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楼上，鼓四敲，星移斗转。思量起，当日里，蟒玉朝天。如今别龙楼，辞凰阁，凄凄孤馆。鸡声茅店月，月影草桥烟。真个目断长途也，一望一回远。
闹嚷嚷，人催起，五更天气。正寒冬，风凛冽，霜拂征衣。更何人，效殷勤，寒温彼此。随行的是寒月影，吆喝的是马声嘶。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
十一月六日，魏忠贤接到了人生中最后一道圣旨。崇祯皇帝清楚明白地要求他立刻上吊自杀，一众亲兵跟随旋即作鸟兽散。孤零零的九千岁在一个小旅馆的房梁上，了结了自己堪称灿烂而又丑恶的一生。
然而对于新任皇帝朱由检来说，搞死魏忠贤只是这场政治清算活动的高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毫不留情地对魏忠贤的“政治黑手党”进行了残酷的大清洗——处死、罢官、削籍、降职。面貌一新的刑部成了整个帝国最为忙碌的部门，重归皇帝指挥的锦衣卫大显身手，所到之处，魏党叫苦连天。
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杀得兴起的朱由检又觉得没能亲手宰了魏忠贤颇为不爽，于是下令磔其尸体于河间府、斩崔呈秀于蓟州，又把已经自杀了的客氏重新凌迟了一遍。如此直到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十九日，阉党逆案的清算工作才正式告一段落。年轻的帝国元首大获全胜，既完成了对皇权的绝对掌握，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以至于数百年后还有无数史家置他后来的昏庸、丧国于不顾，拼命为其粉饰。由此可见“毕其功于一役”这句话放在这里实在是合适得很。
而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段历史，除了对崇祯皇帝的斗争策略深表钦佩之外，似乎还应该保有一种怀疑的态度。那就是朱由检如此迅速地打掉魏忠贤，到底是为了什么？从历史的蛛丝马迹来看，这场英明的决斗，其初衷未必一定冠冕堂皇。诚然，作为新皇帝，朱由检确实希望能够振兴帝国，千秋万世。但如果我们联系一下这位皇帝以后的种种作为，我们或许还应该谨慎地怀疑，朱由检之所以这么快地干掉魏忠贤，其初衷很可能就是单纯地收回权力和报复往日之仇。
对魏忠贤及其党羽的彻底清算，让崇祯皇帝朱由检强势登场。虽然在他的心里，清除魏忠贤只是清除自己施政的拦路虎，只是保卫皇权不受侵犯，只是九千岁的名头太过响亮、和万岁只有那么一步之遥。但无论如何，这场异常漂亮的政治斗争都成为了日后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本已迷失了方向的大明帝国似乎也再次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官僚系统重新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我们的年轻元首也从斗争中获得了极大的自信，最起码在他的心里，自己已经有了一对火眼金睛，整个帝国似乎都已经完全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
第23节：奈何江山唱晚（23）
第二卷 政治多动期和温周争权
现在很多人讨论明朝的灭亡，更多是强调客观环境和外部因素的压力，或者一两件事的直接影响。对于直接导致帝国覆灭的元首朱由检更多是持一种同情的态度。这中间一部分人非常具体地说是杀了袁崇焕（竟然还有人说杀得不冤！），才导致自毁长城。还有一部分人说是大明朝末年经济的极度恶化才是罪恶之源。但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有失偏颇的。
首先，灭亡大明朝的不是皇太极和多尔衮，而是泥腿子出身的李自成。而杀了袁崇焕之后，关宁铁骑也还存在，吴三桂等将领都不是吃干饭的，大清军想长途奔袭、直捣黄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它有它的为难之处。因此从这些我们可以断定，导致大明朝灭亡的最主要的还是内部问题。
那么经济呢，这一点原本不错，但却不是问题的根本，表面上经济的崩溃是导致民乱的罪魁祸首。但真要追根到底，那么经济的混乱又从何而来呢？明朝的官僚体制赋予了最高元首极高的统治权力，但同时也要求他必须拥有足够的政治智慧。而这样的元首在整个帝国的历史中也只有朱元璋一人而已，他的儿子朱棣虽然也还不错，但比起他老子还是要差上很多。在大明朝的末期，崇祯皇帝不断地调整官场结构，但最终的结果是越搞越乱。官场的腐败导致大部分财富集中在了少部分人手里，而作为元首的朱由检偏偏不断地加重赋税，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左右是个死，不造反还等什么呢？而在李自成攻克北京后，皇帝的内帑近三千万两，加上一些官员和皇亲国戚差不多七千万两，这样一大笔钱就囤积在京城，你能说大明朝没钱吗？
