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曲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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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曲直- 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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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孟雄对米夫所提的名单进行了抨击,尤其对名单中的王明,批评更为尖锐,并要求王明在会上说清他被捕和暴露机关一事。 
  因各方对名单的人选争执不下,会场秩序顿时大乱。米夫也不管这些了,当即宣布对他提出的名单进行表决。   
  航船驶进险滩(6)   
  罗章龙马上质问:“都有哪些人有表决权?” 
  米夫毫不含糊地说:“所有参加会议的都有表决权。” 
  罗章龙一听,当即提出抗议,说:“这不符合党的纪律。”说完,要拂袖退场,后经人拉住相劝,才作罢。 
  “章龙同志,”米夫喊了一声,“应当安静地解决问题,捣乱会场是不许可的。” 
  罗章龙怒气未消,袁乃祥气得拍案咆哮,结果被米夫勒令退出。 
  就这样,在米夫的高压下,选举终于结束,通过了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补选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名单。政治局委员为:向忠发、项英、周恩来、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陈绍禹(王明)、陈郁、任弼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为:罗登贤、关向应、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刘少奇、王克全。 
  终于,米夫借共产国际之威达到了目的,使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夜之间进入了中共领导核心,此后不久,又成了政治局常委。   
  相煎何急(1)   
  王明知道,一种权力既已受到挑战,而又不能使对方受到惩罚,这种权力便等于被剥夺。 
  米夫也知道这一点。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米夫把反对王明上台的一部分人找来开会,极力美化王明,称他是中国共产党内水平很高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百分之百地执行国际路线的。他一再强调共产国际是绝对正确的,六届四中全会是体现共产国际路线的。他声言:信任王明,就是信任共产国际;谁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就是反对共产国际,就要受到处分。 
  但是,从四中全会开始,反对米夫、王明及王明小宗派的浪头就接踵而来。全总党团、江南省委、济总党团、上海工联党团、上海沪中区委等都先后发表了反四中全会决议案和声明。 
  出现这样一个局面,主要是因为米夫破坏了党内的民主,用高压手段抬王明,压制了不同意见。 
  王明在四面楚歌之中,他决心排除异己。 
  何孟雄遇险,王明见危不救 
  曾几何时,在反李立三路线的斗争中,王明与何孟雄是站在一起的,也都受到了李立三的政治打击。而今天,王明却要翻脸不认人了。 
  何孟雄,湖南酃县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领导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1925年创建京绥铁路工会。1926年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1927年后历任中共江南省委委员、省委书记。他当时在党内也是一位具有较深理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领导人,具有分辨大是大非的能力。正因为他看透了王明的险恶用心,又有这种能力,便与罗章龙携手一起反对王明。 
  1月8日,即四中全会闭会的第二天,何孟雄、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徐畏三、王风飞、史文彬、韩连会、张金保、袁乃祥、徐兰芝、邱泮林、沈先定、李震瀛等参加四中全会的代表,召开了“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会上通过了由罗章龙主持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这个报告大纲共有十几个问题,虽然文字很长,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王明拉下马,把米夫赶走。 
  米夫和王明又将怎样对付这种局面呢? 
  米〖JP+1〗夫为平息众怒,立即召集了何孟雄、罗章龙等“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成员开会,要求何、罗等人尊重王明,支持四中全会。何、罗等人既然把反王明的大旗扯起来了,当然不会就此罢休,仍然坚持其主张。米夫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他大怒:“自此以后,谁反对四中全会,反对陈绍禹同志,就是反对国际代表,反对共产国际,就应受到处分,以至开除党籍。” 
  其实,米夫在吓唬他们的同时,自己也感到心虚,因为如果他们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不仅自己回去不好交代,而且王明就会被整下台。于是,米夫立即向共产国际报告了四中全会的情况,以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共产国际果然很快来电,表示对扩大的四中全会坚决支持。 
  米夫心里踏实了,王明也神气了。 
  依仗着共产国际的支持和米夫的庇护,王明要开杀戒了。 
  很快,王明在江南省委向何孟雄发难。 
  1月11日,王明召开了江南省委扩大会议,米夫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开始,米夫首先传达了共产国际对四中全会的肯定。接着,王明发言,他说:“四中全会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在伟大的米夫同志领导下召开的,米夫同志高瞻远瞩,排除了‘左’右的干扰,尤其是右的干扰,使大会开得很成功。”王明看了一眼米夫,米夫喜形于色,他第一次被人称为“伟大的米夫同志”,别人听来不免肉麻,而他却自感受之无愧。 
  “但是,”王明见米夫得意的神色,便接着说,“以何孟雄、罗章龙为首的右派分子,对党、对米夫同志、对共产国际,怀有成见,公开地、私下地反对四中全会,发表了什么什么决议。这是他们长期对党不满的爆发,是个人野心的恶性膨胀。何孟雄与罗章龙同流合污,他们是一对老机会主义者,尤其是何孟雄,已成了江南省委发展的一大障碍。” 
  是障碍就要排除,究竟怎么排除,王明自有他的办法。他也懂得在政治斗争中要站稳脚跟,就必须在政治上把与自己过不去的人判为死刑。于是王明提高嗓门道:“我现在宣布,何孟雄及其团伙的一切活动,都是非法的。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同何孟雄的非法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 
  一个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一个是非分明、敢于坚持真理的共产党的优秀领导人,就这样被王明宣判了政治上的死刑,公理何在? 
