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根据当地的情况，说现在蘑菇状烟云已经升空了，而且还把好多现象也很详细地报告给总理。总理这时如释重负，就马上拿起电话向毛泽东报告：第一颗原子弹实验成功了！
爆炸成功后，国外的反映接踵而至。
——最早得到中国原子弹爆炸消息的是美国，在16日当天，他们再次派出U…2飞机到中国上空搜集核尘样本。美国方面开始假装若无其事，约翰逊总统说：中国爆炸的是一个“小东西”，不超过万吨。很快，他们根据侦察得到的情报，改称：中国这颗原子弹的当量比他们当年投向广岛的那颗还要大。
——日本东京方面则广播，中国可能在它的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法国总统蓬皮杜则表示：顷刻之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一天也为期不远了。
——海峡那边的蒋介石也是较早得到中国大陆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的人，他当天声称：事先已从美国方面获此情报，并未感到震惊，但亦未忽视此事对亚洲政治及心理上的影响。
……
恰在10月16日这天，苏联宣布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于15日辞去职务。当周恩来把这一消息通过电话告诉基地的张爱萍等人时，张爱萍等人开了个玩笑：“我们这个原子弹一下子把赫鲁晓夫砸下台了。”张爱萍说的是玩笑话，但没想到国际上还真有人这么认为。
赫鲁晓夫下台和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两大焦点。国际舆论认为，中国是有意把原子弹的爆炸安排在赫鲁晓夫下台的时候，后来有人问起时，周恩来是这样回答的：
这完全是巧合。我们怎么能够那样准确地知道他要下台呢？即使知道他要下台，马上爆炸，除非我们手里掌握了大量的原子弹，像放焰火一样随便放。
当晚，周恩来随毛泽东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的3000名演职人员，毛泽东让周恩来当场宣布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和苏联赫鲁晓夫下台的两大喜讯，随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向国内外播出了我国首次核试验成功的新闻公报和中国政府对于核武器问题的立场。
中国政府的立场，在当天发表的经周恩来审定的政府声明中，表述得非常清楚：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
中国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的核威胁。
几天以后，周恩来陆续收到了各国政府的回音。许多国家表示祝贺中国核试验成功，支持中国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主张和召开首脑会议的建议；只有少数国家表示“遗憾”或对中国进行攻击。
这一回音，周恩来在10月19日向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人们作了公布：
我收到的抗议书只有10份，贺电上百份，表示高兴的就更多。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怎么办？
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周恩来说过：
我们要特别谨慎，宁可让敌人估计得低一些，我们藏一手。不要让敌人过于重视，这反而会增加困难。人家瞧不起我们，我们会埋头工作。
后来，他在接见法国外交部长代表时，还坦率地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的原子弹现在还处于试验阶段，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我们还不能反击，要付出相当代价，这些我们都是有准备的。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中国便进入了周恩来所说的“准备”状态。为进一步打破核大国的核控制，中共中央决定，要加速研制氢弹。
为此，周恩来找来二机部部长刘杰，研究对研制氢弹工作的安排。
刘杰认为：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吃不透，大约需要三五年时间。
破核威慑（9）
周恩来果断提出：不行，五年太慢了，要加快发展；下一步的重点是“两弹结合试验”，立即着手抓加强型原子弹和氢弹、导弹。
根据中央的要求和周恩来的指示，1965年初，二机部向中央专委会呈报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
2月3日、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了这个报告。会议决定：“力争于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试验。”
从尖端科技的发展来看，由原子弹到氢弹又是一个质的飞跃。实现这个飞跃，美国花了7年零4个月，苏联花了4年，英国花了4年零7个月。而当时法国已用了4年多时间研制，仍未成功。
中国对这件事的组织领导工作，则令世界震惊。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300万吨级的空投氢弹试验。
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仅用了2年零8个月，其技术水平也超出了美、苏的首次氢弹试验，提前实现了原来的预想。
然而，试验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出现过许多险情甚至事故。
1971年12月30日，在我国西北某地进行第一颗实战氢弹的投掷试验，就没有成功。
当时，由飞行员杨国祥驾驶的飞机进入预定地点，机上载有一枚数万吨当量的实战用氢弹。塔台发出投掷命令后，杨国祥用力伸向推脱装置机关，投掷装置却无动作。他又采取应急措施，仍没有成功。
随着气候、温度、气流、速度的变化，可能使氢弹在空中突然爆炸，不仅会机毁人亡，基地也会成为一片废墟。
在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的周恩来虽然极为担心，但他镇定下令：除塔台指挥外，所有人员，无一例外，全部撤出。
杨国祥却另有考虑，他坚定地请示说：“我要带弹返航。”
接到基地报告的周恩来，捏着话筒，沉吟半晌，终于沉重地说：“要相信我们的飞行员。”
在惊人的寂静中，杨国祥终于稳稳地驾驶着飞机，在某机场降落了。
周恩来这才松了口气，说：“带氢弹着陆成功，是一大奇迹，要好好总结经验。”后来查明，事故原因是推脱装置变形造成的。
在取得国防方面的巨大成就的同时，我国原子能工业一直注意将原子能用于和平建设上。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波影响了原子能工业的发展，其干扰破坏是显而易见的。
在“文革”之初的1966年9月25日第十六次专委会上，周恩来不无遗憾地说：“上次专委会后，就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了，5、6、7、8月想开专委会均没有开成。”
他对专委们说：你们要说服二机部等科研、生产机关取消红卫兵，取消派别，使这些部门正常工作。
然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仍然对尖端科技战线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一次，周恩来正在举行欢迎外宾的酒会，突然，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某导弹研究院一位和钱学森一起在周恩来关怀下从海外归来的著名火箭材料科学家姚桐斌被“造反派”整死了。
闻讯的周恩来震惊了，手中的酒杯掉落在地上，摔得粉碎。他坚决地说：对国防科技战线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要实行武力保护！
1969年8月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关国防尖端科研的会议。针对七机部一些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不能放手工作、无法全力突破工程技术难关的情况，他郑重地对分别负责技术和科研生产的钱学森、杨国宇说：
