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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父释然地告诉我，货船准时开船了。
2。血渍（1）
姨父在船上立脚未稳，“远洋”公司一把手就建议他分管全公司“落实政策”的工作。所谓“落实政策”，就是平反冤假错案。按照历次政治运动的规律，运动初期是来不及制定相关政策或是可以不讲政策的。这时已经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公司清理“专案”、“落实政策”的工作就交给了对自己的政策尚未得到落实的朱汉雄同志。姨父对一把手说，我刚从牢里放出来呀，东南西北都摸不清楚，叫我搞什么“专案”，落实什么政策，你莫找错了人啊！一把手说，不要推了，就是你了，你这个老公安局长搞这个事是家常便饭。
作为一名老公安局长，姨父知道，历次政治运动一哄而起的时候，对一切被认定有问题的人只能采用“有罪推定”法，否则就是“右倾”；是“屁股坐错了地方”；是“不革命”或是“反革命”。从他数十年前在延安被“抢救”到“文化大革命”被捕入狱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这样，因而造成了一批又一批的冤假错案，同时也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制造冤假错案的“左派”。历次运动，概莫能外。现在，他感到历史给了他一次使用逆向思维的机会，他要采用“无罪推定”法清理冤假错案。但他必须作好准备，一旦遇到了风吹草动，他必须承担“给坏人翻案”的政治风险。
因此，朱汉雄同志还必须对朱汉雄同志做好说服工作：第一，平反冤假错案不属于航海专业，用不着机械动力学和高等数学，你总不能再说自己不懂行嘛！第二，一般说来，背着“黑锅”的人更能体会别人背着“黑锅”、亟待解脱的痛苦，不找你找谁？第三，要推翻冤假错案当然是需要一些胆量的，你打过仗；坐过牢，胆子应该大一些，你不上谁上？朱汉雄同志已经把朱汉雄同志逼得无路可走，只好责无旁贷地把平反冤假错案的风险落实在自己的肩上。据说，自从宣布他负责平反工作的第一天起，他的办公室的门就是敞开着或是虚掩着的，如同“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随时听得到“击鼓鸣冤”。
姨父一接触公司的“专案”就感到极大的震惊。全公司竟有二百六十多人受到了打击迫害，其中主要是船长、轮机长、大副、二副等高级技术骨干和精通企业管理的专业人才。仅在上海的分支机构，就有九十七人被赶出了“远洋”公司。他还必须扩大清理“专案”的时间范围，因为对这批业务骨干的错批错斗是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四清”运动开始的，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又发展到了更加骇人听闻的程度。
姨父在触摸一部被扭曲的历史。他了解到，旧中国根本没有远洋船队，新中国到了1961年才组建了自己的第一支远洋船队。作为这支远洋船队的技术骨干，几乎都是从国外回来或是在外国的远洋船上做过事情的。他们为开创新中国的航运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却由于个人历史问题、家庭出身问题、海外关系问题或是无限上纲的其他问题，有的被抓起来了，有的被错批错斗了，有的下放到县城以下的基层单位“用非所学”了，有的被扣发工资、降职使用了。姨父感叹地说，在外国，远洋船上的船长、轮机长、大副、二副是很神气的呀，社会地位是很高的，都是不得了的人物。国内的政治运动却把人家整得灰溜溜、惨兮兮的，这是历史的大教训。
在姨父朱汉雄同志为领袖和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做了大半辈子的安全保卫工作之后，才突然发现，包括这一批专业技术人才在内的人民群众却处于极不安全的状态。比着他们，姨父甚至可以认为自己还算是一个幸运的人，因为在他不明不白地走出冤狱、稀里糊涂地被降职使用的时候，还毕竟回到了“当权派”的位置上。他必须以一个“一只手的老八路”的高度责任感，为这里的人民群众做一做“安全保卫”工作，为一大批蒙受冤屈的普通人讨回公道。
