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道:中国历史中的博弈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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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道:中国历史中的博弈术- 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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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杀了。    
    寇恂让皇甫文的随从给高峻捎话说:”你的军师无礼,已被我杀了。你愿意投降就快点投降,不愿意投降就坚守吧。”大家以为寇恂在说气话。哪知当天高峻就自己打开城门,前来投降。    
    大家对此大惑不解,问寇恂:“为什么杀了高峻的来使,他反而主动前来投降呢?”寇恂回答说:“高峻是个没有主意的人,全靠皇甫文为他出谋划策。我见皇甫文根本没有投降的意思,如果放回他,他仍要唆使高峻负隅顽抗:现在杀了他,高峻就失去了主心骨,无心再坚守了。这就是高峻主动投降的道理。”    
    根据光武帝多次发大军都没能将高峻的城池攻破这一情况,可以推断高峻守城的人数之多,实力之强。按照高峻他们当时的态度,即使杀死他千八百的人,他也不会皱一下眉头。然而,寇恂来了之后,只杀了他一个军师,高峻就自己打开城门,主动前来投降。看来,这一颗人头抵得过千军万马。    
    为什么军师皇甫文的这颗人头就这么重要呢?寇恂又为什么能看准他这颗人头的“价值”呢?因为寇恂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关键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好办了。    
    诗人杜甫在《前出塞》一诗中写道:“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诗人用通俗明了的诗句揭示了一个普通而又深刻的韬略:在对局中要抓住主要矛盾,抓住关键,即“摧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


