散布，从没有一个人敢去认真追究，更没有一个人敢于承认，自己曾说过这些话，这些话的出入太大了，而且正当肃顺圣眷王隆的时候，谁也不敢招惹他。
文祥自然也听到过不少的这种流言，在他觉得是可笑的，他不相信肃顺会做这种自不量力的蠢事，他至多是个权臣，不会是个叛逆。文祥甚至也不相信会有人敢对肃顺“劝进”，因为那不是爱人以德，可是此刻的文祥，觉得自己的想法是错了。
在那些信札中，最可疑的是吏部尚书陈孚恩的信，颇有些暧昧不明的话，还有就是所谓“肃门六子”——都是湖南人，王辏г恕⒗钍偃亍⒀舷獭⒒棋伞⒅Ｃ种⒌吮Ｖ庑┤硕妓恪懊俊保樯坝淘冢缆廴宋铮赋馐闭叛愿呗郏幻馄ぃ残肀拘奈匏绻肪砍骆诙髂切╆用敛幻鞯男牛虼恕傲印背岩皇敝斓囊馄裕匀灰簿鸵弊龈侥娴闹ぞ萘恕Ｍ闭庑┬胖校俨坏靡惨帽鹑说囊槁郏蛴殖梢环欠牵纷炅似鹉岩允帐暗拇笥谡馔饣汲跸诼椅雌降氖焙颍亲阋远」镜摹�
这样一想，文祥悚然心惊！一时也无法细看，先要把这些东西检齐了要紧。于是在保险箱和书桌抽斗里，把所有的文件，还有两本别人送钱给肃顺，肃顺送钱给别人的帐簿，包成一包，封缄严密，亲自画了花押，随身带着，上轿先走，去见恭王商量处置的办法。
其时政变的消息已传遍九城。消息的来源有三处，最明白不过的自然是内阁的明发上谕，但此时看得到的，只有少数人，其次是劈柴胡同，众目昭彰的抄家，还有就是密云来客所谈的肃顺被拿问。凡是做官的人家，前门外的大商号，以及茶坊酒肆，无不以此作为话题，在大发议论。
那些议论中，大都对于新政府表示欢迎，这不仅由于恭王的威望使然，更因为军机六大臣中，五位原来就在京城里的，这一点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京城里的人，觉得这五位军机大臣是“洋鬼子打进来”时，与老百姓一起共患难的，所以心理上特有一种亲切的好感。他们尤替恭王庆幸，认为他以前受了许多委屈，咸丰皇帝不该亏待同胞兄弟，天潢贵胄，不惜降尊纡贵与洋鬼子周旋，这些都被认作是恭王的委屈。
当然，同情恭王，必不以肃顺为然，特别是那些旗人以及与户部、内务府有关系的商号，无不拍掌称快。
那些商号都是为了五宇字官钱号勾结户部司官舞弊，为肃顺雷厉风行一办，吃了亏的。有了恩怨，说话就不公平了，把银价大涨，钱票贬值，影响小民生计，都归咎于肃顺，当然，没有一个人会知道肃顺亟亟于定“祺祥”的年号，就是想早日把新钱铸出来，收兑烂钱票，好平抑银价、稳定物价。这一点连自负博古通今的名士李慈铭都省会不到，更不用说是市井小民了。
在恩怨以外，最要紧的还是利害关系。顾命八大臣都垮台了，倚他们为靠山的人，个个如热锅上的蚂蚁，都想打听一下详细内幕，好作趋避。但自知色彩太浓，不便抛头露面，只好躲在家里干着急。
另外在肃顺手里吃过苦头，被压抑而不得志的，那就跟那些失意者大不相同了，无不喜动颜色，奔走相告，同时更要去打听消息，联络感情，作为时来运转，复起的开始。
恭王和桂良府里的门栏太高了，踏不进去，沈兆霖、文祥、宝洌В捕际呛於プ樱训酶吲剩阅勘昙性诹礁鋈松砩希桓鍪遣茇圭桓鍪侵煅凇�
曹毓瑛忙得不可开交，除了处理回銮期间被压了下来的章奏诏令以外，他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安抚在外的将帅。中枢政变，必然会影响前方的军心，湘军正当用命之际，死了一个坐镇长江上游，协和各方的胡林翼，已足以打击士气，再去了一个支持湘军最力的肃顺，说不定就会引起猜疑，激出变故。倘或如此，后果异常严重，即使在京城里从顾命八臣手中，顺顺利利地接收了政权，这一次处心积虑所发动的政变，仍旧不能算成功。
