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起头来，大声报告，你是什么东西。”队长向前迈过来一步，似是如果我不能按照规定报告，就要对我有什么举措似地；他要使我习惯于一种新的规定，这种新的规定，就是要和罪犯一样地失去自己的人格。
我当然明白，这不是针对我一个人来的，这是把我做一个样板，训练给全体右派看，队长之所以选中我，因为他们知道在刚刚过去的反胡风运动中我是一个典型，而在这些右派中间，我似是文化较高，年轻气盛，制服这样的人，可以在右派中造成一种威慑，其它人也就知道应该怎么活了。
“我，我是右派分子。”我心慌了，我不知道这场表演要到什么程度才能结束，我也不知道他们究竟要树立一种什么样的模式，我更不知道他们将会如何对待我。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他们给我戴上手铐，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只好，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他们的问话。
“别说废话，就说你是什么东西。”对于我的回答队长还不表示满意，我想他是要我做最规范的动作，说最规范的语言。
“右派分子林希。”这时，我明白过来了，队长问我是什么东西，就是要我像到队部报告那样报出自己的身份，一个废字不要，就是直接说出自己是什么人。而且不是人，是“东西”。
“说全了。”队长还不满意我的回答。
“胡风分子、右派分子林希。”我想说全了，我也就是这两个身份了，按照农场规矩，我报告出了自己的双重身份。
对于我的回答，队长似是满意了，他们再不向我吼叫。这时，一个队长转身从绳儿上撕下我写的大字报，使劲揉成一个大纸团，然后扬起胳膊，狠狠地把那个纸团向我砸了过来，距离极近，大纸团正砸在我的鼻子上，我没敢躲闪，只觉得眼前冒起了一片火星，我几乎喊出声来。
一片麻木中，我听见队长在向我喊叫：“一个胡风分子，一个右派分子，你也配拥护共产党？你也配热爱我们的毛主席？你也配走社会主义道路？你应该先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你是一个罪犯，我们代表政府对你实行专政，你是人民的敌人，你只能老老实实地服罪认罪，你只能老老实实地悔罪赎罪。出来，站出来！”
按照队长的命令，我从原地方走了出来，站到他指定的一个地方，而且要我面向众人站好。绝对是立正的姿势，这时，他才宣布开会。
整整1个小时，我就是这样站在众人面前，听队长训话，一动不动地听他训话，我偷眼向众人看去，席地而坐的右派们，一个个早吓破了胆，没有一个人敢抬头。
站在众人对面，没有多少时间，我心里倒也平静下来了，我知道今天我没有一点过错，今天农场就是要给右派们打一个措手不及，开会之前，他们就研究好了要拿我做“典型”。制服了我一个，也就制服了所有的右派，他们要用对待监狱里罪犯的方式对待这里的右派，要让右派们养成一种新的生活习惯，要让右派们知道应该使用怎样的词汇，以什么方式和队长说话，用什么语调，用什么音量，用什么姿势和队长说话，也要让右派们知道应该怎样称呼自己。
一个多小时的大会终于结束了，当队长宣布散会的时候，席地而坐的右派们谁也不敢第一个站起来，倒是队长转过身来向我喊了一声：“你先出去！”这样众人才在我后面站起来，一个挨一个地往外走。
走出会场，我极度疲倦，我想哭，但我不敢哭，我知道我没有哭的权利，我想喊，我更知道自己没有喊的权利，我只能默默地跟着大家往蓬帐走，走回蓬帐，什么话也没说，也没有人要和我说话，衣服也没脱，我就倒在蚊帐里了。
这时，我只是想抡起胳膊狠狠地打自己，我恨我自己，我恨自己怎么沦落到了这样的地步，沦落成了一个罪犯，成了一个任人羞辱，任人唾骂的罪人，在众人面前我被罚着站了1个小时，我已经再没有人格可谈了。
“你是什么东西！”
“你是什么东西！”
凶恶的喊叫声一直在我耳际回荡，我全身麻木得几乎失去知觉，没有了一点力气，我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
“你是什么东西！”
“你是什么东西！”
喊叫声在我的耳际回荡了一个多月，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似有人向我喊叫：“你是什么东西！”