观局之法看碟子下菜

    看碟子下菜,其实和随机应变是一个道理。但是,看碟子下菜这个表述更形象一些。的确,下什么菜,不能由着自己的主观,得先看看是什么碟子。碟子大,菜少,浪费空间不说,客人看了会觉得主人吝啬,所以看碟子下菜也是一门学问。    
    政坛不倒翁裴矩就是一个非常善于看碟子下菜的高手,甚至是个艺术大师。从《旧唐书•;裴矩传》看,裴矩似乎没什么特点或者很难说有什么性格,如果真要说有的话,那就是以君王的性格为性格。隋炀帝喜欢声色犬马,爱好新奇刺激,并且有扩张版图、“吞并夷狄”的野心,他裴矩就深入西域,广为搜集,撰成《西域图记》三卷呈上。    
    大业三年(607),当炀帝巡游东都时,当时为黄门侍郎、光禄大夫的裴矩就征集四方的珍奇宝物,“作鱼龙曼延角抵”,展览出来向外国人显摆,并且在大街商家广盛美酒佳肴,来此做生意或旅游的胡人可以随便吃喝,以示大方。这样浅薄的摆阔当时就为有识之士所笑,看起来也不像裴矩这样腹有诗书的世家子弟的作派,不过这都是次要的,关键是炀帝看了龙心大悦,称裴矩“至诚”,这就行了。    
    裴矩每次上奏,都先摸清炀帝的最新动向,所以一奏一个准,说出了炀帝想说而没说的话。炀帝大为高兴,说“裴矩大称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朕未发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这话当然没错,不过倘把“国”字换成“帝”字,那就更对了。    
    更为难得的是,裴矩在拍炀帝马屁的同时,对同僚甚至下属也是客客气气,“每遇人尽礼,虽至胥吏,皆得其欢心”。这就使得他比一般得志便猖狂的小人显得档次高出不少。从伺候隋炀帝这样的暴君都能得以善终看来,裴矩的确不简单。    
    隋炀帝被宇文化及所杀,裴矩做了宇文化及的尚书右仆射。宇文化及为窦建德打败,裴矩又做了窦建德的尚书右仆射。窦建德出身贫贱,是个不识诗书的大老粗。在这里,裴矩又显出了他的高明之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就像《围城》里的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见到物理学家谈相对论,见到生物学家说进化论,见到当兵的连说“他妈的”,这是容易想到的取巧之道。裴矩在窦建德手下干活,他不是也以粗鲁无文来显示“阿拉自家人”,相反,他处处显示自己是个有知识有才能懂制度懂法律的高级“白领”。他为窦建德创定朝仪,制定法律,使这个泥腿子政权“宪章颇备”,这对窦建德而言,无异是瞌睡时递上个枕头,当然“大悦,每咨访焉”。裴矩成了窦建德的智囊。    
    窦建德败后,裴矩归了唐朝,先是服侍高祖李渊,“甚见推重”。到了开明的李世民上台,这裴矩像是突然间服了强钙壮骨粉,头颈一下子硬了起来,好几次犯颜直谏,说的当然也颇有道理,很像个诤臣模样。    
    自然,倘以为裴矩的本事只是投其所好四个字,那也是皮相。“看碟子下菜”只是第一步,要人家喜欢你的那个菜,还得要看你的菜味道好不好,营养怎么样。裴矩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上的菜不但对口味,营养也丰富,这就不是阿谀奉承之辈所能做到的。他的《西域图记》,固然是为了拍炀帝的马屁,但书本身也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他为了写这部著作,在西域调查研究了十几年,对西域的“风俗及山川险易、君长姓族、物产服章”作了详细的记载。    
    裴矩作为职业官僚,以“晓习故事”著称,能熟练地运作一整套国家机器,唐初百废待兴、官员由征战型向建设型转化之际,十分需要像他这样的人才。他与虞世南一起撰写的《吉凶书仪》,“参按故实,甚合礼度,为学者所称”,这非得有过人的学识不可。他所撰写的《开业平陈记》也很有水平,为时人称赏。而向唐太宗直谏且为其所接受,更是要有胆有识有才。切中时弊,一语中的,并不光是脸红脖子粗就能做到的。    
    京师尝有一外省举人,雇车拜客,并带土宜十余包。包上题签悉鱼翅、海参等贵重之物。至友寓所,坐谈良久。逮出,则车已不知所往。友人方为惆怅,不意孝廉忽大笑,友人怪问之。乃知诸纸包中,悉系土泥。车夫甘弃车资而载此土块以去,方自以为得计,而不知适堕孝廉之计中也。    
    裴矩生活在一个政权交替的时代,城头变幻大王旗,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要想生存,就要学会做个变色龙。由此可见,处事灵活,善于变通对于做局者是非常重要的。人的脑筋死,局往往也就死了。非常现实的一点就是计谋要随着对象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特点,而针对他的计谋并没有高明低下之分,关键是看适合与否。适合了就是最灵的,不适合了,就是失效的。    
    胡雪岩在人们心目中,其最大特点就是“官商”,也就是人们说的“红顶商人”。他对付朝廷是很有一套的,因为他深深地参透了中国的现实。对于洋人和洋务,胡雪岩能否游刃有余呢?毕竟洋人大不同于中国人,外国政府也大不同于清朝政府。    
    结果是,胡雪岩并没有沉醉于自己过去的胜利,因循守旧,一意孤行,而是将他的计谋做到了因人因时而易。他因为身处沿海,最先看到洋人的坚船利炮,最先与洋人打交道。在与洋人打交道时,他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洋人的政府与清朝政府不一样。这是他得出的非常重要的信息资源。对清政府来说,商人稍有赢利,他就想来分沾你的好处,恨不得一口把你吞下去;一旦好处得不到,他便处处给商人使绊,使你不得安全,直到让你破产。    
    而洋人的政府,则帮助洋人做生意。你没钱他放款给你,你越洋做生意它会派军舰保护你。一旦中国人欠了钱,他就把枪炮对准中国的城市,甚至自己的商人无理,他还处处袒护。    
    而洋人自身,在胡雪岩看来,也有他们的非常突出的好处。他们的好处就是讲道理,讲信用。你认认真真去和他做生意,他也就认认真真和你谈,不会想到生意之外的歪点子。中国的商人就不同,他在商业上做不赢你,逮着机会,他就会在其他方面坑你。比如利用地方流氓势力,比如利用官府。所以胡雪岩觉得,很多时候,和中国自己的商人打交道很吃力,和洋人打交道,就很省劲儿。洋人的整个体制,已经大大减少了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成本。这样倒过来看,胡雪岩的结论是非常准确的。于是,他根据自己的识见,制定了一整套适合洋人政府和洋商的策略和计谋。    
    比如,在和洋人打交道时,他也把信用放在第一位,努力争取洋人的信任。当洋人认识到他是中国少有的讲信誉的商人时,几乎把所有的交易都给了他。试想,如果胡雪岩对洋人仍然像对待国内商人那样尽使歪点子,万一在商业上做不赢,就逮着机会,在其他方面坑对手的话,那么洋人就不会和他做生意了。甚至引起国际纠纷,到时就有灭顶之灾。在与洋人经商的新问题上,老商业家胡雪岩胜利了。    
    胡雪岩过人的应变素质,使他在经商的过程中不断感悟,不断升华,他的智慧和商业活动也就能达到一个炉火纯青的境界。而这一切正是他对人性有深刻认识、善于因人变法的结果。


