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其合战，卿等从旁击之，必可大胜！”
冉闵骑跨朱龙宝马，左操两刃矛，右执钓戟，身先士卒，击冲燕兵军阵，一人斩杀三百多燕兵燕将。远远望见大旗，冉闵知是敌人中军所立，就纵马直冲过去。慕容恪一挥令旗，燕军两翼收摆，把冉闵全军围于中间。如在平日，以冉闵之神勇，会在极短时间内率众杀出一条血路，率万众从中突出。但此次战阵，慕容恪用“连环马”，人马即使死掉，仍旧锁连在一处，形成重重障碍，阻挡了冉闵及其兵众的突围。
三面受敌之下，又寡不敌众，激战半日，魏军悉数英勇战死。冉闵虽被围数重，最后仍能溃围而出，向东跑出二十多里后，估计上天绝人，他所乘的朱龙宝马忽然倒地而毙，把冉闵摔于地上。鲜卑骑兵一拥而上，生擒了这位盖世英雄。
被俘送蓟城后，慕容俊下令把冉闵缚送大殿，高声斥责道：“汝奴仆下才，何得妄自称帝？”
大英雄冉闵虽强龙见缚，仍不减冲天之豪气，他一脸蔑视，声如铜钟，道出了响彻两晋南北朝时代的汉人最强音：
天下大乱，尔曹夷狄，人面兽心，尚欲篡逆。况我中土英雄，何为不可做帝王？
惭怒之下，慕容俊下令把冉闵送于龙城处斩，终年二十七岁左右。
值得称奇的是，燕国境内一时大旱、蝗灾四起。处斩冉闵的遏径山周围七里草木尽枯。鲜卑人迷信，又惧崇勇武之人，认为冉闵死后为神，慕容俊就赶忙追谧冉闵为悼武天王，立庙祭祀。“其日大雪”。一股中州英雄气，直入霄汉化雪来！
鲜卑乘胜而进，大军进围邺城。留守的冉魏大将军蒋干见情势危急，就派缪嵩、刘猗两人奉表于晋，表示要归顺司马氏。东晋濮阳太守戴施自仓垣进驻棘津，拦下刘猗两人，索要传国玉玺。
缪嵩又跑回邺城，表示晋将要求得到传国玉玺才相信是真归顺。蒋干一时沉吟不决。戴施得玺心切，“率壮士三百人入邺，助守三台”。他面见蒋干，说：“你先把传国玉玺给我，放在我这里保管。现在城外盗贼横行，不敢立即送回朝廷。但皇上听说玉玺在我这里，定知您投顺至诚，马上会派军运粮而至。”
见戴施说得有理，蒋干把传国玉玺交出。戴施假称派都护何融出外迎取粮草，暗中令他怀揣传国玉玺送回京师。至此，象征皇权正朔的传国玉玺重归晋朝。“江南之未得玺也，中原谓之‘白版天子’。”一块玉石大印，其象征意义之重大，超出常人意料之外。如果没有这块玉玺，东晋皇帝就像做官没有委任状一样，着实尴尬。
鲜卑攻城甚急，蒋干横下心，师锐卒五千及数百晋兵出战，寡不敌众，大败。不久，城中军将打开城门投降，蒋干、戴施等人只得缒城而下，逃归仓垣。
冉闵皇后董氏及太子冉智均被生俘，送往蓟城。数位冉魏高官自杀殉国。冉魏灭亡，立国三年。
慕容俊对外诈称冉闵妻董氏进献传国玉玺，赐董氏为“奉玺君”。很快，这位鲜卑人称帝，改元元玺。
石虎当政末年，兵役繁兴，天灾人祸，中原广大地区的农业已经一蹶不振。冉闵建国之后，连年累月与胡、羌攻战，汉族士民的生活更是困苦不堪。自永嘉年间（307—312）匈奴刘氏军队残掠攻杀，“中原萧条，千里无烟”。各地少数民族纷纷入徙，大多是被当权者迁入中原地区：318年，石勒迁羌、胡、氐族十万余落于河北诸郡；320年，刘曜迁巴、氐二十多万于长安；329年，石勒又迁氐、羌十五万余户于河北；332年，石虎把氐、羌数万户迁至关东，并命氐酋苻洪（蒲洪）居于枋头（今河南浚县）；并以羌酋姚弋仲为西羌大都督，居清河滠头（今河北枣强）。
冉闵下“杀胡令”，是想从根本上消除各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的威胁，严命“青、雍、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于是，中原再次大乱，移民之间也“互相杀掠”，加之饥饿疾疫，最终能活下来的不足五分之一。苻洪之子苻健率众入关，在关中建立苻秦政权；姚弋仲之子姚襄也率众西归，三原一战，被苻氏打败杀掉，其弟姚苌率众投降。
所以，冉魏的汉人政权孤掌难鸣，处于群胡的包围进攻之中，最终不敌而亡国。经过大战、饥荒以及无数次的杀戮幸存下来的二十多万汉人，对胡人杀戮残虐的恐惧已经到了极点，就聚集在一起奔向黄河，抢渡之后，准备投奔东晋政权。但东晋的征北大都督禇裒提前回军，这二十多万汉民最终皆被依次阻截，被各少数民族兵士报复性地屠杀殆尽，成为冉魏政权灭亡之后的一个大黑色感叹号。
东晋的建立（1）
通读标榜“魏晋风度”的千古名著《世说新语》，笔者发现，《豪爽》卷目中共十三篇，其中的“王大将军”王敦一人就占有五篇，将近二分之一的篇幅。正是他惊世骇俗、放达不羁的个性，才使得这位高门子弟独标一格，卓然不群。千载之下，其落拓不羁的豪爽气概，仍令人拍案称绝。