一种令人丧失人格的侮辱，使我对人生不再抱任何希望；我已经不再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不耻于人类的罪犯；我要站直身子，抬着头，面对着所有的人说出自己是什么东西。
第四部分十三、脱胎换骨（7）
下午，河道挖到1米深的时候，缓缓地漫上来了清水，清水极凉，泡得一双脚好舒服，又挖了一会儿，地下水漫过了膝盖，终于漫到了腰际，我得救一般地蹲下身子，把整个的身子浸在清凉的地下水里，消解一下疲劳。这时，我心里似燃烧起一团烈火，口干得令人发疯。我索性张开嘴巴，下嘴唇浸在水里，上嘴唇露出在水面上，让地下水自然地流进喉咙间，我大口大口地咽下地下水，好缓解一下极度劳累。
突然，我似是大喊了一声，这时大概是下午4点，我只是感觉天黑下来了，我的眼前变成了一片黑暗，我身边的一切声音和人都远离我而去，我觉得身子极轻极轻，又似觉着自己似是正在往下陷落，一时之间，世界已经不存在了。
世界变得那样安静，我不再感觉，也不再呼吸，远远地我似是听见喊声：“死人了！死人了。”我不知道什么人死在河里了，随后我就一点知觉也没有了。
后来回忆起来，那时我似是意识到了死，死对于一个将死的人来说，倒有一种解脱感。在我大喊之前，我已经没有一点疲倦的感觉了，平平静静，非常安详，只一瞬间，世界就离我而去，留给我的只有黑暗和安宁，大脑空空的，没有什么痛苦，也没有值得留恋的人和事，生与死之间，原来没有多远的距离，可能只是一次呼吸，然后，就离开这个世界了。
事后有人告诉我，我确确实实大喊了一声，看见我倒在河里的人也是喊了一声“死人了”。在我大喊之前，有人看见我突然从河道里跳了出来，人们以为我要去什么地方，但没有跳到岸上，我就跌倒在河道里了，然后身子沉到河水里，再也挣扎不起来了。
当时，人们都以为我死了，大家知道我身体弱，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前一天有人就看出我支持不住多长时间了，但是没有人敢说话，今天大家也是各自忙着自己的定额，没有人再想到我，突然看见我从河道里跳起来，有人以为我是拉肚子，但看着我倒在河道里，再也没有起来，人们以为我死了。
也是事后人们告诉我，一个姓窦的右派，看见我倒在河道里，第一个大喊“死人了”，这位窦姓右派家里是基督徒，可能也是自幼受的教育，他看见死人，忘了农场纪律，第一个跑过来，把我从河道里拉出来。人们说，如果不是他往上拉得快，水一呛进呼吸道，炸了肺，我就真死了。有许多晕倒在河里的人本来当时只是假死，但水呛起肺叶，就呛死了。
窦姓右派把我从河道里拉出来之后，闻声走过来一个队长，据当时在场的人看见，队长伸脚踢了我一下，有人说，当时我在笑，凡是晕厥假死的人，面部表情都似是在笑，那个队长说了一句话：“还笑。”也没说抢救，这时，还是那位基督徒的后人，也不问队长如何处置，他把我背起来就跑。这位窦姓右派是一个心细的人，他早就看见干部劳动的地方有医生巡视，他背上我就往有医生的地方跑，但没有找到医生，说是到村里去了，然后这位窦姓右派又背着我一直跑到村里去找医生。
也不知道是经过了多长时间，我似是苏醒过来了，这时，我就是觉得身子还在往下沉，身子轻得没有一点重量，我想睁开眼睛，但眼睑实在是太重太重了，我使出了最大的力量，眼前还是一片黑暗，我想抬手去摸摸什么地方，明明是觉着一双胳膊还是长在身上，就是不能支配动作，胳膊不听使唤，嘴不听使唤，全身都不听使唤，我变得不是我自己了，我的大脑对全身所有的部位都失去了控制能力，我虽然有了知觉，但我不能告诉人们我还活着，我想也许有的人就是这样被人当做死人对待了。
“活了，活了。”这时，我听见有人在我的身边说着。
“人工呼吸！”好象有人在指挥抢救。
渐渐地，我似感到有人正坐在我的身上用力地压着我的胸腔，随着这种压迫，我呼出了一口长气。
“好了，好了，活过来了。”身边说话的声音更清晰了，是一个陌生人说话的声音，不象是农场里的人。好象是摸了摸我，这个人又对什么人说着：“不要紧了，再打一针强心针，慢慢缓着吧，缓过来之后，立马送医院。”
随之，我就感觉有人给我打了一针。
“谢谢这位医生了。”说话的是一位队长的声音，显然是他在指挥对我的抢救。看着我活了过来，他便向医生表示感谢。
“幸好没耽误，迟了就怕来不及了。”显然是医生在说话。说罢，医生似是就想走了。
“请问医生在哪个医院工作？”我又听见队长在向医生问着。
“我是个兽医。”医生回答着说，“听说这儿死人了，我就跑过来了，人和牲口一样，药剂小些就是了。”
我心里一阵难过，似是涌出了眼泪；这时，人们才相信我真的是活过来了。