恭王和文祥早就看到了这一点，曹毓瑛和朱学勤也深明其中的利害，因此，两个人商量着，用恭王的名义，写信分致各地重要的督抚，除了说明肃顺等人获罪的由来以外，最主要的一点，是有力地暗示，保证他们所受到的支持，比过去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这些信的措词甚难，过与不及，都非所宜。因而在军机处一直忙到上灯时分，才能回家。
曹毓瑛一到家，盈门的贺客便迎了出来，纷纷向他道贺荣膺新命，入参枢机，然后把他簇拥了进来，厅中又还有一班人在等着，照样再周转一番，而门上来报，倒又有客来了。
曹毓瑛一看这情形不妙，恭王那里还有许多事要商量，第二天一早又要出城到清河恭迎梓宫，那得有闲工夫来跟这些人应酬？因此，他就不脱袍褂，也不进上房，向他不离左右的一名心腹听差，使了个眼色，便坐在厅上陪客。
一番寒暄过后，有个曹毓瑛的同年，开口发问，他问得十分率直：“琢翁，外间传言，说拿问‘三凶’谕旨，出于大笔，可有这话？”
“三凶”之称，曹毓瑛还是第一趟听见，顾而言他地说：“‘三凶’？莫非指怡、郑两王和肃中堂？”
问话的人有些发窘，身历其境的人，依然客客气气对载垣他们用官称，不相干的局外人，倒已经定了他们的罪，加以“三凶”的恶名了。
这一下别的宾客也不敢胡乱开口了，只泛泛地谈些无关紧要的话，但有一个人所问的，在曹毓瑛看来，极有关系，问的是新帝的年号，可是仍用“祺祥”？
他还来不及回答，事实上亦很难回答，幸好他那心腹听差替他安排的脱身之计发动了，门上高擎一张名片，到了厅上，单腿屈膝向他打了个扦，用很清楚的声音通报：“恭王爷派人来说，请老爷马上到王府去，有要紧事商量。”
那些想来打听消息或者套交情的宾客，只得纷纷起身怏怏辞别。曹毓瑛原要到大翔凤胡同鉴园，送了客，随即也就上了车，直放恭王的别墅。
恭王与文祥已经谈了一会了，看见曹毓瑛到，劈头就说：“你来得正好。有个难题，你来出个主意，这一包东西怎么办？”
曹毓瑛莫名其妙，把恭王所指的那一个纸包打开一看，是许多书札，拈起一封，略一审视，便知是从肃顺家取来的，他随即把它放下了。
“莫非其中有什么关碍之语？”他问。
“你看一看就知道了。”
看到恭王的脸色沉重，文祥的脸色严肃，曹毓瑛便知道自己猜对了，他把那包信推了一下，平静地说：“以不看为妙！”
“着！”恭王突然击案一呼，把文祥与曹毓瑛都吓了一跳，怔怔地望着他，他却又看着曹毓瑛问：“琢如，你不愿看这些信，为的什么？为的不生烦恼是非，是吗？”
曹毓瑛微笑着点点头：“王爷明鉴！”他说：“倘或关连着什么同年知好，我既不便为他们求情，又不能视作无事。倒不如眼不见，心不烦了。”
“好个‘眼不见，心不烦’！”文祥苦笑道，“琢如，你比我运气好。”
这就可见文祥看了那些信也在大感为难。曹毓瑛心想，这些信中，不知牵连着多少人的身家性命，最好一火焚之，也是一场阴德。但这话不便贸然出口，眼前只有先把它压下来再说。
他刚有此一念，恭王却已见诸行动了，他亲手把那包信包好，“我也不曾细看。”他说，“琢如的办法最好，不闻不问。等事情略略乎定了，我奏闻两宫，当众销毁，好让大家安心。”
“好极了，好极了！”文祥脱口大赞，如释重负，“王爷这样子处置，是国家之福。”
“唯有这样，才能安定人心，一同把大局维持住。你们两位有机会不妨告诉大家，不必惊惶。不过……，”恭王沉吟了一会又说：“有几个人非办不可！”
“名为‘肃党’的，也不可一概而论，形迹不著，不妨从宽。”文祥这样相劝。
“当然。”恭王说道：“我想办两个人，一个是陈孚恩，一个是黄宗汉。”
要办陈孚恩，曹毓瑛不觉得奇怪，陈孚恩是有名的能员，但也有名的狡猾。至于黄宗汉，历任封疆，毁誉不一，而且在清流名士中，颇有知好，如翁心存、翁同龢父子，就是走得很近的。