帝国元首和他们所领导的混乱官场让大明帝国从内部逐渐腐败，到了崇祯皇帝朱由检接手时，已经显出了大乱的苗头。但即使如此，朱由检也并非没有可能重新实现国家的振兴。在他的骨子里，有一点和他的先祖朱元璋非常相似，那就是手段够狠。但很可惜的是，他的狠和他祖宗的狠有些不同，他的狠是乱狠！
讲述崇祯皇帝的这种乱狠，我们可以从一个除法开始——50÷17≈2。94。当然，这样简单的计算过程可能连一个小学生都难不倒，但这样一个除法却可以形象地表述出一个朝代的官宦历史。在这里，17是崇祯皇帝朱由检在位的时间，50则是在此期间被他换掉的内阁大学士人数，这个内阁大学士大约相当于我们所熟知的宰相。
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对于一个百废待兴的帝国来说，每年更换近三个直接问政的内阁成员那将意味着什么？而在这五十位高官背后还有十四位屁股还没坐热乎就被换掉了的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除此之外十七年间，崇祯还直接搞死了袁崇焕等十一位督师或总督（相当于前线总指挥）、十二位巡抚（相当于省长）。被他抓进监狱关押、殴打、间接逼死、战死、自杀、判刑的相当于现在省部一级的官员多达数十人。崇祯十四年，也就是亡国前的1641年，被关押在监狱里的高级官员多达一百四十五人，据一些史家统计说，这个数字是当时全国高级官员总数的百分之十。
大明帝国的最后一段岁月，不折不扣地成了一个吞噬高官的黑洞！
贪官？有之！忠良？肯定亦有之！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帝国上层建筑如此飘摇不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翻手为云覆手雨，成就了中国历史上这段最为恐怖的朝堂暗战？汉民族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此时如何为自己开启了地狱之门？
历史留下的只有叹息！
在李自成的大军如摧枯拉朽般摧毁大明王朝的同时，崇祯皇帝确实也曾试图励精图治，改变帝国羸弱的景象。而此时在他的身边并非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人，只不过天生的狭隘让他不能相信任何人，也不会给任何人以充分的时间和自由来重新治理这片已经逐渐败坏的江山。在崇祯死去数百年后，无数史学专家为这位看似可怜的末代帝王找出各种各样的失败理由，几乎异口同声地指出在崇祯接手帝国事业时，整个大明帝国已经积重难返，宦官当权、政令不通、天灾人祸、叛乱四起。但历史真的没有给朱由检任何机会和时间吗？十七年间他走马灯一般地更换高级官员，这种年平均接近于三的宰相更换率，莫说是一个已经初现败相的帝国，即便是盛世之下，恐怕也很难有什么好的结果。
第24节：奈何江山唱晚（24）
在史料之中有关崇祯皇帝的勤政举措多有提及，《明史？本记第二十四》中云：“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而且，从崇祯的诸多举措来看，他也是想有为的，他在位十七年，动辄下《罪己诏》来安抚民心，所用之言都极尽自责之能事，即便后人看到也会心生感叹。
崇祯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我们看上去非常勤勉的皇帝又如往常一样发出了《罪己诏》，其中痛心疾首地说道：“我设置官员，本来是为了治国安民，但基层的官员贪赃枉法，搞得百姓生存困难……”这些话表面上做出了时刻自醒的样子，但其实却把所有毛病都推在了别人的身上，实在是不算厚道。由此我们联想到朱由检在上吊之前那番“奸臣误国”的言论，就更加容易看出，在这个“时刻自醒”的帝王内心之中“面子”真的很重要。在他看来，帝国之所以走向灭亡，百姓之所以水深火热完全是奸臣的缘故。这样的认识是正确的，只是这些奸臣是哪来的呢？这些奸臣说白了还不都是你朱由检的马仔。现在我们打击黑社会，对头目的打击都是最为严厉的。作为帝国官宦集团的最高首长，手下如果全是奸佞之徒，那只能说明，他这个元首也不是什么好鸟。
基本上无论是现代还是之前的历史书籍，大都说崇祯皇帝性格多疑。这一点是不错的，但这种多疑也有一些例外，在他执政的十七年间也给了一些人极长的政治生命。比如温体仁和周延儒。这两个人和良臣不靠边，但又不能简单地说成是贪官奸佞，他们的所作所为很是奇怪，几乎找不到太合适的词汇来形容他们，基本上这俩人就和浑球差不多少。在明朝最后的十七年中，这两个家伙占据内阁成员的位置达十三年，他们和崇祯一起，为大明王朝的覆灭做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