直到此时，我还是没有说话的能力，但眼睛已经睁开了，我向周围的人们看了看，用目光向他们表示感谢，我也不知道这些人有没有看明白我的表示，随之，似是找到了一辆马车，我觉着大家把我抬到了马车上，摇摇晃晃，马车拉我离开了工地。在马车上我睡了一大觉，回到农场的时候，我已经能说话，也能行动了，但我还是没有一点力气，我觉得我的身体似是不存在了，我是被人们背进屋里去的，把我放在坑上，人们就忙着返回工地去了。
一路上护送我回农场的人，就是那位窦姓右派，多少年，我视他是最要好的朋友，我心中永远记着他对我的恩情。
第四部分十四、右派人生的黑色幽默（1）
一场反右斗争使50万中国知识分子罹难，其中许多人没有能够活到政治清明年代，蒙冤长眠于九泉之下，戳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戳伤了中国知识分子振兴中华的雄心壮志，反右斗争不仅酿成了千万户人家的生活悲剧，更极大地推迟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
哪些人是右派分子？1957年的政治文件、报刊社论都有确切的理论界定。这些重要文章许多出自领袖之手，决定着中国的社会生活，成为中国人必须恪守的政治准则。
报纸社论界定，右派分子不甘心亡国共产，他们梦想推翻社会主义制度，1957年的歌曲唱道：“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要推翻办不到。”可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是右派分子的第一使命。
右派分子为了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大多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譬如北京有个大教授，就曾经在密室中聚首，策划教授治校式的右派方案，点火于基层，大学里的右派学生，口才好，聚众发表演说，煸动性极大。所以，右派分子的向党进攻，是一次有组织、有目的、有预谋的反革命活动，“言者无罪的原则，对他们是不适用的。”
“集中”到农场，思想改造的第一步，就是认识自己的右派言行，言者无罪，“行”就是触犯法律了。每天10个小时劳动之后，各班都要开会学习，认识自己的罪行，认识被送进农场是罪有应得，不光是罪有应得，还是党对自己最大的挽救，当年康生老混蛋对右派说过，将你们打成右派，是“爱之切，责之严”，不爱你们，还舍不得将你们打成右派呢，打成右派，你们才要体会温暖，送到农场更是其乐无穷了。
集中农场之后，宣布了纪律，譬如右派之间相互称为同学，队长们称右派为学员，可以给家里写信，但不得谈及农场生活，信件不经过检查，发现问题后果自负。云云云云。
农场更向学员们宣布，农场对学员负有监督改造责任，学员要服从农场管教，要努力重新做人，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中来。
重新做人，第一步要深刻批判自己的右派言行。每个学员被送进农场，编入劳动改造班组，必须交代自己的罪行，老学员对自己的罪行有了新的认识，也要在班上自我批判。如是，每天黄昏收工之后，学员们下河洗洗身子，队长们进队部玩朴克，学员们就要开会学习。
说到猖狂向党进攻，右派们真是罪行累累，许多学员在交代罪行时声泪俱下，痛心的样子，比死了亲娘还厉害。也有的学员，对自己的罪行没有深刻认识，轻描淡写，避重就轻，骨子里不服，怀有翻案情绪，对于这种人，班里要连开几天会帮助他认识罪行。农场里的帮助，都是急风暴雨，被帮助的学员要肃立站到入夜，散会后还不许睡觉，要连夜“整理”帮助会上大家的发言，明天上工前交出材料。
一位张姓学员，对自己的罪行就没有认识，张姓学员，工人出身，还是劳动模范，后来提干，工作上表现也很好，为了培养他提高水平，领导送他去干部学校深造，干部学校大鸣大放，他一马当先帮助党改进工作，“呸！”每到他交代到帮助党整风的时候，他就狠狠地往地上吐一口唾沫，然后恶凶凶地咒骂自己说：“你他妈也配帮助党！”
张姓学员老家在农村，农业合作化之后，他回家看到农民没有了积极性，心中颇是焦虑，农民不种地，哪里有粮食吃呢，最最让他着急，是地里的草比庄稼苗还高，赶上共产党整风，会上他就说，农业合作化之后，草比苗高。
草比苗高。是右派分子恶毒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