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领导的这种所谓“新阶段”论，同他们散布的所谓“殖民主义消失”论一样，分明是粉饰以美国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侵略和掠夺，掩盖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的尖锐矛盾，企图麻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斗争。
按照苏共领导的“理论”，既然殖民主义已经接近消失了，既然现在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任务只是发展经济的问题了，那么，当然也就没有必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了。这样一来，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岂不是也就压根儿取消了吗？从这里人们可以懂得，苏共领导所说的以经济任务为中心的“新阶段”，原来就是不要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阶段，也就是不要民族解放运动的阶段。取消被压迫民族革命的药方
苏共领导根据他们的错误“理论”，给被压迫民族精心设计了一套包治百病的药方。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套药方吧。
第一个药方，叫做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
苏共领导经常把战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系列伟大胜利，都归功于他们所谓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就是这样说的：“在和平共处的情况下，最近几年，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都取得了新的重大胜利，世界革命进程顺利地发展着。”
他们还经常说，民族解放运动“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在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经济竞赛的情况下开展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促进各国人民摆脱外国垄断组织的经济统治的解放过程的发展”，能够对“全部资本主义关系”给予“毁灭性的打击”。
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实行列宁主义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但是，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所有殖民地和附属国要取得民族革命的胜利，首先必须依靠本国人民群众自己的革命斗争，而不能由任何别的国家来代替。
在苏共领导看来，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主要不是依靠各国人民群众自己的革命斗争，不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是要在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中，等待帝国主义自然而然地垮台。这实际上是要被压迫民族永远忍受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奴役，不要起来反抗，不要起来革命。
第二个药方，叫做援助落后国家。
苏共领导把他们对新独立国家的经济援助的作用吹得天花乱坠。赫鲁晓夫同志说，这种援助可以使这些国家“避免新的奴役，推动它们的进步，促进内部过程的正常进行和加速，这些过程能够把这些国家引上通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的康庄大道”。
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国际主义的原则，对新独立国家给予经济援助，是必要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是，怎么也不能说，这些国家的民族独立和社会变革，主要不是依靠本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仅仅是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
而且，老实说，苏共领导近几年来对新独立国家援助的政策和目的，是值得怀疑的。苏共领导在援助新独立国家的问题上，往往采取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态度，损害这些国家经济的和政治的利益，因而败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名誉。至于苏共领导对印度的援助，更是别有用心的。在苏联给新独立国家的援助中，印度占第一位。这种援助，显然是为了鼓励尼赫鲁政府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连美帝国主义者也说，苏联这种援助“同我们的利益是很符合的”。
苏共领导还公开主张同美帝国主义一道来“援助落后国家”。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九月在美国的一次演说中这样说：“我们和你们的经济成就将受到全世界的欢迎，整个世界都在期待我们两大强国去帮助那些在经济发展方面落后了数世纪的人民更迅速地站起来。”
看，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竟然能够帮助被压迫民族“迅速地站起来”！而苏共领导竟然甘心与新殖民主义者为伍，而且引以为荣，这实在令人惊讶。
第三个药方，叫做裁军。
赫鲁晓夫说：“裁军就意味着裁减战争的力量，消除军国主义，排除武装干涉任何国家内政，彻底和最后地消灭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
赫鲁晓夫又说：“裁军会创造必要的条件来大大扩大对年轻的民族国家的援助。世界军费总数为一千二百亿美元，如果从中拨出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用于这个目的，那末在二十年内就可以消灭世界上贫困地区的饥馑、疾病和文盲状态。”
为了揭露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我们一贯主张进行争取普遍裁军的斗争。但是，绝不能说可以通过裁军来消灭殖民主义。
在这里，赫鲁晓夫简直像一个神父在说教：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们啊，你们有福了！等待着吧，等待着帝国主义放下武器，自由就会降临在你们身上，等待着帝国主义大发慈悲，世界上的贫困地区就会变成流着奶和蜜的乐园了……。
这不仅是幻想，而且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第四个药方，叫做通过联合国消灭殖民主义。
赫鲁晓夫认为：联合国如果采取措施彻底铲除殖民主义制度，“目前身受外国统治所造成的侮辱之苦的各国人民，就会有摆脱外国桎梏获得和平解放的光明近景”。
赫鲁晓夫在一九六○年九月的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中说：“不由联合国来消除殖民主义管理制度，又由谁来消除呢？”
这句话问得实在离奇！在赫鲁晓夫看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人民不应该也不可能消灭殖民主义，要消灭殖民主义，就得指望联合国。
赫鲁晓夫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上还说：“我们向西方各国人民的明智和远见，向他们的政府和出席联合国这次崇高的会议的代表发出呼吁：让我们来协调旨在消灭殖民主义管理制度的步骤，从而加速这个合乎规律的历史进程。”可见，赫鲁晓夫所说的指望联合国帮助，无非是指望帝国主义帮助的代名词。事实证明，至今仍然操纵在帝国主义手中的联合国，只能维护和增强殖民主义的统治，而不能消灭任何殖民主义。
总归一句话，苏共领导给民族解放运动开的药方，就是要人们相信帝国主义可以放弃殖民主义，可以把自由解放恩赐给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因此，一切革命理论，一切革命主张，一切革命斗争，都过时了，都不需要了，都应当而且必须取消了。反对民族解放战争
苏共领导所以这样千方百计地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放弃革命斗争，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口头上说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实际上他们在革命风暴面前吓得发抖。