  王明并没有就此罢休,他又宣布:凡是参加何孟雄组织的活动的党员,要立即退出,并进行检查,否则一律开除党籍;对何孟雄等正在使用的一些机关和宿舍,省委就此撒手不管,并另外建立机关,不与何发生关系;江南省委立即停发何孟雄等一切生活费和工作经费。 
  1月13日,王明又召开了第二次扩大的区委书记联席会议,通过了王明自己起草的拥护四中全会,反对何孟雄的决议。 
  1月15日,米夫、王明向全党发出了《四中全会告全党同志书》,动员全党无情地反对何孟雄。 
  这时,王明觉得如此整何孟雄,不仅难以置他于死地,反而还不免让人看出自己是在报私仇,便把张国焘、陈昌浩等人召到一起开会,共商对付的办法。王明说:“要打倒何孟雄,必须揭发何与罗章龙的关系,这样才能打中何的要害,才能将何打倒。”   
  相煎何急(2)   
  正在王明苦于不能一下将何孟雄除掉的时候,却意外地获得一次除掉何孟雄的机会。 
  何孟雄等人对米夫、王明这种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做法,非常气愤。遂不断开会,商讨如何与王明小宗派作斗争的事宜。1月17日,何孟雄于东方旅社31号房间内召集部分反王明宗派的干部林育南、李求实、欧阳立安、龙大道、冯铿、柔石、胡也频等人开会。此时,中央特科已获得情报,得知因叛徒告密,租界巡捕要趁何等人开会之机抓何孟雄等人,遂急报王明。王明却不准特科人员去通知何孟雄等立即中止会议,迅速转移,而是阴笑了一声,随后说:“告诉中央特科的同志,不要去东方旅社,既然敌人已经发现了何孟雄他们,特科若要再去人,也会被敌人抓走。” 
  王明的真正意图,不是怕特科的人被捕,而是要借敌人的刀杀死何孟雄。 
  租界巡捕房的暗探奉命化装茶房走进房间,接着七八个持枪便衣涌入室内,将何孟雄等所有开会的人当场逮捕。之后,暗探们又于此处埋伏了数天,又逮捕了一些人。 
  当何孟雄等被敌人抓捕的消息传到王明那儿时,王明正主持召开中共江南省委会议。到会的人听了,无不惊得目瞪口呆,王明却冷笑一声说:“天闹有雨,人闹有祸,闹吧,如今闹到了监狱里,看他们还再闹什么。”王明的语气恶狠狠,“何孟雄如此结果,是早在预料之中的,是他们反党反国际搞分裂的必然,是咎由自取!”但王明还觉得这话不够分量,不足以表达心中对何孟雄的怨恨,便一拍桌子,放大声音,“何孟雄一伙是在进行反党活动中被捕的,这与其他同志在工作中被捕,性质有所不同。” 
  就在这一天,王明又下令将何孟雄开除了党籍。而何孟雄在狱中仍镇定自若,坚决反对分裂党的错误行径,并同林育南、李求实联名给共产国际写信,揭露王明的宗派主义活动。可是,他们已身陷敌人的囚笼,无论他们怎样抗争,已无回天之力。 
  2月7日晚,何孟雄、林育南、柔石、胡也频、李求实、欧阳立安等26人被敌人秘密枪杀。何孟雄就义时年仅33岁。 
  虽然王明去了一块心病,但对何孟雄的批判仍没有放过,他对周围的人说:“何孟雄等虽然死了,但这些人的错误还要严肃对待,还要彻底清算。” 
  王明看起来像是个文弱书生,但其骨子里却阴险毒辣、残酷凶狠,下一步他要清算的真是何孟雄的错误吗? 
