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古代战争有关的成语，而且有借刀杀人、趁火打劫、笑里藏刀、混水摸鱼之类绝对贬义的词语，还有美人计、连环计这样下作的诡计。人们在追求谋略的时候，似乎所要学的就是无所顾忌的“坏招”，而《三十六计》恰是这种坏招和诡道的赤裸裸的集大成者，在展示阴谋诡计的时候，一点掩饰都没有。诚然，“兵者，诡道也。”但这个诡道主要是指技术的层面。宏观的军事理论，从来都是要讲“道”的，得人心者与否，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无所顾忌地一味使坏，将诡计诈术进行到底，可能会有一时的效果，但真正的赢家却往往不是这种面目，他们的谋略库里，一般都有些别的东西。而在基本上不存在肉体消灭的所谓商战中，总是瞄着置人死地的损招坏招，更是不能轻用。用诡计经商，除了逞一时之快、得一时之利之外，最后祸害的是施用者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十六计》这种东西实际上是一种充斥了诱惑力的毒品，一旦陷进去以后，就只能靠戕害自身来打发时光，虽然有暂时的兴奋，但终归是摸着小鬼鼻子度日，离死不远。
首先，商场和官场上的“战争”，是一种共处状态的所谓战争，事实上谁也消灭不了谁，无论你有多大的能耐，都必须跟别人分享这个世界。从前有人曾经幻想，整个世界所有的人都死光，只剩下一个漂亮姑娘和一个卖大饼的。但如果卖大饼的存在，后面还得有磨面的，磨面的后面还得有种麦子的，以此类推，最后还要演化出一个很多人共存的世界。如果跟每一个对手的博弈都是零和格局，一个全得，一个全失，将对手剥得干干净净，而你捞得满盆满罐，那么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沦为孤家寡人，在商场上没有人敢跟你做生意，在官场你将成为众矢之的。所以，现实是，你活别人也要活，大狗叫，小狗也要叫，高明的竞争者，都明白要给对手留有余地，让你的对手也有利可图。你的赢，只是比对手多占了一点先机或者便宜。商场上总是要保有更多的长久的客户，交更多的生意上的朋友，行诡诈之术，一锤子买卖，只有那些混不下去了、或者安心坑人的人才干的，这种事情，连真正成熟的黑道中人都不屑于为。对于正经的商家而言，诡计诈术如同诸葛亮的空城计，实在万不得已，偶一为之也许勉强可以，用多了，不仅诚信全失，而且容易让多年积累起来的资源消失殆尽。事实上，历史证明，一个热衷于诡道的人，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其次，我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除了自己之外，别人的智商都特别地低，这是一种许多人都情不自禁地喜欢犯的毛病，一犯就身轻如燕，自许甚高。可惜，事实恰恰相反，即使对于那些比较聪明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你聪明，别人也不笨，你能使诈，别人也能。你能用的东西，别人照样可以请君入瓮，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往往沾沾自喜玩了别人一道的时候，很可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玩了人，人家报复起来很可能更加疯狂。更可虑者，如果专业就是骗人也就罢了，如果不是，可以骗一次两次，总是骗，人家就把你归到骗子一类了。西方有言道：你可以在所有时间欺骗某些人，可以在某些时间欺骗所有人，但你不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在一个信息日益发达的世界，随着我们国家跟世界的接轨，商业信息逐渐公开透明，那些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地方骗一个地方坑一个地方的“商家”，日子将越来越不好过。同样，在官场上，如果以金、色相贿，上司没有道理不欢喜，但如果玩了空城计、美人计、苦肉计，比如把上司送上美人的床然后用针孔摄像机录像，即使一时得计，日后的麻烦肯定少不了。即使没有这么黑，如果老爱玩些拉拉打打、远交近攻、借刀杀人的把戏，一旦名声出来了，估计上级领导也不会喜欢，因为他也担心说不定哪天被你玩了。
最后，诡道不应该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游戏规则。如果任凭阴谋诡计横行，那么最可怕的是毒化了整个社会的空气。轻则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十分费力，成本奇高；见了美女就担心美人计，碰到交易，就担心空城计（空手套白狼），人家哭，说是苦肉计，人家笑，说是笑里藏刀；你算计人，人算计你，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重则导致社会变成狼的世界，人吃人，从骗与诈变成明火执仗的抢与杀。到了那个时候，所有的人，富的和穷的，将一同进入艰难时刻，谁也没有好日子过。在1920年代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盗匪横行，穷人强者沦为匪盗，弱者填了沟壑，而那些有钱的华侨们，则把自己的住宅盖成钢筋水泥、钢窗铁门的碉楼，住在里面跟蹲监狱一般，一有风吹草动，就心惊肉跳。在这样的世界里生活，有钱又有什么意思呢？（现在广东的开平，碉楼还在，有心者可以一观）
