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8）。
我突然想起《鹿鼎记》中的一段话：“韦小宝的脸皮之厚，在康熙年间也算得是数一数二，但听了这几句话，脸上居然也不禁为之一红”。
不上课，图书馆总该去吧？但说实话，图书馆对于已经有了女朋友的男生来说，吸引力实在是不大。我们宿舍老三去图书馆是最勤的，我相信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绝不是自己刻苦攻读的情景，而是一个个女孩从他身边掠过，暗香浮动，裙裾飘飘，他的嘴张得像一张影碟，舌头恰恰伸出一点，就像影碟中央的那个小眼，并幻想着自己在书香世界里的浪漫邂逅。幸亏他大学期间一直没有恋爱成功，才得以保持我们宿舍上图书馆最勤最久的纪录。
图书馆给我留下的记忆，就是那种汗牛充栋的绝望感，所以宁愿躲在宿舍里看自己手头仅有的那五六本书。
一次期末考试，突然想起，借的书要再不还到图书馆，就要拖到下学期，就要被扣证了。于是在两门考试的间隙急匆匆来到图书馆，结果被管理员拦住，说不能穿拖鞋进去，这是规定。
不让穿拖鞋？那就不穿呗。我憨直的脑子根本没有多想，马上就把脚丫从拖鞋中脱出，光着脚跑进去。管理员也似乎觉得我这样做得很对，还在馆门口帮那双老鞋子放哨，直到我下来，也没说什么。
人在情急之下产生的逻辑真的是很奇妙。《野鹅敢死队》中也有这样一幕，敢死队员们被困在非洲，瑞弗上尉说要想办法出去。肖恩中尉一声冷笑：“切！难道你要我们走出非洲吗？”
“那你就跑吧。”瑞弗马上回答道。
工作后先住单身宿舍，室友毕业于兰州大学，非常勤学。他说起在兰州大学图书馆的逸事，经常会借到好些年没人动过的书。有一本书借书卡的上一个名字是顾颉刚（9），令他唏嘘良久。
按照推断，顾颉刚建国前在兰州大学执教期间借阅过的书，时隔半个世纪，才被另一个年轻人捧在手中抚摩，盯着借书卡上那个名字发愣。这一情景要让余秋雨老师知道，肯定能写出一篇很人文主义、很“大文化”的佳文。
而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尚在学校就读的弟弟妹妹们，看看你们手中的书，有没有先哲的体温和指纹？
图书馆里有许多书，就像野百合一样没有经历过春天，借书卡上永远是一片空白，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枯黄。但也有些书，就像春色无边的艳妇，五陵年少争缠头，秋月春风等闲度（10）。记忆中最抢手的，就是金庸的书了。每一本都被翻得破破烂烂的，连收垃圾的都不愿意要。
那年头的学校是很人道的，配备了许多套金庸来满足大家，但依然是狼多肉少，于是，一些有创业头脑的同学便集资大量购进畅销图书，做起了租书的买卖。为了追求高利润，他们还进行高投资、高风险的租书事业，比如斥巨资购进号称“足本”的港版《金瓶梅》等。这些历练对年轻的老板们很有好处，走向社会后他们中许多人当了书商，凭借对图书市场的准确判断，使其迅速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哦，如今他们又玩起了房地产和期货，再不济也玩起了小姐或二奶。
集腋成裘，老是花钱租书看，经济上也承受不起，好在此时贫富不均已经在我们中间开始显现。对门宿舍有头猪不知道为什么特有钱，能买许多闲书，金庸之外还有许多，都是图书馆里没有的好货色。我们就忍着他的恶声恶相，卑下地借来看之。
这同学是安徽蒙城人，后来我心目中的文化界一大公害牛群先生（另一公害是张俊以老师）要去蒙城祸害一方，说是扶贫。我深表怀疑，因为我觉得那里的人都富得流油，上学时就买得起温瑞安大薮春彦（11）之类。
对了，还有《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一本令我感到严重挫折和奇耻大辱的书。
前面提到的《青春诗历》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的，必须通过邮购才能买到。我高三和大一各买一年，得到的最大好处是疯狂崇拜上了有诗作收录其中的我校女教师杨榴红，得到的附加好处是经常收到该社的邮购目录。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这份书目都值得精读并憧憬好几遍的。
我们宿舍老二是个很有经济头脑的人，他研究了一番书目后，给湖南文艺出版社汇去四十元钱，求购十本《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半月后，图书到货，他给自己留下一本，然后去各宿舍游走，一层楼都没走完，就将其余九本以每本八元的价格售出，净赚三十六元——足够过很阔绰的一个月的生活费。
