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瓦窑堡的张闻天接到这封电报后，觉得这个张浩可能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同志，于是便派人去接迎。
在定边县赤卫队的护卫下，林育英于11月中旬到达瓦窑堡。
“这是林育英同志，他从苏联回来。”张闻天向毛泽东介绍身边这位高大结实的林育英。
“育英同志，你的大名早有所闻，想不到我们会在这里相识。”毛泽东见到林育英好惊讶。
“你和红军的同志们辛苦了。”林育英望着又黑又瘦的毛泽东，很动情地说道。
“你也辛苦啊！你回来了，我们的队伍里又多了一员大将！”毛泽东深情地拍了拍比他略高一点的林育英的肩膀，便将他拉到自己的身边坐下，简单地询问了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情况。当毛泽东得知共产国际七大会议决定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与自己的抗日主张不谋而合时，兴奋地说：“好，我们常委研究一下，就在最近几天开个政治局会议。”
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林育英在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制定《八一宣言》的经过。根据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制定和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头子蒋介石”。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会议提出的策略路线概括起来就是：“抗日反蒋统一战线。”毛泽东十分严厉地批评了党内关门主义，甚至说“关门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他着重强调，无论是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什么阶级，只要抗日反蒋就可以而且应该联合。
林育英的到来，促成了“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提出，如果说毛泽东在这之前就有了这种主张，但党内的关门主义情绪给实施这一主张带来了一定的阻力，而林育英出现在陕北，无疑是为毛泽东送来了一位助产师。
林育英此次回国，还沟通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通讯联络。他松了一口气，他庆幸自己圆满完成了共产国际赋予自己的使命。
然而，林育英万没有想到，又一个重要角色在等待着他。
自从毛泽东在安塞与林育英相识后，他认定林育英是解决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分歧的最佳的也是唯一的调解人。虽然他料定一年后，张国焘会挥师北上，但却没有料到在这一重要时刻，林育英会出现在他面前。
一切都在向着有利于毛泽东方面发展。如果林育英不是先到陕北，而是先到了川康，情况恐怕就会变得更复杂，毛泽东的预言也就可能要落空。当然，林育英当初选择了从蒙古入境的路线，毛泽东当初在危难之中自己单独挥师北上，命运注定了林育英必然要先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也必然在安塞认识林育英。
这也许是历史的一种安排。
瓦窖堡会议后，大政方针已经确定，毛泽东现在可以有精力来思考和解决党内出现的分裂问题了。
于是，毛泽东约林育英作了一次长谈。
“你现在回来了，有什么打算？”毛泽东问林育英。
林育英知道，这是毛泽东在征求他的意见。他对毛泽东说：“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我已传达。我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也已畅通，我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现在，请求中央分配我的工作。我是共产党员，中央决定我做什么工作，我都乐意干。”
毛泽东点了点头，又用商量的口气说：“目前，中央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做，你看怎么样？”
“什么重要的事情？”
“这件重要的事情还非你做不可。”毛泽东抽了一口烟，心事重重地说，“中央与红军领导人闹了一点别扭。你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目前只有你做这项工作最合适。”
“怎么回事？”林育英惊讶地问。
毛泽东望着林育英那副惊讶的面孔，如实地把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由合到分的经过向林育英作了介绍。最后，毛泽东把张国焘那封另立中央的电报递给林育英。
“他怎么如此不知天高地厚？过去我还真没有把他看透。”林育英看了电报，非常气愤。
“目前”，毛泽东接着说，“左路军指战员的处境十分危险，要想办法将他们拉回来。你现在回来了，可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配合我们做工作，力争左路军早日回来”。
林育英听了毛泽东的叙述，也顿生忧虑，马上说：“我如能起作用那当然好，就怕工作做不好。”
“也许能起作用”，毛泽东又说，“目前，张国焘与我和张闻天、恩来的关系很僵，我们发电去，他听不进去，朱德、徐向前等同志在那里很为难，也很吃力。张国焘比较相信共产国际，正好你又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你如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做工作，他有可能听。更何况你和张国焘在一起共过事，有一定的交情，他会相信你的。”
忘却不了南下的红军（5）
林育英仔细一想，感到毛泽东交给的这个任务很重，责任也很大，为了党和革命的事业，自己应尽力来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
“这样吧，我尽力配合你和中央做工作。”林育英心里还没有多大把握，他只能这样说。
毛泽东点头笑了。
1936年元旦，蹲在川西北的张国焘收到了来自陕北中央的电报，这封电报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事未置一词，只是通报说：“我处不但对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也已发生联系，这是大胜利。”并告诉他共产国际已派林育英来到陕北。
林育英也以个人的名义给张国焘去电，向他通报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张国焘在其《我的回忆》一书中这样提及他当时收到林育英给他的第一封电报：
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大意是：他和王明等曾参加1935年7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月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隔，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语。