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武帝唤时贤共言伎艺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敦都无所关，意色殊恶。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与之。（王敦）于坐振袖而起，扬槌奋击，音节谐捷，神气豪上，傍若无人，举坐叹其雄爽。
王处仲（王敦字处仲），世许高尚之目。尝荒恣于色，体为之弊，左右谏之，处仲曰：“吾乃不觉尔，如此者甚易耳。”乃开后阁，驱诸婢妾数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时人叹焉。
王大将军自目高朗疏率，学通左氏。
王处仲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
桓宣武平蜀，集参僚置酒于李势殿，巴蜀缙绅莫不悉萃。桓（温）既素有雄情爽气，加尔日音调英发，叙古今成败由人，存亡系才，奇拔磊落，一坐赞赏不暇坐。既散，诸人追味余言。于时，寻阳周馥曰：“恨卿辈不见王大将军！”
此外，《世说新语·汰侈》中，也记载了另外两件反映王敦不羁性格的故事。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王导）与大将军（王敦）尝共诣（石）崇。丞相素不善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晋书》中，此事记载见于王恺家，并详载“美人悲惧失色，而（王）敦傲然不视”。）
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着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王大将军往，脱故衣，着新衣，神色傲然。群婢相谓曰：“此客必能做贼。”
《世说新语》的“纰漏”篇中，还记载了王敦娶晋武帝女儿襄城公主时的一则故事，并归为“疏漏”一集。其实，王敦举措，称之为“豪放”更恰当：
王敦初尚主。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亦下果，食遂至尽。既还，婢擎金澡盘盛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着水中而饮之，谓是干饭。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东晋的建立者是司马睿，字景文。他是司马懿曾孙，但以晋武帝一系的血缘上讲，这位爷属帝室疏宗。假使没有“八王之乱”时晋家血亲的自相残杀，假使不是石勒在宁平城和洧仓杀掉了五十四个司马皇族的王爷，再怎么轮排，也轮排不到这位琅琊王司马睿当皇上（虽然他和惠帝、怀帝同辈）。
晋惠帝在位早期，天下纷纭，国家多事。司马睿“每恭俭退让，以免于祸”。倒是当时的侍中嵇绍（嵇康之子，晋朝大忠臣）有识人之明，曾对人讲：“琅琊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也。”估计嵇侍中厚道人，没有大肆张扬，否则，当权的几个司马王爷中有一个萌起杀心，一道诏旨就会把司马睿这么一个疏宗王爷送上西天。
公元304年（惠帝永兴元年），荡阴之战后，成都王司马颖把惠帝挟持到邺城。司马睿的亲叔叔是东安王司马繇，他曾劝成都王对其兄惠帝应尽人臣之礼。成都王怀恨在心，加上他当时正和东海王司马越交手频频，容不得有“异心”的人在身边，便找了个借口杀掉了东安王司马繇。
亲叔叔东安王被杀，司马睿大惧，连夜出奔。当夜，月明星稀，光白如昼，成都王司马颖的追捕兵马四处搜捕，这位琅琊王没头苍蝇一样东碰西撞。忽然，天气乍变，忽下暴雨，捕快们纷纷驰入遮掩处躲雨，使得兔子一样狂逃的司马睿终于得机跑出了邺城。
由于成都王早已下令，严防与自己不睦的司马氏皇族和大臣出入诸关口，司马睿跑到黄河边时，守卫渡口的军兵一拥而上，把他堵在当地。关键时刻，幸亏他的随从宋典从后疾驰而来，用马鞭鞭杆抽打着司马睿战马的屁股，笑着对战战兢兢的司马睿说：“舍长（看房小吏），官府禁止贵人出入，怎么你这样的人也会被阻拦呵。”言毕，宋典不慌不忙，策马慢行。巡河的军兵听此言，又见马上人一身普通装束，确信司马睿不是什么人物，就挥手放他过去。