有一个叫沈祖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英国轮船公司“雷贝利号”远洋货轮上的轮机长。“雷贝利号”给英军运送军火，为抗击德国法西斯作出了重大贡献。一次，“雷贝利号”经过莫桑比克海峡时，受到德国潜艇的袭击，起火沉没。沈祖挺与四十名船员乘救生艇，漂流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他在幸存者中是职务最高的，就自动担负起领导责任，用鲁宾逊的故事激发大家的生存勇气，自造淡水，觅食鸟蛋、鸟肉、海龟肉，战胜了难以想像的困难，在孤岛坚持七十五天，后被英军飞机发现而得救。沈祖挺被称为“现代鲁滨逊”而享誉英国，并受到英国王室的褒奖。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祖国效力，成为我国远洋航运的技术权威，任广州远洋公司总轮机长。但他在“四清”时就挨了整。“文化大革命”初期大抄家，又从他家里抄出了英国王室颁发给他的勋章和佩剑，这就成了他为英国殖民者忠诚效力的罪证而受到残酷的批斗。他悲愤绝望，上吊自杀了。一个“一只手的老八路”和他领导的复查小组终于站出来叩问历史，为沈祖挺大声辩护，在二战期间，英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同盟国，英国王室对于沈祖挺的褒奖，不属于殖民主义性质，而具有明确的反法西斯的目的。沈祖挺终得昭雪。
另一个受到迫害的是远洋总船长陈肄言。他的罪状更具有荒诞性和传奇性。大抄家时，在他家里抄出了一个布包，布包里只装着一条白毛巾，毛巾上印着一片陈旧的血渍。这就大大激发了那个年代特有的政治想像力，陈旧的血渍就成了他暗藏下来的一笔神秘的“血债”。但是，朱汉雄同志和他领导的复查小组查明，毛巾上的血渍仅仅记录着一个富有东方古典浪漫色彩的新婚故事，那是陈肄言和他的妻子在新婚之夜保存下来的“处女血”。而这时，不堪羞辱的陈肄言已经含冤去世。复查小组为他平反昭雪时，还不得不去触动一对东方夫妻的情感隐私。姨父说，应该搞一个电视剧，名字就叫《血渍》。
2。血渍（2）
当姨父抓紧清理公司的积案时，省委组织部曾两次找他，向他宣布了《关于朱汉雄问题的审查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两次报告都只字未提所谓“窃听案”和“现行反革命”的问题，却仍然在遣词造句上严格把关，不称朱汉雄为“同志”。第一次结论，说他“犯有严重错误，免予处分”。他拒绝签字，只是把眼睛瞪起来，问：“我有什么严重错误？”没有得到回答，他转身就走。第二次结论，把“犯有严重错误”改成了“犯有错误”，他再次把眼睛瞪起来，再次丢下一句话：“我有什么错误？”没有回答，他再次转身走人。他之所以走得那么匆忙，是因为公司里的冤假错案堆积如山。他又在一个女医生的档案里发现了一顶骇死人的大帽子：“特嫌”，即“特务嫌疑”，“帽子”底下却没有任何事实根据。需要他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太离奇了。他已经没有兴趣在自己是“犯有严重错误”还是“犯有错误”，或者压根儿“没有错误”的问题上花费精力。
女医生对自己被内定为“特嫌”毫不知情，因而不会跑出来向他申诉。但他必须对一个普通公民做一次最起码的安全保卫工作，必须追查一下，定她“特嫌”的根据是什么？他看了档案，才知道这是向省公安厅打过报告的，属于“内部控制”。姨父又问，公安厅的根据是什么？下属说，公安厅的事情，我们查不了。姨父说，怎么查不了？那里也没有天王老子地王爷，“帽子”给人家戴了二十年，为什么不可以掀开帽子看一看？复查小组的同志带上公函去公安厅调来档案，他从档案中查出公司保卫科最早呈送公安厅的一个报告，说这个女医生出生于香港，解放初期从香港回内地读书，她从香港什么地方回来的、跟什么人一起回来的，都搞不清楚，需要审查。公安厅批复，同意审查。此后未作审查，也没法审查，就拖下来了，到了“四清”运动的档案里，她就变成了“特嫌”。多亏这是一位医术精湛、作风细致的“白衣天使”，没有发生过一丁点医疗事故，否则，就可能随时演绎出一个“反特破案”的曲折故事。姨父再一次感到震惊。他让人事部门立即写了报告，上报公安厅，由公安厅作出了撤销“特嫌 ”的决定。
公司的平反冤案工作，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3年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后的1979年结束，其中经历了“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严重干扰，历时七年，终使二百六十多名蒙受冤屈的人全部得到了平反昭雪。被抓到监狱里的人接回来了，下放到粤北基层的人全部收回了，扣发工资的全部补发了。从上海分支机构里下放、流失的九十多个人却没有回来，因为上海市委发现了这是一批难得的人才，把他们留在上海远洋运输公司，成了那里的技术骨干。
姨父自己的平反问题却迟迟没有下文。自从他两次拒绝在审查结论上签字，已经过去了四五年，“四人帮”也被打倒三年了，标志着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开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开过了，组织部门却迟迟没有找过他。