我接到这个电报，一时喜出望外。立即回电表示欣慰，并请他暂留陕北，以免途中遭受袭击的危险，彼此可用电讯商谈各项问题。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只字未提他同时收到的中央给他的电报，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把中央的电报当作一回事，也根本就没有给中央回电。他只给林育英回电，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同时以“中央”名义向共产国际代表报告了毛泽东等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惧怕敌人，放弃向南发展，实行机会主义的向北逃跑”。
中〖JP＋3〗央不见他回电，又给他发了电报，令他取消“临时中央”。
依然无回音。
中央还以张闻天的名义去电劝张国焘：“我们间的政治原则上的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解决，但另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绝非革命之利。”并特别说明中央对张国焘的错误，“未作任何组织结论”，“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四方面军直入正轨，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也不以为然。”
张闻天的电报发走后，依然如石沉大海。
毛泽东等见张国焘既不回电，也不同意取消“临时中央”，便于1936年1月2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
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红四方面军中公开的成立了他自己的“党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
〖JY〗中央政治局
林育英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为配合中共中央作出的这个决定，毛泽东等又建议林育英给张国焘、朱德去电：
国焘、朱德二同志：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JY〗林育英
〖JY〗24日
张国焘接到林育英的电报，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他都可以倒背如流了。他想，让他取消“临时中央”，成立直属国际的西南局，这看起来可行，实际上还是说陕北的中央仍是中央，以后我还要归他们领导，到那时，就由不得我张国焘像今天这样可以自己作主来决定问题了。但他又想，林育英是代表共产国际的，他的意见不能不考虑。那么究竟怎么办才好呢？
张国焘不是饭桶，他有着发达的大脑。
经过几天的思考，张国焘巧妙地把皮球踢给了毛泽东。
林育英和陕北的中央，左盼右盼，张国焘终于回电林育英和张闻天，他一方面表示应“急谋党统一”，同时提出：
强迫此间承认兄处中央和正统，不过在党史中留下一个不良痕迹，一方让步，必是种下派别痕迹的恶根。互相坚持必是把对方往托陈派、罗章龙路线上推。此时或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如一时不能召集七次大会，由国际和代表团商同我们双方意见，重新宣布政治局的组成和指导方法，亦可兄处和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
毛泽东一看张国焘的电报，就感到张国焘的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同时，他也深知此时的党内政治斗争，需要军事的胜利和根据地的发展作后盾。
于是，毛泽东又开始集中精力考虑陕北根据地的发展问题。
那么，毛泽东什么时候才能把皮球踢回给张国焘呢？
张国焘另有图谋
陕北中央与张国焘并没有中断电讯联系，只是陕北方面改变了口气，每次发电很少以中央的名义了，而多是以林育英、张闻天的名义。这种变化说明了中央在对待张国焘的问题上，采取了相忍等待的办法。
忘却不了南下的红军（6）
不知毛泽东后来是否知道张国焘还另有图谋，反正当时他是一无所知。
读者不会忘记，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张国焘为了控制毛泽东等人与红军发生直接联系，把发电报用的密码本都收归张国焘控制之下的红军总指挥部。后来，毛泽东等人与张国焘“不辞而别”，这密码本就留在了四方面军。中革军委就只能同四方面军联系，同其他红军部队失去了联络。
这些红军都在孤军奋战，他们都盼望着与党中央、中革军委取得联系。
在湘鄂川黔边的红二、六军团，到了1935年9月间，因形势发生变化，焦急地寻找中革军委。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及军委获得国民党要“围剿”红二、六军团的情报，便及时给他们发去了《中央及军委关于战略问题给二、六军团的指示》，任弼时看完电报，有些纳闷，中央的这份电报，一反原来的调子，很有些像毛泽东过去的提法，这是为什么呢？
任弼时把电报递给贺龙。
“嗯，好！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中消灭，这个好！”贺龙一边看，一边摸着小胡子，笑眯眯说道。
“这份电报跟过去中央的电报提法有些不一样。”任弼时沉思着说。
贺龙这才仔细琢磨起来，发现不光在战术原则上提法有差别，在战略发展上也不一样。去年12月底中革军委曾电令他们向湘西北发展，接应中央红军北上……
于是，贺龙提议：“是不是发个电报问问，中央发生了什么变化？”
“好，立即发电问一问。”任弼时也同意。
不几天，中央就来电通报了遵义会议情况，正如他们猜测的那样，中央的确有人事变动。
贺龙很高兴，说：“毛泽东这个人我不认识，但我读过他的文章。他能把江西苏区搞成那么大，这就不简单，我看他来指挥肯定行。”
任弼时此时的心情却很复杂，他曾是当初中央派到苏区的“三人团”成员，是他们三人给毛泽东下马威的。随后中央到苏区，把毛泽东扔到一边，结果很快把苏区丧失掉了。从这一事实中，他感到遵义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必需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亲自带部队与敌人作战，尤其是与贺龙部队会合以后，在实践中逐步对王明的那一套感到不那么对劲儿。
“是应该总结一下了。中央的军事路线改变和人事上的变动都很正确、很及时，我们拥护。”任弼时旗帜鲜明对贺龙说道。
于是，他们坚决按照遵义会议确定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与敌人作战。结果，红二、六军团在第一次反“围剿”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有力地配合了红一、四方面军的长征。这时，红二、六军团发展到21000余人。
红二、六军团的节节胜利，震撼了国民党。蒋介石便纠集132个团的庞大兵力，对红二、六军团发动了新的“围剿”。敌人采取在江西用过的那种办法，四面包围，筑堡推进。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他们决定向中革军委建议红二、六军团主力转移。因而，他们焦急地寻找军委电台，但怎么也寻找不到。
直到1935年9月，他们终于同四方面军的电台沟通了联络，因该台用的是中革军委与二、六军团联络时的规定，二、六军团的同志遂误认为这就是中革军委的电台。当天，即将任弼时给周恩来的一份电报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