观局之法不要轻易亮出底牌

    过早将自己的底牌亮出去,往往会在以后的交战中失败。羽翼未丰满时,更不可四处张扬。《易经》乾卦中的“潜龙在渊”,就是指君子待时而动,要善于保存自己,不可轻举妄动。    
    五代时,冯道奉命出使契丹,意外受到礼遇,契丹王还有意留用他。冯道内心不愿留在契丹,但又不敢拒绝。于是,他一面上奏契丹王,说:“辽与后晋有父子关系,事子若事父,这样看来,我现在实际上等于出仕两朝。”这话意在博得契丹王的好感;另一方面,冯道命令部下购置薪炭,以备寒冬之用,表示他不敢逆旨而就此回国,使契丹王觉得他是难得的“忠义”之士,且有隐衷难言,因而心生怜悯,便允许冯道回国复命。    
    这时,冯道却故作姿态,滞留不走,经契丹王多次催促,才慢慢地收拾行李。出发后,他沿路停留,以示依依之情,一行人费时一个多月才越过国界。对此,随行人员都迷惑不解地问他:“我们归心似箭,都恨不得插翅飞回,为什么你却老是盘桓不走呢?”他说:“这是我的以退为进之计。我何尝不希望早点回国呢?可是不论我们如何赶路,契丹人只要快马加鞭,一日之内就可追上我们。因此,我佯装对辽地有不舍之情,避免对方猜透我的心。”回国后,他又以不念异国之封而毅然归来的行动得到后晋皇帝的赏识和信任。    
    冯道处在政权更迭的五代时期,他的八面玲珑,不露本色,是保护自己的需要。    
    历史上,有很多人因为泄露了自己的底牌,而功亏一篑。宋文帝就是一个典型。当时的太子刘劭急于篡权,经常和几个巫师在一起昼夜求神,又把文帝的玉像埋在含章殿前,诅咒文帝快死,好快点继位。刚开始,宋文帝并不知道这一切,完全蒙在鼓里。    
    刘劭有个奴仆名叫陈天兴,与使女王鹦鹉淫通。后来事发,刘劭杀掉陈天兴。陈天兴被杀后,与他一起埋文帝玉像施行诅咒的太监门庆国吓坏了,误以为自己肯定要被灭口,就向文帝告发了这些事情。文帝得知以后,又惊又气,就搜查王鹦鹉家,获得刘劭、刘浚和严道育等人往来书信等罪证。    
    而太子的莫逆之交小王爷刘浚此时起了关键作用,其养母是文帝宠爱的潘淑妃。刘劭的生母元皇后因潘淑妃受宠而活活气死。刘劭本来深恨二人,但刘浚怕太子日后登基要杀自己,就曲意逢迎,两个人倒成了莫逆之交。刘浚就把一些证据藏在自己家里。    
    文帝知道藏匿之事,召刘浚严加责问。刘浚不答,谢罪而已。潘淑妃很爱这个养子,哭着对刘浚说:“你们诅咒皇上的事情已经败露,还以为你会自行悔改,怎么又藏匿证据呢。我不忍心看见你身败命死的那一天。”刘浚奋衣而去,临行恶狠狠地说:“天下事情不久就水落石出,我肯定不会连累你!”    
    当夜,文帝与尚书仆射徐湛之密谋,准备废太子,赐死刘浚。眼看两个阴谋家就要完蛋了。因为皇帝只要一下令,这个局也就收场了。    
    可是,这个轻而易举的局,竟然坏在皇帝自己泄露了天机。宋文帝一时酒醉,就乘兴把此事告诉了潘淑妃。潘妃爱子心切,密派人通知刘浚。刘浚马上派人驰报刘劭。刘劭连夜起兵,以朱衣披在甲胄之上,乘画轮车从万春门入宫。本来皇宫有规矩——太子卫队不能入宫门,刘劭声称受诏入宫有急事,门卫不敢阻拦太子爷,放军入内。    
    太子心腹张超之等数十人进入禁城,拔刀直上文帝寝殿。文帝整宿都和徐湛之合计废太子的事情,蜡烛还未熄灭,值班的卫兵都熟睡未醒。文帝看见张超之提刀冲入,举起座凳自卫,张超之快刀砍下,文帝五指皆落,被弑于室内,时年四十七。    
    刘劭派人杀文帝左右亲信数十人,又杀潘淑妃,还派人剖其腹,看看潘妃心长在何处。前去杀潘妃的人为奉迎太子,回来禀报说“潘妃心邪”,刘劭这才满意。刘浚带人接应,刘劭告之说“潘妃为乱兵所杀”,并观其反应。刘浚一楞神,反应够快,忙说:“这个结果正是在下希望见到的。”两人遂相安无事。刘劭即皇帝位,改元太初,杀长沙王刘瑾等宗室多人。    
    总而言之,宋文帝刘义隆在位三十年,聪明仁厚,躬勤政事,朝野敦睦,在元嘉二十七年北代之前,江南的国力达至鼎盛。文帝本性又很俭朴,不好奢侈,可算是一个好皇帝。可惜他末年好大喜功,轻启战事,致使生民涂炭;加之关键时刻该断不断,废立大事随便告诉潘淑妃,谋及妇人,谋泄事激,最后身首异处,遭古今帝王少有之惨祸,确实令后人叹惋。    
    俗话讲:“小不忍,则乱大谋。”人们往往不能压制自己的性情,做出对大局不利的事情,说了本不应该说的话。做局者一定要善于控制自己,明白什么是应该说的,什么是不可以说的。不应说的话,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对什么人都不能泄露,一定要做到守口如瓶。


开局之需局不仅要做得好,还要演得好(1)

    做局需要良好的心理品性,比如要有气度。气度是强者心态,要有面对困难时的坚强精神,是一种面对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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