苏共领导有一个著名的“理论”，认为“一个小小的火星也能够引起世界大战”，而一打起世界大战，就是热核战争，就是人类毁灭。因此，赫鲁晓夫大声疾呼“在当代，‘区域性战争’是很危险的事”，“我们要顽强地努力，扑灭可能燃起战火的小火星”。在这里，赫鲁晓夫根本不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背弃了共产党人必须支持正义战争的立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八年历史证明，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依靠他们的刺刀进行残暴统治和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进行武装镇压的情况下，民族解放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大大小小的、连绵不断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战争，打击了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加强了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有力地阻止了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计划。赫鲁晓夫大喊大叫为了和平必须“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拆穿了说，是借维护和平之名，行反对革命之实。
正是从这样的错误观点和错误政策出发，苏共领导不但要求一切被压迫民族放弃争取解放的革命斗争，要求他们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和平共处”，而且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采取种种手段扑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的星星之火。
就拿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来说，苏共领导不但长期不予支持，而且同法帝国主义站在一起。赫鲁晓夫就曾经把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问题，当作是法国的“内政”。他在一九五五年十月三日谈到阿尔及利亚问题时说：“我考虑到的首先是：苏联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他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接见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时又说：“我们不希望法国削弱，而希望它巩固它的尊严”。
苏共领导为了讨好法帝国主义，长期不敢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一直到阿尔及利亚人民抗法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法国已经被迫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时候，才慌慌忙忙地宣布承认。这种丑态，给社会主义国家丢了脸。而苏共领导却还要拿耻辱来进行夸耀，硬说阿尔及利亚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果实，也应该记在他们的那本所谓“和平共处”的功劳簿上。
再来看看苏共领导在刚果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不但不去积极支持刚果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反而急于同美帝国主义“合作”去扑灭刚果的星星之火。
一九六○年七月十三日，苏联同美国一道投票赞成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派遣联合国军去刚果的决议，帮助美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旗帜，对刚果进行武装干涉。苏联并且为联合国军队提供了运输工具。七月十五日，赫鲁晓夫在致卡萨武布和卢蒙巴的电报中竟然说，“联合国安理会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接着，苏联的报刊不断地赞扬联合国“帮助刚果共和国政府保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期待联合国“采取坚决的措施”。一直到八月二十一日和九月十日，苏联政府两次发表的声明，还为镇压刚果人民的联合国大肆吹捧。
一九六一年，苏共领导又推动基赞加去参加在联合国军“保护”下召开的刚果议会和参加傀儡政府。苏共领导当时竟然欺骗说，刚果议会的召开是“年轻共和国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民族力量的胜利”。
事实很清楚，苏共领导的这些错误政策给美帝国主义侵略刚果帮了大忙。卢蒙巴被杀害，基赞加被拘禁，许多爱国者遭到迫害，刚果民族独立斗争遇到挫折，对于这些，苏共领导难道一点也不感到自己的责任吗？当代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区
苏共领导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的言行，遭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人民的反对，是理所当然的。可是，苏共领导并没有从这里得出必要的教训，改变他们的错误路线和政策，反而老羞成怒，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一系列诬蔑和攻击。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新理论”。公开信说，“根据这种理论，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竟然不是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同志看来，反帝斗争的决定性力量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而仍然是民族解放运动。”
首先，这是捏造。我们六月十四日的信件指出，当代世界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
我们还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根本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这种矛盾毫无疑问是很尖锐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把世界范围内的矛盾，简单地看成只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
我们的观点是清清楚楚的。
我们在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论证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形势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和作用。我们是这样说的：
第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
第二，“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
第三，“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严重地打击着和削弱着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基础，是当代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第五，“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
第六，“因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绝不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的全局性的问题。”
这些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也都是从现时代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科学分析得出来的结论。
谁都不能否认，目前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存在着大好的革命形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革命，是当前最重要的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力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区。
世界矛盾的集中点，世界政治斗争的集中点，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国际斗争和革命形势的变化而转移的。我们相信，在西欧和北美这些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和帝国主义的心脏地区，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发展，大搏斗的伟大日子，终有一天会要到来。那时，西欧和北美无疑地将成为世界政治斗争的集中点，成为世界矛盾的集中点。
列宁在一九一三年曾经说过：“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现出来了。”“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盛行及其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五百八十三页。）
斯大林在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