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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到市委宣传部去，王处长说方纪部长要见我，随后他就带我一起来到中苏友好协会，方纪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他的家住在中苏友好协会。来到方纪家中，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了，王处长说了些别的事情就回去了，把我留在了方纪家里。
后来有人告诉我，方纪那次让王处长把我带到他家去，有两重的用意，方纪看了我写的检查材料，不但没有对我产生什么仇恨，反而不相信这份材料出于一个19岁小青年的手，他私下对人说，这简直就是一个神童。方纪是一个典型的文人，他和胡风、阿垅的关系都很好，天津的反胡风运动，一开始是对着他的，但他也有政治化的一面，他在看到这场运动的残酷之后，立即上阵指挥，很快天津就因为有了阿垅、鲁藜这样的一些骨干分子，把方纪划到外边去了。
方纪的文人气质，使他没有把我当做“敌人”，他竟然在我写的交代材料中，看出了我的一点点“才气”，他想见见我，或者他就是想判断一下阿垅何以对我如此器重。
对于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来说，我一直对方纪十分崇拜，我读过他写的几乎所有作品，也听过他的讲话，方纪是一个才气横溢的大作家。方纪和我谈了很长时间，他问我都读过什么书？何以对胡风的理论如此热衷？我回答了他的提问，当然也是批判地“揭发”胡风的理论如何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而“贩卖”的却是反革命的黑货。方纪比我高明上百倍，他是不会被一个小孩子的假话蒙蔽的，看得出来，他对我并不反感，和我谈话也没有教训人的感觉。
政治是残酷无情的，天津领导反胡风运动的五人小组，把我列为重点人物，宣传部在和我谈话的时候明确指出，阿垅在他写给我的信中约我到他家里去谈话，就是对我进行特务拉拢，“胡风反革命集团”拿我当炮弹进行反革命勾当。为了让我集中时间考虑问题，宣传部长指示下属给我找个地方，后来说大理道文联宿舍的一间房子空着，鲁藜刚刚从那间房里被逮捕，这样，就把我送到原来隔离诗人鲁藜的房子里去了。
住在大理道空旷的大房子里，我万分恐惧，我不知道等待着我的将是一个怎样的结局。我没有政治经验，我也十分懦弱，我怕坐牢，我怕戴手铐，我从来不敢和什么人斗争。想一想，我已经几乎就成了一个囚徒，如今已经被关到一间大房子里了，会不会从这间大房子里放我出去，我一点也没有把握，天知道运动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有一天下午，我从大房子里向外张望，看见一位老太太正坐在我的窗下哭，也没有人劝她，也没有人理睬她。再仔细一看，我认出来这位老太太就芦甸的老母亲，这许多年她一直和儿子住在一起，卢甸从很小参加革命，全国解放之后，把母亲接到天津来住，儿子变成了反革命，被逮捕送进大牢，老太太失去了依靠，她坐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一个人痛哭。
芦甸的老母亲哭了好久时间，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走了，这时我又看见小陈沛在院里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站着，这些年在阿垅先生家里，我和小陈沛已经是很熟了，阿垅先生宠爱小陈沛，小陈沛离开爸爸简直就活不了，如今突然阿垅被捕入狱，小陈沛成了无家可归的孩子。
文联大楼里的人们听说侯红鹅找到了，就隔离在楼下的空房子里，人们都感到十分有趣，纷纷到我的窗外来张望，这里面的大部分人我不认识。有一天，我站在窗前发呆，可能是脸上流露出了害怕的样子，这时候突然我看见窗外站着一位老同志，他个子不高，圆脸，留着短短的平头，他好象是看我小小年纪就被株连到这样可怕的一场运动感到可怜，又看见我站在窗前的恐惧神态，他索性走到窗下，大声地向房里的我说道：“孩子，别害怕，没有枪毙的罪过。”说完，他还和善地看了看我，然后又向院里的人指了指房里的我，似是在向人们说，原来这个侯红鹅是一个孩子。
我没敢和这位老同志说话，只看着他从我的窗下走开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位老同志就是作家王林同志，我一直记着王林同志说话的神色，那神色中有一种对于这场运动的厌恶，尤其是当他看到把一个孩子当成“大敌”对待的时候，他于良知上有了感悟，所以他才有胆量走到我的窗下来，告诉我说“没有枪毙的罪过”。
我感谢王林同志。
第三部分九、耸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1）
