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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们正在休息，远处看见有人来，便装模作样地工作了起来。转眼 那人走到了身前，是个矮小、但看上去有点精干的干部。他朝我们看了一会 儿就装出严厉的样子发话说
“你们为什么磨洋工？”
我们答没有。他说
“还说不磨洋工！那为什么这样慢？这工作还不容易！我做给你们看。”
说着就拿出了一卷皮尺，就着我们已用草绳拉好的中心线横过来拉出了8公尺 ，说
“就这样钉上桩不就行了吗？”
我朝他打量了一下说
“队长，你怎么知道这样做，路面就是8公尺宽了呢？”
他怒道“这不是8公尺吗？”边指着皮尺的读数。
“你怎么保证这皮尺是和中心线垂直的呢？”我慢悠悠地答道。
“这，这，”他显然被我问倒了。便口气一转问：
“你是干什么的？”
“劳动教养。”
“我问你以前干什么。”
“教书的。”
“在那儿教书？”
“在江湾。”
“江湾什么学校？”
“复旦。”
“复旦中学？”
“复旦大学。”
“哦，那你学的是什么？”
“物理。”
“那你应该懂得怎样测量。”
“我当然懂。”
“那为什么你们雷队长说你们不会做，磨洋工？”
“我们完全按规矩做，但队长嫌我们慢。”
“这是技术工作嘛，是得好妹地干。我会对你们队长说的。”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们很开心。后来得知他是白茅岭农场测量队 的徐队长。经过此事，我们不但可以慢慢地干，而且还领到了一卷皮尺。
轻松活没几天就结束了。接下来便是大批的人转入筑路工程。这工程虽 说比种田更苦，但毕竟又换了一样活。在几里路内没有人烟的荒山上劳 改了好几个月，除了有一个货郎担外几乎没见过老乡。总希望有机会见 到自由的人，当然，结果还是不能如愿。
说到货郎担，就要插话提一下劳改、劳教人员买东西的制度。当时我们 的钱全是家里带来或寄来的，为了防止逃跑，钱全由队部保管。买东西叫 开大账。每月可开一次，以日用品为限。后来队长体谅到大伙吃不饱，又 开恩准许每星期买一元钱的副食品。这副食品就由那个货郎担供应。一元 钱可买二十个饼，或二十个皮蛋。据说在57年时，一个鸡蛋才卖二分钱， 大批的改造人员来后物价提高了不少。但活羊仍卖一角钱一斤，之所以不 涨价是因为改造人员不可能买来杀了烧肉吃。
劳改已经超过所说的三个月了，荒地已成熟田，大面积种上了山芋。有人 估计我们该释放让农场的场员来接管了。然而却毫无释放的苗头，又要筑 路了。于是又猜测是不是筑好路会放人。这样就到了十月一日，又是一早 集合，说要到分场部去开大会。
分场部果然气派不小，有个足球场般的场地，前面搭了台，四周挂着扩音 喇叭，居然还红旗招展。大家依次排队席地而坐，尽管只要一看邻队人员 的憔悴情形就可估计出他们比我们要来得早几个月，三个月释放的骗局早 已明显，但还是有人翘首以待想听好消息。
一会儿宣布开会，主席台上俨然坐着“场首长”。演戏般一道道程序过后， 场长作了“高水平”的形势报告，从国内谈到国外，似乎天下事无不在其掌 握之中。旁边的队长们频频点首作领悟状。此情此景用古语“沐猴而冠”来 形容是再确当不过的了。报告完了以后免不了全场掌声雷动，表示衷心拥护 之至。然而，就在这时气氛一转，宣布了将某某人揪上来，于是列举罪状， 宣布逮捕法办云云。
会后开小组会，又要领会报告精神，畅谈大好形势，大唱“敌人一天天烂下 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山歌。并必须联系自己如何对不起人民，犯下滔 天大罪，今后要脱胎换骨，从新做人云云。
这样的会以后每逢节日几乎都开，规模也愈来愈大，到了文革时，这种“苦 口婆心”的，反复强调的“教育”已发展到全民的规模。上海市民也免不了 在节假日排队去文化广场听公判，听长长的枪毙名单以接受“教育”。
不久的一天，公路筑了一半，忽地吹哨集合。回到营地开全队大会。宣布说
有新的光荣任务。吩咐明天半夜起床，打好行李。拿不动的可以“打公包”， 即由队部负责运输，轻巧的每人发根扁担，要行军到另一地方去。
大家又免不了各种猜测，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整个独山分场因为该地发现有煤矿 而撤消了。