老二的这一举动令我艳羡不已，把自己补丁摞补丁的破衣服口袋翻了个遍，凑够八十元钱，也给汇出去，求购二十本。按照我的商业计划书，自己一本也不留，都给卖出去，就是三个月的生活费了——我比老二节省，或者，黑黑心一本卖十块，就可以赚一百二了……这一蓝图令我开始设计自己的大款生活细节，经常得折腾到黎明才能入睡——自从一次成功的失恋后，我再次尝到了失眠的滋味。
半月后，湖南文艺出版社给我来信，说《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一书已经停止发行——没有言说的原因是被有关部门禁止了，那一拨还有《玫瑰梦》等共四本。天可怜见，他们的信用等级还算较好，把本钱给我退了回来。跟风发财的一枕黄粱破灭后，我深刻地体会到了那句话：第一次把女人比喻成花的人是天才，第二次这么说的就是庸才。
《射雕英雄传》中，杨康和穆念慈的爱情与郭靖和黄蓉俨然形成两条平行主线，双峰对峙，两水分流。事实上前者更让人动情，因为郭黄之间的完美爱情太过平面乏味了些，相较而言，杨康的爱情夹杂了凄楚、禁忌、叛逆、毁灭，立体感十足，非常有嚼头。
爱情不坏，观众不爱。大学里的读书生涯也是这样。四年下来，那些平实扎实的阅读镜头很难想起，能浮现在脑海中的，还是这些悖离读书内涵的行为艺术。
尽管在我的回忆中充满了荒唐的碎片，但事实上我们还是要认真读些书的，因为、因为我们是读书人，要靠这个吃饭的。
钱钟书在《写在人生边上》一书中解读伊索寓言故事，在那则“蚂蚁与促织的故事”中写道：“促织饿死了，本身就做蚂蚁的粮食；同样，生前养不活自己的大作家，到了死后偏有一大批人靠他生活，譬如，写回忆怀念文字的亲戚和朋友，写研究论文的批评家和学者。”曹雪芹养活了一大堆红学家，钱钟书养活了一小堆钱学家，而我们，也要注定靠这些大师养活了。
我们大多状态下读书，就是为了这个，好让大师把我们养活起来——用他们来写稿子，用他们来搞研究，用他们来获取留京名额，用他们来申请去做访问学者，可以出国买那么多家用电器。
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办法，至少是我，还是琢磨出一些很好的偷懒窍门。
一，必修课的学分还是要拿到，意即那些某个圈子里必须要读的书，宛如通行证，又如装饰品。我们上学那会，这方面的书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拯救与逍遥》、《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理论风云》等，还有李敖、米兰和昆德拉，都不可不读。
二，要对那些大俗书做永不沾惹状，意即那些人民喜欢的书，如金庸、《简·爱》、《存在与虚无》等。第三本我要着重说一下，这本书本来是必修课范畴，但其兴也忽焉，马上风行全北京，我经常见到那些来宿舍里用袜子换粮票的小贩，他们的书包里也塞这么一本，就有理由对本来也读不下去的萨特先生挥手说拜拜了，其亡也勃焉。至于金庸，更为读书人所不齿，流风所及，连不读书的人也要对其嗤之以鼻，不信你看央视拍《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的那些杂碎，谁都有胆子说自己从来没看过金庸，或是——“只是在去外景的飞机上扫了一眼”，真够有性格。
三，留心搜集并阅读一些比较偏门的书，特别是那些印数只有一两千的，绝对是抬高你身价的不二法宝。漓江出版社出的《在路上》首版只印了2200册，而我就拥有其中之一，使得我在许多读书人面前腰杆硬了许多。而我无意中看过洛蒂的《冰岛渔夫》，后来跟人讲起，险些成功地俘获一个美女的芳心——如果我能再说出那本《巴比伦的抽签游戏》（12）的话。
四，多看些书评，将其观点窃为己用，也够抵挡一阵的。这方面最好使的工具是《读书》、《书城》杂志，你只要记住那上面说过的书名，然后在某个高级沙龙里淡淡地提起，就可以震晕一大片。并且我可以打包票，沙龙里那些尊贵的客人绝对没胆量与你接着往下深谈那本书，尽管他也“哦”地点一下头做恍然大悟并也曾读过的样子。后来见到了《读书》杂志的主编沈昌文先生，在心里对他深鞠一躬，因为他的杂志实在是帮了俺太多的忙。沈先生被人称作“沈公”，是我所知道的出版界惟一被人叫“公”的在世人，看来得其恩惠的绝不止我一个。