公元305年，晋惠帝永兴二年，东海王司马越派与自己一个派系的琅琊王司马睿留守下邳（今江苏睢宁），并派手下参军王导给司马睿当助手。东海王拥立晋怀帝后，于公元307年派司马睿独当一面，坐镇建邺，王导彼时也随之同去江南。
司马睿初到江东，面对孙吴旧政权留下的强宗大族，胡萝卜加大棒，又打又拉，招纳了顾荣、贺循等当地望族名士，又平定了孙弼和杜宣的叛乱，最终在当地站稳了脚跟。说来也怪，司马睿的爷爷、老琅琊王司马伷在晋初的平吴之役中就立下赫赫大功，孙皓呈献玺绶，正是首呈司马伷请降。由此，可以说老、少琅琊王与江东之地冥冥之中就有不解之缘。
晋怀帝永嘉五年，匈奴汉国军队攻陷洛阳，大批中原士族纷纷南渡，包括临沂王氏、太原王氏、颍川庾氏、高平郗氏、陈郡谢氏、谯国桓氏等等，携家带口，成族成宗地一窝蜂狂逃，纷纷避难江东。在此情况下，司马睿在王导的辅助下举贤用能，罗致了不少人才，为江南积累了一大批能政治、善管理的杰出人才。
东晋的建立（2）
晋愍帝继位后，遥授远在江东的琅琊王司马睿为左丞相。由于晋愍帝名叫司马邺，从此建邺为避帝讳也就改称建康。
长安陷落前，十七岁的少年天子司马邺深知自己难逃被俘的命运，派平东将军宋哲捎信给司马睿，表示“……朕今幽塞穷城，忧虑万端，恐一旦崩溃……丞相可摄统万机，还据旧都，修复陵庙，以雪大耻”。
晋愍帝司马邺被匈奴刘曜俘掳后，刘琨、段匹襌、段辰、邵续、刘演、曹嶷等晋朝汉、夷众臣纷纷上表劝进。
公元318年4月，愍帝被害消息传来，司马睿继帝位，改元太兴，是为晋元帝，东晋王朝正式建立。
“王与马，共天下”
江东地区，在司马睿到来之前，地方势力（江东原有的世家大族）仍旧非常强大。晋惠帝、晋怀帝时期，陈敏、钱璯等人相继叛乱，江东大姓周玘动员世家大族，出钱出力出人，配合西晋政府军队，接连平定了这些人的谋乱，时称“三定江南”。虽然周玘等人的初衷完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族利益，但客观上也为东晋后来在江东的统治营造了一个比较安定的政治局面。
当初，在东海王司马越和太尉王衍掌权期间，王氏家庭重要成员就已经被派入江南地区担任关键职务。王澄是太尉王衍的弟弟，王敦是王衍的族弟。晋怀帝永嘉元年，王澄被委派为荆州都督。怀帝永嘉三年（309），王敦获任为扬州刺史。由此，可以明显见出以王衍为首的琅琊王氏早就有南渡的心理和物质准备。司马越病死后，王衍本人虽被石勒杀掉，但王氏家族在江东已经握有实权和重兵。
王氏家族最重要的人物当属王导。王导是太尉王衍的族弟，王敦的堂弟。司马睿初到江东，当地的世族大姓对这帮北来“伧父”甚为不屑，“人情不附”。北来诸人移镇建康一个多月，也没有多少当地人来投附。忧心忡忡之余，王导率先想出一个主意：趁着秋季“禊祭”日，司马睿本人坐在肩舆之上，大摆王家堂皇仪卫，王敦、王导等北方大族名流皆骑马跟从，仪势威严，表情肃穆，使堂堂大晋的威仪展现于江南土著面前。
“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视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以风度、排场降服人心，这也只是能在魏晋时代可以做到的事情。这出戏导演得很成功，加之对当地土著大姓代表加以高官厚爵后，“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司马睿终于在江南得到当地人的拥戴，立稳了脚跟。因此，司马睿倾心依赖王氏，不仅仅由于王氏是他先前当琅琊王时自己封地内的望族高门，也有过江后王氏对他极力推戴的原因。
洛阳陷落后，面对滚滚而至的中州难民潮，王导又劝谕司马睿大收人心，选择其中的“贤人君子”加以任用，于是“荆、扬晏安，户口殷实”。眼见拥戴自己的呼声越来越高，司马睿对王导倍加信任，情好日隆，号为“仲父”，并比之为“萧何”（司马睿自己就是“刘邦”了）。
王导本人，也是一片纯臣之心，常良言谏劝司马睿克己励节，宽容抚众，优礼吴人。王业草创之际，君臣互信互爱，成就了当时的一段佳话。
司马睿登基之日，百官陪列，乐声清扬，仪式庄严。司马睿开始还没找到皇帝的感觉，出于真心的感激之情，他竟招手要站在殿上的王导“升御床共坐”。王导固辞，司马睿又连连呼唤，“至于三四”。最后，王导推辞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
司马睿给王导这一点拨，才忽然感觉自己是“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