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示了悔过。
其实，张金保完全没有必要接任这一职务，更没有必要以“非常委员会主席”名义来悔过，至多以参与者的身份承认与反思自己的错误也就罢了。她这样做，等于把大部分责任揽过来了。但她这样做，主要是为党负责，因为罗章龙并没有宣布解散“非常中央委员会”，这样长期下去，对党的团结非常不利。因此，她考虑这个临时组织及主要负责人，必须向中共中央有一个明确的交代。然而，王明不分是非，决心把过去跟着罗的人置于死地，不允许这些人悔过自新，不仅开除了张金保的党籍，反而还说张金保的“悔过声明”是向党发起的新的进攻。
王明口出此言，绝非一时气话，他不仅没有忘记张金保在四中全会上对他致命的攻击，而且他还怀疑反对的人会有更大的动作。
真有这等事儿吗？
瞿秋白落井，王明下石
王明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他同米夫一起把持着中共中央的大权，要把反对他的人统统整倒。接下去要整的目标，便是他视为眼中钉的瞿秋白。
瞿秋白待人宽厚、温善，对事业忠诚，能顾全大局，从不感情用事，也没有政治野心，因而他与王明并无权力之争，只是过去有些小摩擦。在王明看来，瞿秋白与他过不去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他们两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瞿秋白批评过王明搞小宗派的行为，那也只是党内的一种批评，也只是一个老党员对一个年轻党员的批评。另一件事就是瞿秋白回国第二次主持中央的工作，王明因反立三路线受了处分，本想等瞿秋白回来树他为反立三路线的英雄。然而，瞿秋白不仅没有对他加以褒奖和重用，而且连李立三给他的处分也没有撤掉。这些都没有上升到争权夺利的高度来看待，只是瞿秋白对王明的人品没有好感，仅此而已。但王明对瞿秋白几乎是恨之入骨了。
在四中全会上，王明一伙进入中央政治局，这是瞿秋白从前没有想到的事儿，王明、米夫对他采取了绝不相容的态度，撤销其党内职务，这也是他没有想到的。因为思想准备不足，当严峻的现实摆在他面前时，心理上感受到的压力非常沉重。
当然，瞿秋白如果要进行报复，条件和机会是有的。
四中全会之后，何孟雄、林育南、罗章龙在反王明时感到势单力薄，便四处寻找同盟者。他们首先想到的便是瞿秋白，因为他毕竟两次出任中共首脑，在党内有一定的影响力，如他参与反王明的行列，把王明拉下马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于是他们分别找瞿秋白，向他陈述王明上台的手法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今后将给中共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向他陈述了王明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上台后只能胡闹，必然会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失。但瞿秋白并没有为他们的陈述所动，他很清醒，心想：如自己加入反王明的势力，必然要导致中共的分裂，这对中共是致命的打击。因此，瞿秋白没有从个人的恩怨去对待他们所陈述的一切。他想，要与王明斗就自己单枪匹马地干，兴师动众对党的团结不利。
当时，王明已知道何孟雄、林育南、罗章龙找瞿秋白的目的，王明最怕的是瞿秋白同那些反对他的人结成同盟。虽然他也知道瞿秋白当时并没有与何孟雄等人结盟，但总为此而疑神疑鬼，老是担心瞿秋白要同何、罗站在一起反对他。所以，米夫、王明总是紧紧盯住瞿秋白不放，逢会就批，批别人时也总忘不了批他一顿，并派人监视其行踪。
本来，瞿秋白准备要和王明好好理论理论，不料心火太重，把肺都烧出了毛病，导致心力交瘁，已无力再与王明、米夫一争高低。
于是，瞿秋白在1月17日给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写了《声明书》，书中把自己骂了一通。
相煎何急（4）
虽然如此，王明、米夫犹觉不够，在开除罗章龙党籍的当天，亦作出了决议，警告瞿秋白“必须真正认识自己的错误”，还要瞿秋白“须写声明表明积极反右派与对立三路线的政治态度”。
瞿秋白已把米夫和王明看透了，只不过是“黄小人”与“洋小人”而已，他虽然有与王明、米夫斗争之志，无奈重病缠身，只得长叹一声，于1月28日，再次违心地写了一份《声明书》。在这份声明书中，他仿照阿Q的做法，竭力往自己脸上抹黑，黑得不够的地方就多抹一些，越黑越好。他说自己在莫斯科时，就支持反王明的“中大”学生李剑如等，回国后也没把王明看在眼里，这更是极大的错误。
尽管如此，王明、米夫仍不饶过瞿秋白，继续对他进行无情的打击，并且揪住他自己供认的在莫斯科对王明的不尊大作文章。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专门作出了《关于1929—1930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内称：“秋白同志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对国际路线的两面派态度，对国际代表的极不尊重的态度，绝不是偶然的，和他的右倾政治意见有密切关系。”
在政治上将瞿秋白整倒以后，王明、米夫一伙采取落井投石的办法，在经济上卡瞿秋白，当时瞿重病在身，王明等却停发了他的生活费，每月仅发给十几元钱，为上海工人最低的工资，仅能糊口。从此，瞿秋白沦为“流浪汉”。
到此，王明的目的已经达到，党内该平静一下了，但树欲静而风不止！
乱云飞渡的岁月（1）
历史，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进入了一个更加惨烈的时期，意想不到的事情接连发生。
1931年4月下旬，也就是四中全会后三个多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送张国焘去鄂豫皖根据地后，在武汉被捕叛变。他长期负责党的保卫工作，了解党的很多重要机密，掌握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的中共中央机关和许多中央领导人的住址，也熟悉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当时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并没有立即获悉顾顺章被捕和叛变的消息。顾顺章向国民党建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这个极端机密而重要的情报，被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当机要秘书的地下党员钱壮飞获悉了。他立刻派人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转报中央，这才避免了一场灾难。
同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擅自外出，并在外面住了一夜，第二天出门叫出租汽车时，遭敌人逮捕，不几日就叛变了，后被国民党枪杀。他的叛变给中共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周恩来骂向忠发：“他的贞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向忠发的坠落，给王明创造了机会——他当上了代理总书记。
这两起事件的发生，使中国共产党处于更危险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代理党的总书记，不仅工作艰苦，而且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危险。王明是个怕死鬼，盘算再三，便要求辞去总书记的职务，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米夫的周旋下，他终于如愿，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米夫也随即离开中国。
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军国主义者于9月18日突然以武力袭击沈阳，在三个月内强行占领整个东北。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奉命不战而退。中国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
就在民族危机到来的时刻，王明到达莫斯科。
