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镖局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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镖局春秋- 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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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时,与镖局关系最密切的企业应该是货栈和大车店了。 
  说起镖局与货栈和大车店的往来,已是渊远流长。早在镖局建立之初,就不仅仅是在这里打尖歇脚,而且早已形成了商业伙伴。特别在大运河断航以后,南来北往的物资可以说全部依靠大车来进行运输,有的货栈把运输工作完全委托给镖局,镖局又定点雇用车行的大车,大车上路之后又在固定的大车店投宿,于是就形成了货运一条龙。镖局、大车行、大车店都建立在中心城市、货运枢纽和交通干道上。大车行和大车店本来属于同业,只不过各有侧重,大车行备有停车场、牲口棚,大车店也备有大车,用来平时运送饲料,如果投宿的大车发生了意外,还可以相互代替,二者无严格的区分。 
  骡马和镖车作为镖局的必备工具,镖师们自然在挑选骡马和驾驶车辆方面是行家里手,有些跑北道的镖局借工作之便,也顺便搞起了大车行副业,搞点多种经营。从业人员多是退居二线的镖师,还有的是前来投奔镖师的亲戚朋友。在经济收入上,有的单立门户,有的附在柜上,因为都属“内亲繁殖”,一般比较团结,业务也红红火火。 
  镖局做生意的特点是不和货栈竞争,只是看准时机抓上一笔,最典型的是南货中的茶叶,运到口外就能买出好价钱。北货中的骡马,只要一进长城,口内和口外就不是一个价钱,秋肥时贩卖一批牲口到河南、山东,准能赚到几成银子。另外,镖局还有一种生意叫捎、帮、带,很近似现在的企业家的经营原则,“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廉,人廉我走”。因为竞争压价,拼死争夺某一个市场是经商非常愚蠢的事情,弄不好会两败俱伤,况且镖局也无力、无心和货栈竞争,再加上他们忠诚守信的精神和自身的武德,他们依然还是把保镖的职责放在第一位的,至于利益,本身保镖已经获得了利润,捎带做点生意已经非常满足了。   
  镖师的自我经营   
  由于镖局业务的特殊性,以及镖师身份的特殊性,注定了镖师在经营自己的人生、命运时的局限性,虽然他们不至于饥寒缠身,但是也不会成为富翁。但是镖师究竟是怎样经营自己的一生的呢?难道说镖师当中就没有一个成为富翁的? 
  准确地说,镖师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雇主的镖礼。有些镖师虽然经过多年的努力当上了“吃大股”的掌柜的,但对在利益分配上相对均等的镖局来说,却没有一夜暴富的机会。有些有心计的镖师虽然也能靠捎帮带发点小财,但最多也是告老还乡后置上几亩地,或者开个小磨坊、小油坊、小粮店而已。因此说,做镖师发大财的人甚少。 
  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些镖师干了几年之后改了行。镖师改行后是很容易找到事做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在走镖过程中常常与商人打交道,走南闯北,眼界也宽了,逐渐掌握了各地区的商品差价,开始做起买卖了。镖师们做买卖大多是从贩卖骡马开始。内外蒙均盛产牛马,秋肥后牧民们把将要出售的牲口赶到绥远、张家口等交易市场出售,价格比内地贱许多。镖师们常年在外走镖,懂得骡马的习性,挑骡子相马是不会打眼的。闹好了一匹能赚上个百八十两的银子。于是,有些镖师在柜上干了几年后,和柜上好离好散,当上了马贩子,把口外的骡马贩到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出售,并在家乡地区开大车店,接待过往的商旅。镖师改行后和原来的同仁们仍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大家也不会骂他不仗义,一般都能继续合作。 
  走水路的镖师对江南的丝、茶行情了如指掌,北京是茶叶、丝绸的消费地,也是中转市场,一些走南道的镖师改行后大多从事的是这项业务,把大宗的茶叶、丝绸运到北京,卖给跑北道的老朋友运到张家口、绥远等地销售,长途贩运中确可以赚些大钱,等到买卖做大了后,又找原来的同仁给他保镖,所以说改行后的镖师大多能同原来的伙伴继续合作。 
  水路镖师改行后最能发财的商机是茶叶,清代盛行清明节献新茶的习俗,京中的高官达贵们讲究品尝“江南春色”。所谓“江南春色”就是谷雨前采摘的新茶。鲜、嫩、新、清,品之春意盎口,故称之为“江南春色”,俗称雨前茶。茶商们以小锡瓶贮茶数两,外贴红签曰“马上春色”。飞马接力运到北京,所以价格昂贵,一小坛高达百八十两银子。清明后三天内运到北京的雨前茶每斤价五十两银子,再过几天后就跌到了二三两银子。 
  镖师改行从商后固然有富起来的,但败了的也不少,因为习武之人重德讲义,不习商斗,在商海风波中略有闪失,就会闹个倾家荡产。改行经商的镖师一旦经商失败,处境是十分凄惨的,所以镖师对从商是十分慎重的,手中有了几个钱之后,宁可去开赢利不高的大车店,也不去跑买卖。在发财的道路上,镖师是保守主义者,所以很少有人能在经商的道路上很好地经营自己。   
  镖局中的融资高手   