在“胡风反革命集团”中我算不得是什么“成员”，在大理道文联机关被审查了一个月，也就把我放回家来了。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既然受审查，事情就要有个交代，更要有个结论。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就对我说，可能把我的交代、批判材料作为一个检查在报上发表，就算是对我先作了结论。一天上午，方纪同志带我到了当时的人民剧场，在一个大会上由我作了检查揭发，这样我就得到了最先的解脱，到了5月底，《天津日报》上发表了我的“检查”，题目叫作《控诉阿垅、批判自己》，就算是对我的问题作了小结。
《控诉阿垅、批判自己》的检查“文章”，初稿是我写的，运动当头，胡风和他的朋友被钦定为反革命分子，报上“揭发”了他们“反革命”的历史和现行活动。这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设法保护自己。报上再三告诫和胡风有关联的人们，一要交出信件，二要交代自己的活动，三要揭发胡风的罪行。我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带去“自首”，我精神上的恐惧是可想而知的。
端正态度，首先接受中央对阿垅的“定性”，无论你理解不理解，《人民日报》白纸黑字，说阿垅是国民党特务，是对共产党怀有咬牙切齿仇恨的敌人。迫于可怕的现实，我绝对不敢怀疑《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按照要求划清界线，是我惟一的选择。
当然，我的“认识”绝对是不深刻的，最初的检讨稿，经过了一个多月的“修改”，负责和我谈话的领导一次一次地指出检查的不深刻，又让我把一些内容补充了进去。我当时只想着早一天自己得到解脱，阿垅毕竟和我只是一般朋友关系，他并没有和我说过什么要紧的事情，也没有说过过激的话，领导运动的人也知道从我身上得不到任何重要线索。至于批判自己，我就只能按照运动的要求往最严重上说了，我把自己说成就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小成员，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作了马前卒，和“胡风反革命集团”一起向党进攻。我知道不把自己的“问题”说得这样严重，我就不可能得到解脱。
从大理道回到家中，报考大学的机会也错过了，我就在家里读书，注意运动的进展，渐渐地我发现，外界对我的定论，和原来领导对我的保证已经不一样了。最先我得到的“保证”是，我只是一个受害者，对我要治病救人，不把我当作“胡风分子”看待。
一天，我买到一期《文艺报》，上面有方纪揭发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天津活动的总结性文章，读到一半，一段文字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方纪在文章中将我划进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也把我当作是一个“胡风分子”对待了。
方纪这样写道：
现在我们还可以看看阿垅的另一副嘴脸———他怎样在用假象瞒住人们时，在“作家”的名义下，进行特务活动。
天津某中学的一个学生，名字叫侯红鹅，1951年时只有16岁，喜好文学———当然，也有点自命不凡，便作起诗来，并且向当时由阿垅主持的天津文联机关刊物《天津文艺》投稿。大约阿垅从他的来稿中嗅出了什么味道，便以个人名义给侯红鹅写信，称赞他的诗写得“很好”，捧他是“天才”，说他“掌握了诗的物质”，“有成为诗人的希望”，还说，“芦甸和我，对你是欢迎和期待的”。为了“帮助”这个青年改诗，阿垅还约他去面谈。
从此，侯红鹅因感“知遇之恩”，便成了阿垅的崇拜者和追随者，而且在阿垅的薰陶下，对胡风更是奉为偶象。不待说，一个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十五六岁的青年，是不具备辨别能力的。因此很顺利，侯红鹅便成了阿垅的俘虏。
阿垅使用这青年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方法是：先培养起他的自命不凡和不满现实的情绪，然后教他“写作”，并专门给全国性的大刊物如《人民文学》、《文艺报》等投稿，稿子不用，阿垅便从中挑拨，先造成他对文艺界领导的不满，进而由不满制造对立，再由对立加以反对。于是一步一步，侯红鹅变成了胡风集团的反革命工具。
…………
这时，侯红鹅已完全变成了胡风集团的一员……
他终于把自己由一个有希望的青年团员，由于追随胡风反革命集团，背弃了人民和自己的前途。
…………
在他们那样的关系上，这些话除了解释成为阿垅对侯红鹅的特务拉拢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