王明一走，由谁来继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个问题本来只要开一个党的会议，进行选举便可解决。但当时，由于白色恐怖，有的中央委员被捕被杀，有的已受到国民党的通缉而到外地隐蔽起来，无法联络。所以，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远不足半数。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
那么，由谁来牵头，这就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了。
从当时情况来看，周恩来是最佳人选，但他已被任命为苏区中央局书记，并准备动身去江西瑞金。话又说回来，即使周恩来不准备走，恐怕也轮不上他，因为王明要遥控中共，这个牵头人必须是他的人才行。
当时，究竟哪些人跟王明是一路的？王明自己心里清楚。
挑来选去，王明最后看中了年仅24岁的博古。于是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五人组成，博古担任临时中央总负责。
王明看中博古，这是自然的。他们在反李立三时就相互要好，博古为王明的上台，也立下了汗马功劳。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和主张相同，并且他们的年龄相当，志趣相投；博古很听王明的话，说一不二。正因为这样，博古博得了王明的信任。
当然，博古称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他14岁进入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门学校，便开始政治活动，参加了“锡社”，并成为“锡社”苏州支部的负责人。18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并参加了“五卅”运动，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考入了上海大学社会系，当时这所大学是国共合作办校，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在该校执教，还建有中共组织，博古入学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中共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成了米夫的学生，也成为王明的同学，还成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博古具有激进的革命热情，并非他出身贫寒。在当时中国社会状况下，能够考上高等学府的人，无疑都与非同一般的家庭背景有关。博古就出生于书香门第与官吏合一的家庭。父亲秦肇煌，作为清朝秀才，宣统年间当过浙江温州地方审判厅刑事庭庭长，给他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秦邦宪。后来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取了一个俄文名字——博古，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博古通今”的意思，其实真正的含义是“上帝”，也许他自己觉得这个名字比原名更富有意义，所以他很喜欢这个名字，也很喜欢别人称他为“博古”。无论怎样，名字只是一个人的代号而已。
王明临行前，与博古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最后嘱咐道：“记住，万事都得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他人。”
博古望着王明，默默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的厄运
王明走了，走到了共产国际，而中国共产党当时是一切听从共产国际。
博古走上了临时中央总负责的岗位，而博古又属于王明派系之内的人。
从此，开始形成一种特殊的现象：王明遥控指挥，博古坚决照办。
从此，王明、博古推行了比李立三更“左”的路线。
虽然他们的政敌一个一个地被整垮了，但他们总怀疑在党内，甚至在整个中国工农红军中都还有与他们过不去的人存在。
乱云飞渡的岁月（2）
下一个目标究竟是谁？
这就要看谁与他们有着不同的政见。话又说回来，如果王明和博古真有正确的政治路线，能够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他们这种做法在中国人看来也许还可以原谅。然而，他们根本就不能担此重任，只有一味地照搬苏联的经验，在打击不同意见者方面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才能”。
这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乃至整个中国革命都是致命的。
中国不是苏联，中国有中国的情况，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走自己的路。
正因为如此，许多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积极地进行探索，他们之中表现最突出的是毛泽东。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创立了关于中国红色政权的理论。到1930年时，开始探索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大声疾呼要反对本本主义，并写出了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影响的《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言辞之锋利，显示出他对教条主义的痛恨。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一个不仅著名而且永恒的观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在这篇文章中还写道，“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毛泽东有如此见解，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原先受瞿秋白的影响，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而他领导的秋收暴动的受挫，使他比别人更早地清醒过来了，于是他作出了“天才的选择”，带着秋收暴动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开始走自己的路，经过实践，他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同时，他也感受到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一针见血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毛泽东的这番高见，自然触到了王明、博古“左”倾教条主义的痛处。毛泽东想纠正他们的教条主义，而王明、博古则采取排挤和打击的办法来对付毛泽东。
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召开第一次党代会，王明、博古派来了中央代表团，这就是著名的“三人团”。
在大会前开了一次苏区中央局的小会，毛泽东按中央代表团的要求，向他们汇报情况。
毛泽东报告了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胜利的经过，并谈了他对于目前局势的看法，以及一方面军的方针路线。可是，没等他讲完，这些代表就对他发起了攻击，给他扣上好几顶帽子：
富农路线。
狭隘的经验主义。
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
……
面对野蛮无理的突然袭击，毛泽东发怒了，他不接受这些“布尔什维克”们给他戴上的帽子。
事实是，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却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主义”。王明、博古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毛泽东则主张“分配土地给一切人”，并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进行调剂，无论是地主还是富农，只要不是罪大恶极，都要给他一点土地，因为他们毕竟还是人，要吃饭。就这样一个符合情理的主张，被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