由钱学森挂帅，杨国宇为政委，你们两个负责；你（指杨）是政治保证，他（指钱）和其他专家要是被人抓走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拿你是问！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批准同意了一份需重点保护的几百工程技术人员名单，他郑重地指出：
这些同志都是搞国防科研的尖子，即使不是直接参加某工程的，也要保护，主要是从政治上保护他们，不许侵犯他们、抓走他们；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护。总之，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不受干扰，不被冲击。
破核威慑（10）
在周恩来和中央专门委员会强有力的领导下，对原子能工业和其他国防尖端领域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特殊的保护措施，使得这些领域在“文革”的动乱中仍能继续有所发展。无论是原子弹、氢弹、导弹，还是两弹（导弹、原子弹）结合试验，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功。
与此同时，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问题也提到了决策的日程上。
1966年12月1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十七次中央专委会会议，他除了向尖端科技界提出了“1968年把东风三号搞出来，东风四号可以试，洲际导弹也可能搞出来，全部在这四年内解决”的四年目标外，还专门研究了人造卫星问题。
就在周恩来提出要搞核电站的1970年，中华民族实现了自古以来的“上天”的梦想。
这年3月底，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进入发射前的准备阶段。
4月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火箭发射准备工作的汇报。
4月14日晚，周恩来再次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从发射场回京的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任新民、戚发韧等人的汇报。
参加会议的人都很惊讶，周恩来总理问的几乎都是一些技术性很强的问题——轨道参数、卫星重量、测量哪些空间物理参数、卫星能不能准确入轨、入轨后能不能播放《东方红》乐曲等等。
他对首次发射卫星，也表露了自己的担忧：“卫星可不可靠啊？”
专家们肯定地回答：“可靠！”
周恩来说：“听了你们的汇报，看来运载火箭、卫星及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得比较好。我得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才能决定发射。”
随后，周恩来批准“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火箭进入发射工作位置。
4月20日，他又通过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罗舜初发出指示：第一颗卫星的发射要做到“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
在卫星准备发射期间，周恩来还要求参加此项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要认真地、仔细地、一丝不苟、一个螺丝钉都不放过地进行发射前的准备工作。
……
1970年4月24日晚，中国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
进入晚年的周恩来，是以惊人的毅力忍着癌症的病痛领导中国的尖端科技事业的。
1974年3月31日和4月12日。周恩来再次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主要讨论的，是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核电站工程问题。这时，他即将进入医院接受手术治疗。
在3月31日的中央专委会会议上，听取了“728”秦山核电站工程技术情况的汇报。周恩来最为担心的，是核电站的安全问题。他提出：
必须注意核电站的安全问题。
核电站的设计建设，必须绝对安全可靠，特别对放射性废水、废气、废物的处理，必须从长远考虑。一定要以不污染国土、不危害人民为原则。对这项工程来说，掌握核电技术的目的大于发电。
他深思了一会儿，叮嘱与会的人：
在南方选址要注意防潮、防腐蚀、防风化；要想到2l、22世纪，要为子孙后代着想。
他还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选派优秀设计人员支援该项工程建设，以此锻炼一支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
在4月12日的中央专委会会议上，周恩来留下了这样的愿望：
一定要牢记我国的尖端事业现还处在初级阶段，争取时间尽快搞上去！
这是自1962年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以来，周恩来最后一次主持会议。不久，他住进医院，再也没能回到中央专门委员会的会议桌上。
寻求团结（1）
寻求团结，再访苏联，对苏联新领导失望后永别莫斯科
1964年10月，曾经不可一世、刚刚过完70寿辰不久的苏联党政第一号领导人赫鲁晓夫，突然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10月16日，苏联塔斯社发表苏共中央全体委员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公报：鉴于赫鲁晓夫“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任命柯西金为部长会议主席。
这天正好是中国原子弹爆炸的日子。
一个“上天”（原子弹），一个“下台”（赫鲁晓夫），同一天公诸于众，它们成为震撼世界的两大爆炸性新闻。当时就有国际上的左派人士说：“两个令人欢迎的消息，在彼此相隔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在全世界传开了……”
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中共中央是在10月15日深夜（即16日凌晨）得知的。
这天夜里，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忙得不亦乐乎。为赶在塔斯社公布这项消息之前通知中共中央，他深夜紧急约见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
伍修权是这样回忆的：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突然打电话到我党中央办公厅，说有重要事情要向我党中央通报。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是怎么回事，中办主任杨尚昆同志就交代中联部与他接谈，部里就由我出面会见了他。由于机关早已下了班，我就在家里的会客室接待了他。他当即向我告知了苏共中央在今天的最新决定：撤销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由勃列日涅夫接任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柯西金接任其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米高扬留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在此之前，我们同这位大使打交道，总免不了发生争执以至争吵，这次却因为他带来了这个意外的消息，受到了我的格外欢迎。他走后，我立即将这一重要情况报告杨尚昆同志，再由他转报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第二天一早，我又向部里的同志们宣布了，大家也都感到意外和十分高兴。同时，这条消息也迅速在全世界传播开了。
赫鲁晓夫突然下台，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紧急而重大的难题：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如何处理中苏关系？
四个月前，在赫鲁晓夫70寿辰的时候，中国党政领导人毛泽东、刘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