中国现在正面临一个转型时期，旧的规则已经瓦解，新的规则还没有最终形成。游戏规则的混乱，裁判下场踢球，侥幸者有了太多的侥幸，引得人们向往着新的侥幸。但是，混乱必须终止，转型不能拖久，否则，已经富的将要变穷，穷的也无法变富，前景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赤贫。所以，已经侥幸的，不要再希图侥幸；没有侥幸的，也不要幻想侥幸。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只有在规矩的社会里，人们才都有希望，太平世界才是大家过好日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不必把财产弄出国境，不需要担心不知什么时候落到头上的无妄之灾；发财的路虽然可能没有什么捷径，但获得的财富绝对是踏实的，有一分便是一分。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遗产，何必把眼睛只盯在区区诡计上，说到底，诡计不过是些小把戏、小聪明。要想学点祖先的智慧，我们有兵家的庙算、奇正之变，儒家的留有余地、中庸之道，道家的以柔克刚、有为有弗为，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
有人说，中国传统的东西往往有成瘾性，好的东西如此，坏的东西也如此。诡道之学就是一个，这是一种真正可以倾人身家的海洛因。
站在地上看世界
大学的时候上农学课，老师告诉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适合农耕的国度了，因为积温高，我们在黑龙江依然能种水稻，而同纬度的欧洲，则只能长燕麦。后来，改行弄文，知道了中国人其实也是世界上最善于种地，也最乐于种地的族群。走到哪里，无论气候如何，哪怕是在沙漠和北极，也会尝试着撒把种子，看能不能长出来点什么。
会种地的民族对土地自然十分看重，对地的边界早就有清晰的意识，开始是你部落的我部落的，然后就是你家的我家的，过了界就会起纠纷、闹械斗。不像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赶着牛羊一走就是几千里，哪儿合适哪儿安家，土地的界限从来不很清楚。在中世纪，有了边界意味生产力高，出产的财富多，但有了边界就容易把自己圈在里面，生于斯长于斯老死于斯，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会动窝。来华的外国传教士有时很诧异（比如那个写了《真正的中国佬》的何天爵），中国怎么会有连近在咫尺的县城一辈子都没有去过的农民？确实，这样的人还真不少，除了他们家那一亩三分地，活一辈子，顶多去周边村子赶赶集。不愿意动弹说明对自己乡土的固执加依恋，其实出去的人，也同样对自己的乡土恋恋不舍，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去的地方有多么花团锦绣，说起来还是自己的家乡好，哪怕家乡是块兔子不拉屎的穷地方。小时候，长在北大荒，周围都是山东逃荒来的移民，这些人说老家时感觉那个好，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非要来到这个蛮荒之地。这种情绪甚至传了代，害得我那些没有三块豆腐高的同学，也张口闭口老家长老家短的。
就像“家”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价值归依一样，乡土实际上是一种强固的文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造就了一方的生活习惯、人际联系、话语结构和风土人情。用社会人类学家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文化模式。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脱离身属的文化模式独立地生活。不过，模式也有强弱差异，有的人对原有的模式依赖性强，有的则弱一点。一般来说，类似于中国人这样从土里刨食的民族，对原来的文化模式依赖感都要浓重一点。而传统的中国人由于拥有融在乡土里的儒家伦理和相应的宗法结构，所以，只要在传统氛围的乡土里生活过，其由乡土所代表的文化模式恐怕一生一世都难以完全摆脱。
体现乡土的最大特征是乡音，或者说方言。结成地缘圈子，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乡音的联系。在很多场合下，只要比较地道地学会某种方言，就可以成功地混同于那个方言代表的乡土共同体，至少可以做到不被人家排斥。共同的方言背后是共同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所以人们才会对自己的乡音感到亲切，对别的方言感到别扭。方言是地缘圈子的触媒，也是形成械斗的原因（过去，人们管这种族群之间的打群架叫“分声械斗”）。