读了这篇文章，我预感我的问题发生变化了，原来市委宣传部曾经向我交代过，我只是受胡风思想影响；现在，我已经是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个成员了，不言而喻，也就将会按照对于“胡风分子”的办法对待我了。
1955年的7月，《中国青年报》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一篇长篇报导，标题是《侯红鹅被拖进了反革命的泥坑》，为配合这篇报导，《中国青年报》还发表了社论，要全国青年从我的“事件”中记取教训，不要被反革命分子利用，走上反革命道路。《中国青年报》的文章，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我已经成了这桩反革命事件的重要人物了。
在《中国青年报》的文章发表之前，王处长向我暗示过，王处长对我说：“你的事件要用来教育全国，你自己不要紧张。”面对这样的“发展”，谁又能不紧张呢？在我印象中，王处长是待我最和善的一个，每次谈话，他都暗示我这是最后的一次谈话了，这个案件与我无关。但是没过多久，王处长又要找我，我想一定是他的上级又有了新的要求，这时王处长就又对我说：“有些情况还要找你谈谈。”表现出一种纯属贯彻上级指示的态度。我当然知道，在王处长之上，市里有一个由公安局长、宣传部长组成的5人小组领导运动，市里的5人小组隶属于中央的5人小组。宣传部每一次找我谈话，每一次对我审查，都是经过领导小组安排的，最后决定大张旗鼓地把我的事件用来教育全国，更是领导小组的最后决定。
事态的恶性发展，使我大吃一惊，尽管在此之前，我也有些预感，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会成为一个反革命的典型人物。《中国青年报》的文章，说侯红鹅把一切和前途交给了“胡风反革命集团”，这样我就成了“胡风集团”的一个成员，我的“问题”，就不再是“受影响”的问题了。
早在大理道受审查时，同案受到株连的余晓同志，就在僻静的地方告诉过我说：“对待你是最客气的，和其他人谈话时，公安局的人站在门外，手铐就放在桌子上。”我听了吓得毛骨悚然，但我当时已经得知胡风问题已经交由公安部门处理了，公安部门自然有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
公安部门把解决问题，叫作“破案”。天津市有一位叫葛覃的同志受到胡风案件株连，葛覃同志当时是市纺织局的常委书记，也是一位进城的老干部，受胡风案株连之后，公安局找他谈话，开口便是：“葛覃，你的案子破了。”葛覃是一个工农出身的进城干部，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天不怕，地不怕，一听公安局干部这样说话，当即就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冲着公安局的干部破口大骂，其态度之粗野，其语言之污秽，令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直骂得公安局干部从屋里退了出来，就这样葛覃还在后面妈妈姐姐地骂个不停。公安局的干部把情况向市里作了汇报，市委书记找到葛覃，向他说：“葛覃，这可是上面定下来的，你还是老老实实认下来的好，如果你再这样骂人，那就谁也保护不了你了。”这样，葛覃才低下了头，任由公安局破他的案子。
第三部分九、耸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2）
报上对我“点名”之后，也就开始对我进行人身污辱了。有一天我在报上看到一幅漫画，画上一个面目可憎的坏人用力地拉满一张弓，弓上有一只箭，箭头直指太阳。这幅漫画的用意，是不需要解释的了，那个向着太阳瞄准射箭的人，下面写的是阿垅。而就在射箭的阿垅身后，还站着一个小青年，这个小青年正在给阿垅往手里送箭，这个小青年的下边也写着名字：侯红鹅。
太阳，自然是伟大领袖，那个用毒箭射红太阳的阿垅自然是十恶不赦的了，而给他送箭的侯红鹅，难道不也是犯下了箭射红太阳的罪行了吗？看过这幅漫画，我十分害怕，我估算到我已经是大难临头了，说不定什么时候一道命令下来，我也就要被送到大牢里面去了。夜里吓得睡不着觉，我就想，我为什么要箭射红太阳呢？毛主席那样伟大，我这样渺小，我和伟大领袖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呢？他是一个属于全世界的革命伟人，我只是一个19岁的小青年，怎么我就想用箭射他呢？
无论如何想吧，事实上我已经成了一个小反革命。我的一篇微不足道的破小说，发表之后没有任何反响，如今也被点名批判，许多人在一家刊物上联名揭发我丑化社会主义，恶毒诬蔑党的罪行，说我写的小说是“射向党的一支毒箭”。
而且，有人因我而受到株连了，也不过就是我的亲戚，小时候的同学，因为我已经成了反革命分子，他们认识我，自然也就要受到审查了。
一天，市委的一位女干部找到我，说外地来人找我，要向我了解一些情况，希望我老老实实地提供情况。随之，我就被带到了市委招待所，房间里有两个人正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