  竭力反王明,罗章龙越轨 
  王明决不会忘记,何孟雄死了,罗章龙还在。 
  其实,罗章龙也是党内资历较深的领导人之一,早在1920年10月,他就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时为北京大学支部负责人,中共北方区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之一,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的主任。在此期间,参加领导了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和“二七”大罢工。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央秘书和宣传部长。中共“四大”为候补委员,“五大”为中央委员,“六大”又为候补委员,负责中央工委和全总党团活动。在王明看来,罗章龙的影响力比何孟雄大,危险性也更大。因此,除掉这一心腹之患,成为王明首要的任务。何孟雄被捕,罗章龙以为是因为王明告密而遭暗害,于是更加坚定了要同王明对抗到底的决心。 
  为了缓和这种局势,周恩来想了一个办法,这是个什么办法呢?张国焘在回忆中是这样写的:“我第一次参加的政治局会议,约在我到上海后的第五天,出席的人,除我们三个政治局委员外,还有秦邦宪、张闻天、杨尚昆等。周恩来首先以便于秘密开会为理由,提议由向忠发、张国焘、周恩来等三人组成常委,为最高决策机关,其余中央各部主管人,根据常委决定,进行工作,但必要时得列席常委会。这个提议很顺利地通过了,其作用是为了使那些新进的领导人物退让一步,以缓和党内反米夫派的气氛。”但周恩来的这一番苦心,对罗章龙并未奏效。相反,他大动手脚,将其为“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主持起草的报告大纲印成小册子,通过全国总工会系统下发到全国各省总工会所辖之地。同时他还派了张金刃、韩连会、王仲一等到顺直,唐宏经到满洲,李震瀛到香港进行反王明活动,并指派王克全、徐畏三等带人强占江南省委机关,但没有成功,遂宣布成立第二江南省委。此时,中国共产党已濒临分裂的边缘。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共产党员正处在敌人严密搜捕的险境之中,一旦出现分裂,就会给党带来致命的打击。 
  在这危急关头,米夫和王明都躲在后面不敢出面直接与罗章龙交涉,因为他们自知做了不光彩的事,便指示张国焘去做说服工作,但罗章龙拒绝与张国焘面谈。没办法,又命令周恩来找到罗章龙、王克全,同他们进行谈话。周恩来从维护党的团结大局出发,要他们停止反对四中全会和分裂党的活动。 
  “王明没有罢你的官,你就来做说客,来和稀泥了。”罗章龙挖苦着,把手一挥,发怒道,“我不和你谈。” 
  王克全在一旁也是一脸怒容,大骂周恩来,说他没有党性,没有原则。周恩来一气之下,对罗章龙、王克全来了个最后通牒,说:“你们何去何从,五日之内向中央表明态度。”说罢,便转身而去。   
  相煎何急(3)   
  当米夫、王明得知罗章龙、王克全的态度,预感事情不妙,但也只得等到五日后看罗章龙和王克全的回音了。 
  然而,五日后,罗章龙、王克全不仅没有理睬中共中央,反而继续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这便是罗章龙的悲剧所在。本来,他反王明是一种正义的行为,但他以分裂党的手段来反王明,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党内是绝对不允许有这种分裂行为的,不管理由多么充足,也不管动机多么善良,在党内制造分裂就是一种罪过。如果谁企望用分裂的手法来解决党内分歧,结局必然是一败涂地。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月27日作出《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 
  同时,中共中央还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王克全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王风飞同志中央委员等问题决议案》。数日后,又将王克全和王风飞开除党籍。还有一大批与罗章龙有关系的共产党员被开除党籍。 
  此时,罗派成员一见这势头,大多纷纷发表声明书,宣布退出在“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上推选以罗章龙为首组成的“中央非常委员会”。 
  至此,罗章龙的一切计划已宣告破产,但他没有宣布“中央非常委员会”解散,而由张金保接任了“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主席之职,此举是罗章龙的安排,还是张金保主动接任,不得而知。但张金保随即召开了会议,通过了《非常委员会致中共中央信》,宣布“中央非常委员会”解散。张金保本人也以“非常委员会主席”名义,致信中共中央,表示了悔过。 
  其实,张金保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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