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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不区别正义战争和不义战争，不准革命。考茨基在一九一四年说，“在目前条件下，一般地对各民族来说，特别是对无产阶级来说，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一种不幸，我们讨论的是，我们用什么手段能够防止有爆发危险的战争，而不是哪些战争有益，哪些战争有害。”（考茨基：《战争时期的社会民主党》。）考茨基还说，“所有文明国家的广大人群越来越充满了对永恒的和平的要求。它暂时使我们时代本来的重大问题退居次要地位”。（考茨基：《战争与民主》导言。）
第五，宣扬唯武器论，反对革命的武装斗争。考茨基说过，“未来革命斗争之所以将越来越少地取决于武力，其原因之一，正如已经一再指出的，是现代政府军的装备较之‘普通老百姓’所拥有的武器具有巨大的优势，这种优势通常使普通老百姓的任何反抗一上来就没有成功的希望。”（考茨基：《社会民主党的教义问答》。）
第六，散布通过裁军就可以保卫世界和平、达到民族平等的谬论。伯恩施坦说，“在地球上确立和平、给人们以欢乐！我们不能停下来休息，我们必须努力，以便使社会一帆风顺地向前发展，通过国际协议和裁军达到人人都幸福，达到各民族权利一律平等。”（伯恩施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九一二年克姆尼兹代表大会上关于裁军问题的发言，载于《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手册（一九一○－－一九一三）》第二卷。）
第七，散布裁军节省下来的钱可以援助落后国家的谬论。考茨基说，“西欧的军备负担越少，就会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在中国、波斯、土耳其、南美等地建筑铁路，而这些工程同建造‘无畏舰’比较起来，是促进工业发展的一个更为有效得多的手段。”（考茨基：《再论裁军》。）
第八，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战略”献策。考茨基说，“文明欧洲的各民族（美国人也一样）通过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手段比通过军舰和飞机更能够维持近东和远东的和平。”（考茨基：《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
第九，对帝国主义操纵的国际联盟大加吹捧。考茨基说，“仅仅是国际联盟的存在就已经意味着和平事业的伟大成就。它是任何其他机构所不能提供的保卫和平的工具。”（考茨基：《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
第十，散布依靠美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幻想。考茨基说，“美国现在是世界最强的国家，一旦它在国际联盟中或者同国际联盟一起致力于防止战争，它就使国际联盟成为不可违抗的了。”（考茨基：《社会主义者和战争》。）
列宁无情地揭露了考茨基等人的丑恶面目。列宁指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和平主义“无非是对人民的一种安慰，无非是使各国政府便于在今后的美帝国主义大战中驯服群众的一种手段！”（《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百三十七页。）
斯大林指出，“这里最重要的是：社会民主党是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传播者，也就是说，在准备新战争和干涉方面，它是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支柱。”（《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一百七十四页。）
人们只要读一下赫鲁晓夫同志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言论，只要把赫鲁晓夫的言论同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人的言论对照一下，就会发现，赫鲁晓夫的观点并没有什么新创造，而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翻版。
赫鲁晓夫在战争与和平这个关系人类命运的问题上，正在步伯恩施坦的后尘，步考茨基的后尘。历史经验证明，这是一条对世界和平十分危险的道路。
为了有效地保卫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不能不拒绝和反对赫鲁晓夫的错误路线。最大的骗局
世界上最大的骗局，莫过于把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说成是爱好和平的天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企图在全世界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目标一直是：侵略和控制处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扑灭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并且进而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独霸全世界。
为了实现这种称霸世界的野心，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八年来，连续不断地在世界各地进行侵略战争和反革命武装干涉，并且积极准备新的世界战争。
事实很清楚，帝国主义仍然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当代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美帝国主义。这一点，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都做了明确的论断。
但是，苏共领导却认为美帝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爱好和平的。他们说，出现了能够清醒地估计局势的“明智”派。这种“明智”派的代表人物就是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
赫鲁晓夫曾经赞扬艾森豪威尔，说“他作为得到本国人民绝对信任的人”，“真诚希望和平”，“也像我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
赫鲁晓夫现在又赞扬肯尼迪，是一个比艾森豪威尔更能够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的人，“表现出对维护和平的关怀”，可以期待他“来为地球上的和平生活和创造性劳动保证可靠的条件”。
在散布谎言，美化帝国主义方面，赫鲁晓夫正像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一样卖劲。
苏共中央公开信对不同意他们这种谎言的人提出质问说，难道“真的认为，一切资产阶级政府在所有事情上都丧失了任何明智吗？”
他们显然不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在阶级社会里，根本没有超阶级的明智。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明智，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明智。所谓明智，就是善于按照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制定政策，善于根据本阶级的根本立场行动。肯尼迪之流的明智，就是根据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行动，就是帝国主义的明智。
在国际阶级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情况下，在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不断遭到挫败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者不能不更多地用和平的外衣把自己伪装起来。
肯尼迪的确善于使用和平的词令，玩弄和平的手法。但是，肯尼迪的和平欺骗政策，同肯尼迪的战争政策一样，都是为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服务的。
肯尼迪的“和平战略”，就是要把整个的地球，全部统一到以美帝国主义的“法律与正义为基础”的“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
肯尼迪的“和平战略”的主要点就是：