一 “周温”一并崛起
入阁之战，联手狙击钱谦益
在明朝的历史上，周延儒是一个争议颇多的人，在一部分人眼里，他有着忠臣的一面。特别是他第二次当政之后，确有些革敝出新的举措，甚至也有史书称赞他“中外翕然称贤”。但假如我们通观他的仕途生涯，就可以发现，这个“中外称贤”的人，骨子里实在攀不上那个贤字。玩起政治黑手来虽然不及另一个浑球温体仁，但也绝对是一把好手。特别是在他和温体仁进入明朝的政治决策层的初期，基本可以用狼狈为奸来形容。
（一）蛰伏不代表沉沦
万历四十一年春天，北京城里比往时热闹了很多。此刻春闱大试刚落下帷幕，各地的学子们在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考试之后，怀着各样的心情流连在京城繁华的街道上，他们或兴高采烈、夸夸其谈，或低眉搭眼、满腹惆怅。
随着科举选拔的结束，这万千学子大都要返回原籍等待发榜，接着等待他们的就是那份属于各自的生活。而在全国成千上万的考生中，最幸运的要数来自江苏宜兴的才子周延儒，他不光在千生万儒中拔得大试的头筹，又在接下来的殿试中被钦点为头名状元。
很显然，在这一年里，所有读书人的光环都聚集在他一个人身上，坐在高头大马上，周延儒一边接受着众人的祝福，同时也承担着更多人的嫉妒，但这些东西并不是他最在乎的事情，此时的他志得意满，早就开始规划着自己即将开始的仕途生涯。然而让他失望的是，他的政治春天并没有早早到来。从万历皇帝四十一年中状元开始一直到天启七年，周延儒历经三代元首，从神宗到熹宗，他始终没能在政治权利的中心——北京获得一个差使。天启年间，他以少詹事掌管南京翰林，这是一个标准的闲差，官位不小却没有什么切实的权力。虽然如此，但在周延儒的心中并没有放弃的打算，而从他之后的大半生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人的政治韧性之强实属惊人。
在明朝末年的政局中，南京属于东林党人的政治范围，在这里做官，周延儒非常注意维护自己与这些知识分子们的关系。但天启年间的政治大环境又对东林党人非常不利。魏忠贤和他所控制的政治黑手党犹如乌云一般，时刻都可能降临在南京的上空。在这种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周延儒慢慢地调整自己的策略。读书时的豪情壮志一点点被切身的需要溶解，在斗争的泥潭中，他更像是一个左右逢源的墙头草。在他的内心之中，轻裘白马、一尘不然的愿景早已化为泡影。他需要的是安定、从容、等待和一朝而发，他始终相信有那么一天，命运的红绸将把他和北京紧紧地连在一起。
第25节：奈何江山唱晚（25）
就这样，时间一点一点地流逝，当年二十岁的状元谨慎而小心地计算着自己的生命。1627年八月，三十四岁的周延儒在经过了十几年的等待之后终于等来属于自己的机会。这一年天下大变，二十四日天启皇帝朱由校归天，三天后信王朱由检登基，定次年改元崇祯，是为明思宗。与他哥哥毫无止境的纵容不同，朱由检是一个心狠手辣的角色，一上台就开始了对魏忠贤势力的清算，到十一月六日，大势已去的九千岁自缢于河北阜城的一个小旅馆。而朱由检也拉开了属于他自己的政治幕布。
还是这一年，随着魏忠贤的倒掉，京城官员大批被牵连，各大部委出现了许多空缺，有衙门没官成了帝国的尴尬。在这种情况下，崇祯大笔一挥，下令将南京的一大批官员调回京都，各派其职。就在此时，周延儒也被召进京，升任礼部右侍郎。地位改变了，官职提高到副部级了，这也让他第一次产生了权力野心。然而首都的官场毕竟要复杂很多，和周延儒一样充满信心的年轻官员还有很多。因此周延儒明白，此时韬光养晦是最好的办法。一来，低调行事有助于自己交朋结友；二来，沉默的观察也能让他从细节发现更多的问题。
在经过一年多的察言观色之后，到了崇祯元年，属于他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二）二人初露尖尖角
崇祯元年（1628年）的冬季，锦州一带的边防守军发生变乱。朝廷派出抚臣袁崇焕调查此事。袁经过一番调查后得出结论，原因是军官们层层克扣粮饷，士兵们觉得忍无可忍才采取这种激烈的抗议行动，目的是以引起朝廷对边关将士的重视。事实上，这种事情之前在辽东守军中就发生过数次，例如宁远哗变，最后也都是朝廷做出了妥协。关宁铁骑的这种做法，朝廷中早就颇有微词。同样，对于新元首朱由检来说，这个消息也让他非常气愤，刚刚解决完讨厌的魏忠贤，边关就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他有心发作，但一想作为帝国屏障的关东要塞实在马虎不得，所以暂时按下了满腔的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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