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年上海在成长为现代大都市的过程中，上海的工人、市民、吃白相饭的，甚至妓女、乞丐，都大体上按着籍贯扎堆。广州的老板雇佣广东的工人，宁波的老板用宁波人，无锡的老板用无锡人。江北来的难民没有人用，只好去做苦力，干那些又苦又累，工钱又少的活计。没有老板罩着，他们有把头和那摩温（洋泾滨英语，number one的意思，一般指工头），一个把头或者工头手下，基本上都是自己本乡本土的人。同为江浙（江南部分）人，由于声气相近，不同地方的工人或者还可以合作，但跟“江北佬”之间，则情同水火，根本弄不到一块去。
做工人如此，去当兵自然也不例外。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中国的新式军队爱招最老实巴交的农民，招来招去，自然形成了一个单位的军队只要跟长官同乡人的惯例。一个连如此，一个营如此，到后来，一个军阀集团也如此。北方军阀同声（语言相近）的范围较大，因此集团的规模大一些，而南方十里不同声，于是谁也做不大，倒是一个个镇守使（地区）甚至县级的小军阀满地都是。说他们是封建军阀，至少在地缘圈子这个角度，并不冤枉。甚至某些非常现代化的兵种，比如海军，这种地缘集团的面貌也相当明显。一般非福建人在海军是难以立足的，而海军的福建人中，又分为闽南、闽北、闽西等具体的地缘圈。
这种状况，即使在外面的人看来已经很现代了的今日中国，也没有太大的改变。军队的士兵，虽然年龄都不大，但在他们中间，各种地缘小圈子依然是军中最主要的隐性团体。老乡之间的联系，明显是军中人际关系的最主要纽带。河南兵、山东兵、四川兵、东北兵的分野，虽然不至于壁垒森严，但还是很有讲究的。在同一省区的士兵中，往往流传着其他省份士兵的“经典笑话”（当然他们也有别人家给他们的笑话）。这种笑话，其潜在的功能是强化了老乡的认同感与地域优越感，使小圈子不那么容易被打破。出来打工的农民，基本上是按照地缘圈子分布的，往往是出于某种机缘，沿海某城市的某工厂有了一位内地来的农民工，然后同一个地方的其他农民就会沿着他的路线出来，在这个城市形成一个地缘小圈子。可以说，绝大多数农民工都是以老乡带老乡的方式走出来的，走出来之后，往往形成新的地缘圈子，而那个最早吃螃蟹的人，自然会成为圈子的领袖（当然也是有可能换的）。农民工如此，妓女和乞丐也是一样。跟他们的先辈类似，这些地缘圈子之间，也掺杂着类似黑社会的帮派。这些帮派跟当年的青红帮稍有不同，不是跨地域的大团体，也是按地域组合的。那些进城做各种装修活的有技术的农民，其地缘感更强，他们往往依照小范围的地缘圈子，形成一个个包工队（基本上是同村或者相邻村庄的人），以包工头为中心，跟装修公司合作，承揽业务。跟当年的上海工人的把头一样，他们是工人的剥削者，与公司合作对付工人，同时也是工人的保护人和经纪人，有的包工头甚至为手下的工人租好房子，集中居住，并为工人的福利操心。
很明显，工业化、都市化和现代化的冲击波，并没有斩断中国人传统文化模式的纽带，甚至因为现代化的缘故，走出乡土的农民之间的文化联系反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增强。应该说，从乡居到城居，从分散到集体，从种地到做工或者当兵，这些走出乡野的农民的生活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原来生活情景中的某些要素却被移植复制了，不仅被移植复制，而且得到了强化。这些要素构成了新的地缘圈子的强固纽带，原来漫不经心的语言习惯和生活情景，在换了场景之后，变成了弥足珍贵的宝贵财富。从前平平常常的家乡情景，经过同在异地的同乡们共谋，也化为了格外美好的人间天堂。人们就是通过这种对往昔熟悉情景的回忆、编织和建构，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在这里，乡土联系变成了第一要素，而对于共同生活更为重要的东西，诸如品质、性格等因素则退到了次要甚至不足道的地方。
显然，发生这种情形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陌生环境和新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压力。为了更好地抵御这种压力，从农村走出来的人们只能利用他们所熟悉的资源，甚至格外地开发这种资源，结成新的权力主义的等级结构，将信任和忠诚无条件地交给这个结构，这样才能更好地应付这个复杂多变的环境，生存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按地缘结成小圈子，是对乡土生活的畸形复制。人们在原来的乡土环境中生活的时候，由于跟外乡人接触不多，所以一般谈不上对外乡人的排斥。然而，到了异地他乡之后，对外乡人生活习惯的看不上甚至鄙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