第四章 筑路队
从大庙岗出发的时候，队长再三地叫我们把行李打公包，说保证汽车比人快， 会送到的。除了蔬菜组留下收作物外，大家就背上脸盆等物集合出发了。一路 上经过横穿广德县的公路，算是半年多来第一次看到了市容和当地的老百姓。 出了市区，公路两边的水稻田长势很好，但多半都有倒伏的现象，又都插上了 某某卫星田（27）斤之类的牌子。我因为没有种水稻田的经验，看见穗头倒伏， 对这些吹嘘还有点相信，但有些乡下出身的人就根本不信。那时曾看到报载钱 学森的文章，鼓吹亩产几万斤还远未用足太阳能等的说法，真为这位御用学者 难为情。后来牛皮愈吹愈大，甚至吹出亩产一百二十万斤的白菜田，十六万斤 的水稻田，六十万斤的山芋田就更是荒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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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当时苏联发射成功人造卫星不久，我国无此技术却将任何生产的高产叫放 卫星，实在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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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转换除了守恒外还要服从热力学第二定律。因此，热能转换为高度有序的 蛋白质分子的结合能，其效率是很有限的。不顾这一基本原理，单从太阳常数， 即地面上每平方米太阳光直照能量为一千瓦出发，再加上许多乐观估计，当然 可容易地计算出十万斤的亩产量来。但这显然是完全不切实际的。这位学者的 文章以及各级官员的弄虚作假，对于影响高层决策，上昏下庸，造成后来人为 的大饥荒难道没有责任吗？
路上走了一天，傍晚时分才到目的地枫树岭以北的广德总分场。被安顿在一间 称为大礼堂的房子里。到了天色晚了大家才知上当，原来公包并未送到。只是 为免有人掉队才让我们轻装的，初冬天气足足冻了两晚才拿到了自己的铺盖。 第二天开动员大会，知道这是一支筑路队，任务为筑一条南北方向贯通各分场 的场内公路。时限为今冬明春。一些老改造又兴奋地议论开了，从大队长报告 的暗示中体会出任务完成即可放人的想法。
筑路主要为土方工程，全靠肩挑人扛，劳动强度远过于田间作业。劳动的残酷 性可从管理方法上看出来，上面一层层压任务，到了小组里，每天不完成任务 不收工。这事实上即为一种连坐法。我们去了没多久，有一天收工时组内的一 位老者累得走不动拖在后面，直到大家吃完粥还不见影踪，等到派人去找才发 见他已倒毙在工地上。那地点正是广德去宣城的公路与我们所筑土路相接的被 称为喇叭口的地方。在他的最后一天里，那个自称右派的小学教师，即组长还 口口声声地骂他磨洋工、装死。
死者和组长的名字已记不准确了，但那些日子和那天的事好象还在眼前。在喇 叭口往西不远处有一个地名叫化古塘，有一座桥，桥下水流很浅但很急，水清 见底。我们每天卷起裤腿忍着冻红的腿脚去拣河底的石卵子做铺路材料。力气 大扛得动近三百斤一箩筐石子的人还可不至于整天泡在冰凉的水里，体弱者则 冻得更利害了。多日下来，路面铺好，盖上松土再要夯实。那一天，我们在打 夯，老者当然也不能闲着，在路旁拿着锹修修补补。须知小组的任务必须完成， 否则谁也别想收工。所以体力弱的人就免不了受人指责和欺负。当同情心和个 人利益冲突的时候，同情心就退却了，更何况每一小组内的主体人物大多为流 氓呢。那天天气很冷，风也大，眼看夜色将临，大伙匆匆回去时便没人顾到那 老者。直到分晚饭时才被发觉；他在饱受了一天的劳累、辱骂后，悄然地去世 了。小组长为此也沉闷了两天。如果他现在有机会读到我的回忆，不知道会不 会告诉我他当时的心境。
筑路的工作要沿路进行，那时的农民因为建立公社而整村地搬迁，我们往往就 住在搬空后的村子里，一住个把月。但有时也离筑路工地很远，就不得不早出 晚归。甚至除了搬进搬出两天外根本没看清村子是什么样。有时又将路边不远 处村落的房子或墓葬拆毁了，取其砖瓦作铺路材料。这时候管我们的赵队长想 出了个残酷的办法，他重编了小组，将劳动力最强的组放在拆房或坟的地方。 然后按劳动力的强弱一组组令各组接力赛地扛箩筐。前两组的大力气人经常把 两只箩筐摞起来扛，他们扛罢约五十公尺，往地上一放，就回头走，轮到最后 几段老弱的就非得马不停蹄地一筐靠扛完才收得了工！