3。螃蟹的过错（1）
姨父有过好多次向中央首长申诉委屈的机会。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复出后，姨父曾在珠江码头上碰见邓小平陪外宾游览珠江。“首长好！”他向老首长行了一个军礼，“首长还记不记得我？”邓小平望着他，露出微笑说：“有印象，只是记不住名字了。”姨父说：“我是朱汉雄。在大别山的时候……”邓小平点头说：“哦，想起来了。”跟他握了手，又忙着跟外宾一起上船了。姨父说，小平同志吃过多少苦头哇，轮不到我向他诉苦。后来，这位老首长不是又被打倒了一次吗？我怎能向他诉苦？
跟邓小平的邂逅相遇，使他想起遥远的坚持大别山的艰苦岁月。
姨父说，他是在1947年年末被任命为刘邓司令部警卫团政委的。那时候，司令部有一个使用手摇发电的小电台，正在抄收毛主席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央会议上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个文件很长，一天只能抄收一段，好几天才抄收完毕。一连好几天，司令部里的同志都在互相传阅、传诵这个文件，盼望着抄收下一段。在敌人心脏里艰苦卓绝地坚持在大别山区的刘邓大军，欢欣鼓舞地听到了电波里传来的领袖的声音：“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每个人都为此热血沸腾。
正是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野战军司令部机要室主任黄兴正向姨父传达命令，“五号”首长要你到警卫团当政治委员，你马上到警卫团报到。在战争年代，为了首长的安全，军内只称代号。要他到警卫团当政委的“五号”首长是李达参谋长。姨父却绷着脸说，我不干。黄兴正说，你不干？你找“五号”首长说去！他就找到了李达参谋长。李达问，你为什么不干？姨父说，我干不了哇！首长身边只有一个警卫团，这个团还只有四个战斗连，我担不起这么重的担子。李达气咻咻地说，是“三号”点名叫你干的，你找“三号”说去！李达说完，就不再理他。“三号”首长是邓小平政委，他一听就吓了一跳，不敢再讲二话了。队伍就要开始行军，司令部的队列里已经没有了他的位置。不远处，警卫团也在那边集合。他没有勇气去找邓小平政委“泡蘑菇”，急忙牵着骡子，到警卫团报到去了。
姨父至今也想不明白，邓小平政委为什么挑了他这个“少了一个爪子”的人当了警卫团政委。在此之前，他曾受到过邓政委的批评。那是在鄂东搞“急行土改”的时候，他带着工作队去乡下搞点棉花、布匹，带回来做棉衣。小平同志留下的一张经常被报刊使用的照片上，穿着一件臃肿的大棉袄，就是那次搞到的布匹，用稻草灰染成灰色，请驻地农家老大娘缝的。搞布匹时，还捎带着在地主的田地里撅了一些没有成熟的甘蔗带回来，分给大家吃。邓政委的警卫员康溧也削了一节甘蔗，送给邓政委吃。邓政委见了甘蔗，若有所思，问道，这是哪里弄来的？康溧说，是特派员分给我们的。邓政委就让警卫员把他叫去说：“甘蔗有什么吃头哇？这又不是粮食，粮食可以顶饥，甘蔗熟了，老百姓是要榨糖的，这样吃了很可惜。”姨父讲到这里，故事就没了下文。我问，你对小平同志的批评怎么没个态度？姨父惊讶地说，你还要我有个啥态度？我规规矩矩站着听就是了。小平同志是很严肃的，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我听了赶紧走人，也不要有多余的话，马上改正就是了。
1948年2月，刘邓大军主力转出大别山，粉碎敌人的防御体系，去争取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的伟大胜利。新上任的警卫团政委也在胜利的大进军中续写着一个“一只手的老八路”的历史。他当然不会想到，新中国成立多年以后，还会发生如此令人忧心如焚的党内斗争，而且会冷不丁地冒出来一个“窃听案”。
姨父刚出狱时，原国家副主席、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老人偕夫人来到了广州。董老没有忘记这个在警卫和接待工作中多次为他提供服务的人，听说他出狱了，特意让老伴何莲芝来家里看望他。何莲芝一看他们一家五口人挤在一间房子里，只有一张床，就问，你们怎么住呀？六姨说，我们两个和小女儿睡一张床。晚上，再用两个箱子对成一张小床。大女儿、二女儿一个上夜班、一个上白班，在两个箱子上轮流睡。要是两个人都回来，一张小床睡不下，就挤到邻居家女孩的床上，有的头朝里，有的头朝外。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