心中虽有疑团，口头却无表示。文祥一向主张宽厚，曹毓瑛则是今非昔比，以前当军机章京，不过幕后的谋士，设谋不妨知无不言，态度立场亦比较单纯，善为人谋就行了，如今站在幕前，虽然衔头是“军机上学习行走”，但到底是共掌国柄的军机大臣，要学“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气度。而况肃顺锋芒太露，喜欢得罪人，覆辙不远，岂可无戒？所以他们对恭王要办陈孚恩、黄宗汉的话，都出以一种审慎的沉默。
这样，恭王也不必再谈下去了。曹毓瑛忽然想到了一个疑问，“刚才有人问我，”他说：“今上的年号，可是仍用‘祺祥’？”
这一说，恭王和文祥都瞿然而起，“对了，”恭王大声说道：“当然不能用‘祺祥’！这是肃顺的年号。”他又转脸问说：“博川！我仿佛听你说过，芝老已有拟议。是吗？”
“芝老”是指周祖培，“是！”文祥答道，“‘祺祥’这个年号，颇有人批评。芝老的西席李慈铭，就有许多意见。”
“他怎么说？”
“无非书生之见。”文祥又说：“也难怪他，他不知道肃六的用意。李慈铭批评‘祺祥’二字文义不顺，而且祺字，古来从无一朝用过，祥字亦只有宋少帝的年号‘祥兴’。”
“那不是不祥之号了吗？”
“是啊！”文祥答道，“如今倒不妨用他的说法，作个借口。”
恭王不置可否，只问：“怎么叫文义不顺？”
“祺就是祥。”曹毓瑛接口解释，“祺祥连用，似嫌重复。”
“对了，这个说法比较好。”恭王也没了良心话：“肃六急于改元铸新钱，这一点并未做错。咱们也得赶紧设法铸钱平银价。”
“此为势所必然。”文祥接着提出了拟议中的新年号：“据说也是李慈铭的献议，主张用‘熙隆’，或者‘乾熙’。”
“这又何所取义？”
“本朝康熙、乾隆两朝最盛。圣祖、高宗又是福泽最厚、享祚最永，各取一字，用‘熙隆’或者‘乾熙’，自是个吉祥的年号。”
恭王大不以为然，因为无论“熙隆”或者“乾熙”，都是有意撇开雍正，令人想到其中有忌讳，雍正不是骨肉相残吗？将今比昔，似乎推翻顾命制度，是有意跟大行皇帝过不去！这怎么可以？
于是恭王不屑地说一声：“这李慈铭真是书生之见！而且是不曾见过世面的书生。不行，‘熙隆’也好，‘乾熙’也好，都不能用。另外想吧！”
接着又谈了些别的，因为第二天要到清河迎接梓宫，便早早散了。次日清晨，车马络绎出了德胜门，清河冠盖云集，热闹非凡。
清河只有一条大街，街北沿跸道两旁，各衙门均设下帐房，供大官们休息。街上两家客店，则全被征用，把原住的旅客请了出去，作为王公大臣歇脚的地方，恭王则另借了一家宽敞的民居，以便会客。他一到就把贾桢、周祖培，还有刑部尚书赵光都请了来，趁空谈一谈，如何集议定顾命八臣罪名的事。
说了来意，贾桢首先表示：“上谕派王爷会同内阁，各部院集议，自然是王爷定日子。”
“今明两天，梓宫奉安。初四发通知，最快也得初五。”
“就是初五吧！”恭王接受了周祖培的建议，“通知就拜烦两位相国偏劳了。”
这是小事，没有什么好研究的，说了就算。要研究的是，顾命八臣的罪名，该预先商量出一个腹案，集议时才不致聚讼纷纭，茫无头绪。
于是刑部尚书赵光说话了。他也是最恨肃顺的一个人，因为肃顺揽权，常常侵犯刑部的职司，最令赵光痛心疾首的一件事，就是咸丰八年戊午科场案，杀大学士柏葰。科场风气诚然要整顿，但为此而诛宰辅，古所罕见，当时所有的人，都以为必蒙恩赦免死，就是柏葰自己，也料定必是由死刑改为充军，还叫他儿子准备行李，以便一闻恩命，即行就道。
那知道大行皇帝当时真个朱笔亲批，诛戮柏葰。赵光清清楚楚地记得，先帝特召部院大臣，当面宣旨之时，容颜凄惨，握笔的手，不住颤动，旨意一下，在廷诸臣，无不震恐，竟有因而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