像这样的所谓“突击劳动”两三天后，收工及第二天早上出工时空身走路都 一跷一跷地十分痛苦。然而，说来也奇怪，当杠棒往肩上一压，马上又健步 如飞了。
尽管粮食有所增加，但体力的消耗增加更大，粮食又分等级，经常评级造成人 与人的矛盾。这时候家庭的接济就十分宝贵。和我一个小组有两位年龄五十上 下的人，其一原是在上海西藏路开水果店的，常有接济食品寄来，另一则无。 后者体质本比前者好得多，但在大庙岗时即已饿得在田里抓田鸡吃了。安徽有 一种积肥的方法叫烧火烧土，即把草皮连一层土铲下来堆了烧。这时大家就懂 得如何将田鸡剥皮后放在火上烤来吃。前文提到过的那老宁波则简直来不及烤 田鸡，会连皮把它生吞下去。我说的这两位老者，有接济的活了下来，另一位 日见消瘦，在60年终于饿死，这是后话。
再回过来说我还在总分场时，有一天大雪纷飞，我被人告知家属来探亲了，这 是因为她们沿路问讯，才有人知道了传话的。但我仍得等到收工才被叫去见面。 原来我妻子的学校与其他学校合并后，有一位新校长的丈夫是总分场的干部，从 而了解到农场的一些情况。她力促我妻来农场探亲，顺便也为她丈夫带些炒面粉 之类的食品来。于是我妻便陪同我高龄的婶母冒着严寒来了。在她们找到毛云中 秘书后我得到了优待，给了半天假，还给了招待所一间房让我门好好地谈了一晚。 毛秘书悄悄地透露说我们得改造三年，还说这话千万不可说出去。我当时听了简 直吓一跳！平时干部们口口声声今冬明春如何如何原来都是鬼话，而其实毛所说 的三年也不真，事实上他也不知情。
由于筑路队的流动性，日子多了消息也灵通些，我后来得知这些农场干部除少 数“骨干”外也都是上海公安局被排斥的对象。若干年后在放马场（一个地名， 并非真正放马）劳改时，一位杨队长也亲口告诉我说，当时公安局开大会，动 员他们到安徽来服务，愿意去就去当干部，否则马上判你劳教送过去！于是大 批的留用警察几乎都不能幸免。
这些干部来农场后其实日子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我后来在钟桥时就听到一件 事，说是上海公安局的局长黄赤波有一次来农场视察工作，就在那处做报告。 局长大人做报告时却改不了他那满口粗话的习惯，在讲台上大操其娘。听众中 有一对夫妻，男的叫郎君，据说是有点小资产阶级情趣，实在听不下去了，便 递了一张条子上去，说是大家都是同志，请局长不要骂得太难听。不料局长马 上问：“这条子是谁写的，站起来给我瞧瞧。”然后就有两个说法，一说当场 即宣布了将该警员送劳动教养，另一说法则是第二天宣布的。总之，这位郎某 因此便被劳教，后来其妻高非顶不住压力和他离了婚，他则在60年时饿死在农 场里。
关于黄赤波骂粗话的事，我后来在提篮桥监狱碰见他女儿的男朋友时得到了证 实。这已是文化大革命时的事，这个男友也是个高干子弟，是因“破坏抗美援 越”“偷听敌台”之类的冤案成为反革命的，他说黄赤波对下属其凶无比，见 了上司却是胆小如鼠，是一个“老虎、狐狸、狗”即见了下属是虎，在同事间 是狐而面对上司却成了狗的人物。刘少奇在红房子西菜馆吃饭时，他才轮得到 在门口站岗的份儿。说他反毛主席实在太抬举他了。这是后话，且放下一边。
不过小资产阶级情趣也得看谁有，农场总场的一位姓赵的女干部据说出身富有 人家，因为涉及潘汉年案而贬官来此。每当接近她的干部出差上海时，总不能 忘记捧回老大昌奶油蛋糕去孝敬她。
后来我在涛城分场时，有一次正在田间中耕作业，忽地远处走来一人，穿得 倒很朴实，脚蹬一双六耳麻鞋，走到跟前，瞧了一会儿。显出很不满意的样 子，大声问道：“你们的狗鸡巴队长到哪里去了？”我们一看果然那个凶神 恶煞般的生产队长早已溜得不知去向了。后来得知，那个来者乃是总场的一 个副场长。他不直接和我们打交道，但干部没有人见了他不混身发抖的。
干部们最喜欢的是当派出队的队长，这时便没有比他们大的官管他们了。于 是就更能做土皇帝，为所欲为，吃得也比场部的干部要好得多，因为当灶的 劳教人员不敢不拍他们的马屁。当然，是吃在众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