五，要有随机应变的机智。看书再多，也有不够用的时候，这时候就需要你发挥创造性思维了。大四下学期，学校给了我们半年时间来写论文，打足麻将之后，我用大半天时间将毕业论文一挥而就，除了将囤积在肚里的学问引经据典一番外，还编造了许多名人名言来增加说服力，如“诚如俄罗斯神学家傻彼德洛维奇所言：‘真正的无知就是意识不到自己的无知’”等等。最终，我拿到了学士学位，拿到了红彤彤的毕业证。这一诀窍在后来的社交场合也让我变得德高望重，如有一次我轻描淡写地说：“幽默感就是分寸感”，一个老实人赞同得差点儿背过气去。我马上加了个人名：“维多利亚时期的意大利诗人二头蛋说的。”伊不迭地点头：“说得真好。”我又冷冷地说：“赞成即是利用。——美国总统杰斐逊说的。”然后急忙去掐伊的人中。我现在惟一的愿望就是，在我去世之后，千万别在阴间真的碰到什么傻彼德洛维奇和二头蛋，让他们告我个诽谤。
六，如果你正看大俗书的时候被人撞见，一定要面不改色。要知道第一个赞美金庸的名人是数学家华罗庚——他老人家写的文章不知道要比那些所谓的作家精彩多少倍——做到人家那地步才叫“虽万千人吾往矣，强且矫”。如果捉你现行的是你心爱的姑娘，你就要跟她说，雅和俗绝对不是对立的，也绝对不是分别存在于两种人身上，而是一个人既有雅不可耐的一面，也有俗不可耐的一面，这样的混合体才符合刘再复老师的性格组合论。然后……你就向她展示你俗不可耐的一面吧。
我们的八十年代
曾经见某些人讨论，最希望生活在哪个时代？大家莫衷一是。我记得列举的年代有蒹葭苍苍的西周、游侠纵横的先秦、杜牧时代的扬州、李白生活的盛唐、名士风流建安风骨的魏晋、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拓荒与内战时的美国等等。
我想了又想，答案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上大学。
是的，我要高声歌颂的八十年代。
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用多少碎片也描述不尽的。只选择一些与这篇文章不跑题的花絮——那年头，一个偏远小城的路边书摊上摆的可能都是《快乐的哲学》（13）；那年头，学生可以在深夜踹开老师的门，就因为看了一本书激动得睡不着觉。
那年头，理想主义还有很大市场，我们学校有一个搞民俗研究的男老师，文弱苍白，衣着寒酸，却靠自己跋山涉水采集来的民歌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一个校花嫁给了他，他经常与年轻貌美的妻子在校园园散步，让俺们流口水。我都没有信心打听他们如今怎么样了，但愿他们的爱情能经受得起市场经济的冲刷。
那年头，海子可以从南走到北，又从北走到黑。在他自杀前的流浪岁月中，可以身上没有一分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据说他走进昌平的一家饭馆，开门见山说自己没钱，但可以给老板背诗，换顿饭吃。老板说诗他听不懂，但他可以管诗人吃饭。
大家的眼中只有海子，可有谁注意到他旅途中的路人，冬天里的柴禾，四季中的粮食？
是他们，不懂诗却懂得尊敬诗的人们，给了他所需的养分、绽放的信心，才让诗人成为诗人。
最后，海子痛苦得性起，索性想表演一把自杀。好在，他享受了选择死亡的权利，社会也尽到了让他吃饱饭的责任。那是一个好年景。
那年头，新闻事业也突破了从前的羁绊，进入了一个比较繁荣的时期，试举三例：某次人大会，有一位代表举手否决，一张照片便是，诺大的会场，只有一个手臂孤零零地举着，孤标而倔强；某次党代会，一位女记者给邓小平递了个纸条，告诉他今天是世界戒烟日，提醒他不要抽烟，小平笑着掐灭了烟头；某次工作会，与会官员纷纷睡觉，电视记者都没办法取景，灵机一动，将众人睡态拍下，标题便是《工作会竟成了睡觉会》。
我们尽可以赞第一个记者有眼光，第二个记者有勇气，第三个记者有头脑，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到这样的事实：那张照片获得全国好新闻奖，那张纸条被作为党代会花絮刊登于《人民日报》，那则新闻当晚被中央电视台播出。如果没有鼓励他们这样发现新闻处理新闻散布新闻的大环境，所有的眼光、勇气和头脑恐怕都无从谈起。
我们的八十年代。
热爱八十年代，我至少可以说出六十六条理由，但最重要的一条是，那个年代允许学生可以不读书。
像前面提到的现代文学老师，在我们宿舍进行了一番考前辅导（其实也就是划划重点，免得让我们作弊的时候都不知道从书上哪一页抄起）后，颇有感慨地说：“其实我教你们的，都是垃圾。要有人能重写现当代文学史就好了。”他抬起忧国忧民的脸，看着我们一双双愚昧又茫然的眼，不禁由衷叹了口气：“可惜，教的是你们这帮杂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