  古代的镖师们也许不知道“融资”的概念是什么,但是他们确实在经营中非常成功地应用了“融资”经营这一先进的商业战术。镖局从诞生到消亡的几百年间,几乎很难见到哪个镖局发了大财,成为富商巨贾,但是也有个别镖中翘楚,在经营上扩展思路,他们与他人联合经营,融入别人的闲置资金为己所用,最大限度地发挥货币的作用,颇有现代金融家的风范,成为了商界的佼佼者。 
  清朝时期,康熙皇帝平定了葛尔丹叛乱之后,内蒙、外蒙实现了统一,并建立了盟旗制度,大漠南北成为统一的有机体,时局的稳定为牧业、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生产的恢复、商路的畅通,使得蒙古草原和内地的物资交流也日渐兴旺起来。到了雍正九年,清廷根据《恰克图条约》的有关条款,允许俄国商人可以从恰克图入境,这样,俄国就在恰克图建立了他们的贸易市场,而中国也在其对面兴建了自己的交易场所。从此以后,俄国的商队不再由尼布楚经黑龙江绕道进入北京,可以由此经绥远、张家口直接到达北京进行贸易往来。 
  到北京来的俄国商队,大都是和蒙古的商队一道结伴前往北京,在外馆(按现在的叫法是专门接待俄国商人和留学人员的招待所)地区下榻,这个地方地处城北郊区,卸货、上路都很方便,所以一些专做蒙古买卖、俄国买卖的内地商人,也开始在外馆附近的地方开起了自己的店铺,老北京习惯把这些商号叫做“做蒙古买卖的”。 
  在这些“做蒙古买卖的”之中,最大商号就是“大盛魁”。大盛魁的总店在绥远,分号非常多,几乎在内外蒙各地都有设立,大盛魁的商路从北京安定门外的外馆开始,中途经过张家口、绥远、包头、二连浩特、库伦,直到中俄边境的中国买卖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以绥远为核心,辐射南北、连贯中俄的庞大根系,按现在的说法叫“贸易网络”。 
  跑蒙古买卖,只要中途不遇到抢劫,那是有利可图的生意,蒙货只要运到张家口,南货只要运到绥远,立刻就能换成白花花的银子,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保障运输过程中的安全。蒙古道上的保安措施和内地商路上“走镖”相比,是截然不同的的方式。因为马贼呼啸草原之上,匪股繁多,行动迅捷骠悍,不但不扎寨据守,而且又不划分“盘子”(地盘),根本无法和他们交朋友。雄踞塞上、垄断口外货的“大盛魁”,为了保障自己的商业利益,根据蒙古地区的特殊性,建立了一套特殊的保安措施,所以“大盛魁”虽是货栈,却也起到了镖局的作用,可称为蒙古道上的镖局。“大盛魁”的具体保安措施是以官压匪、联官抗匪、武装商人、结队运输。这种独特的形式,开辟了镖局史上的新天地,其规模之大,方法之多,形式多变的特点,实属罕见。 
  单从大盛魁镖师的地位,我们就能窥知其势力之大,当时大盛魁对“跑外的”镖师都捐有候补官的虚衔,小跑外的捐上个八品县丞(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大跑外的甚至捐到候补知府、候补道台(相当于现在的候补市委书记、市长)。也有捐内阁中书、主事等京官虚衔的(这就相当于现在各部委的部长副部长什么的官衔)。 
  “大盛魁”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厚结绥远地区的军政官员,结交的方法不是送礼,而是拉诸位大人做蒙古买卖,刚开始是“大盛魁”给他们搞捎、帮、带,让他们尝些甜头,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大人们的代理人,当官的大多不会经商,不懂得资金在周转中的妙用。“大盛魁”利用他们的银子做买卖,资金周转了三圈时,只告诉周转了一圈,官僚只关心这趟买卖赚了多少钱,不关心这笔银子做了几趟买卖。大人的鸡(银子)生了三个蛋,只挑一个大的送给他就行了。 
  在马匪嚣张、人烟稀少的草原上长途贩运,一般商号的做法是化整为零,分散上路,即便是和马匪相遇,损失也只是一部分,最忌大队行进,一旦碰上了马匪就会倾家荡产。“大盛魁”的做法是反众人之道而行之。分头出城,上路后就汇齐成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向前进发。分头出发的原因是怕上路前就被马匪派在城中“卧底的”侦知,所以上路前尽量缩小目标,进入不安全地带后再汇聚起来,此时已是人众枪多,小股马匪们见商队阵容颇为强大,不下百八十的人枪,也就不敢下手了。或是有巡防营护送的大型商队,在这种情况下,大股马匪也就只好望洋兴叹了。 
  “大盛魁”虽然是个货栈,但在保障蒙古草原商路通畅的作用上,确是发挥了镖局的功效,只不过是方式和内地镖局不同罢了,它采取了一体化的原则,商队之中的“杆子手”虽然不多,可是人人能持枪上阵,人众枪多,声势夺匪。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千米之外谁都能看到谁的活动。一般马匪是不敢与“大盛魁”较量的。 
  总之,“大盛魁”镖局、商贸、外馆综合经营的方法,其范围已经超出了保镖的业务,贯穿到金融、商业等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他们利用高官大人的钱和商人的押金,进行周转的做法,可以说是开辟了“融资”的先河,既为自己和投资者赢得了利益,也为经济的繁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更为后人在商业领域的融资,合理利用资金经商,加快货币流动周转开拓了思路,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研究价值。本书来自免费txt小说下载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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