用和平手段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推广美国的新殖民主义。
用和平手段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渗透和控制。
用和平手段推动社会主义国家走南斯拉夫式的“和平演变”的道路。
用和平手段削弱和破坏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肯尼迪在最近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中，狂妄地宣称美苏和平的条件是：
一、要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到西德去；
二、不能容许社会主义的古巴存在；
三、要允许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自由选择”，也就是要在这些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四、不允许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如果可能的话，用“和平手段”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也是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一种惯伎。
反动阶级维持自己的统治和实行对外扩张，从来是依靠两手的。一手是牧师式的欺骗，一手是刽子手式的镇压。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政策和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从来是互相为用，互相补充的。作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代表的肯尼迪的明智，只能是更加奸险地玩弄这种两手政策。
反动的统治阶级倚仗的主要的一手，始终是暴力。牧师式的欺骗，是对暴力起辅助作用的。帝国主义从来是依靠实力地位来划分势力范围的。肯尼迪对这一点讲得很明白。他说，“归根结蒂，维护和平的唯一方法，是准备最终为我国而战，并且说到做到。”肯尼迪执政以来，推行所谓“灵活反应战略”，要求加速建立一支“多样化的军事力量”，加强“全面的实力”，以便美国能够随心所欲地打一切战争，不管是全面的还是有限的，核的还是常规的，大的还是小的。肯尼迪的这个狂妄计划，把美国扩军备战活动推进到空前的高峰。请看美国官方公布的一些事实：
第一，美国政府的军费开支，从一九六○财政年度的四百六十七亿美元，增加到一九六四财政年度预计的六百亿美元，达到了和平时期的最高水平，也超过了进行朝鲜战争时期的水平。
第二，肯尼迪最近宣称，两年多来，美国的“战略警备部队”的核武器的数目增加了百分之百，作好战斗准备的陆军师的数目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采购空运飞机的数量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五，“特种游击队”和“反暴乱部队”增加了将近五倍。
第三，美国的战略目标联合计划参谋部，已经制定了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核战争的计划。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今年年初宣称，“我们准备在整个时期建立能摧毁几乎苏联所有的‘软’的和‘半硬’的军事目标（即地面的和半地下的基地）以及他们许多极为坚固的导弹发射场的力量。此外，还要建立一支保护得很好的力量，用来进攻或者以备将来进攻他们的城市和工业区”。
美国进一步加强了矛头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导弹基地网，大大加强了在海外的携带导弹的核潜艇的部署。
同时，美国指挥下的北大西洋集团军队，今年以来向东推进，贴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的前沿。
第四，肯尼迪政府加强了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军事部署，并且大力扩充陆、空、海三军的“特种作战部队”，用来对付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运动。美国把越南南方作为它进行“特种战争”的试验场，美国在南越的部队已经增加到一万六千人以上。
第五，肯尼迪政府加强了战争指挥机构。它成立了“进击司令部”，统辖一支平时保持高度战斗准备的陆、空联合部队，以便能及时调动他们在世界各地挑起战争。它成立了地面的和地下的全国军事指挥中心，还组成了分别设立在飞机和军舰上的紧急空中指挥所和紧急海上指挥所。
这些事实说明，美帝国主义是当代最狂热的军国主义和新的世界战争的策划者，是世界和平的最凶恶的敌人。
可见，美帝国主义并不因为赫鲁晓夫向它念圣经、唱颂歌而变成美丽的天使，并不因为赫鲁晓夫对它焚香膜拜而变成善心的菩萨。在这方面，不管赫鲁晓夫怎样给美帝国主义帮忙，美帝国主义却丝毫不给赫鲁晓夫赏脸。它总是要不断地用新的大量的侵略活动和战争活动，来自己揭露自己的和平伪装，也就是不断地打了赫鲁晓夫的耳光，宣告赫鲁晓夫美化帝国主义的种种谬论的破产。这对于甘心充当美帝国主义辩护士的人来说，实在是很可悲的。关于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正在积极准备新的世界战争，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这是事实。我们应当把这个事实告诉人民群众。
但是，新的世界战争能不能防止呢？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的观点，从来是十分明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毛泽东同志对战后的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就提出新的世界战争可能防止的论点。
早在一九四六年，毛泽东同志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名的谈话中就说：
“在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时候，美国反动派如此大吹大擂地强调美苏战争，闹得乌烟瘴气，就使人不能不来看看他们的实际目的。原来他们是在反苏的口号下面，疯狂地进攻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我以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一百九十二页。）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是针对着当时对于国际形势的一种悲观估计说的。那时候，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日益加紧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鼓吹所谓“美苏必战”，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蒋介石反动派也大肆进行这种宣传，来吓唬中国人民。当时有一些同志，对于这种讹诈，产生畏惧的心理，在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反动派发动的武装进攻面前，表示软弱，不敢坚决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毛泽东同志则相反。他指出，只要对世界反动力量进行坚决的有效的斗争，新的世界大战就可以避免。
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论断，已经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所证实。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国际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九五○年六月，毛泽东同志指出：
“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一九五○年六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同志在各国兄弟党会议上，详细地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的变化，论证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他借用中国古典小说中一句成语“东风压倒西风”来形象地比喻这种形势。他说，“我认为目前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