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不谐调的现象是，艺术摆脱了解剖书上的忌讳之后在表现形式上享有极大的自由，使医生羡慕不已。由罗马绘画和雕塑科学院出版的，由贝尔纳迪诺。冉高雕版的解剖图就反映出这种状况。这本书介绍了几幅一丝不挂的裸尸解剖图之后，便开始介绍古典大理石裸雕中的精品，我们从这本书上了解到很多经典之作。从此以后，艺术家在创作上总算解除了各种桎梏。
而在十九世纪，这种不谐调的现象达到了顶点。女人可以一丝不挂地给画家当模特，但是在医生面前脱掉衣服却视为丢人。上层人士绝不会让女人单独去就诊，而要丈夫跟在后面，以监督妻子的贞洁。然而丈夫在场会使无辜的妻子更为腼腆，而医生在治病时也不得使用些小技俩。一位漂亮年青的女子肩部脱臼，找都普伊特朗医生（1777—1835）看病，医生看到这位女子过度紧张，但当着病人全家的面极为严肃地说道：“夫人，请您别把自己当作圣女妮图士，您只不过是个老酒鬼而已。”可怜的女子紧紧抱在胸前的双臂垂了下来。如此这般，医生才把肱骨准确归位。那时，讲廉耻不仅仅是女人的事。只有在十九世纪才严格禁止女子从事医生职业，很明显那是为了保持男子的尊严。从十四—十五世纪起行医需要有证书，女医生便越来越少了，而到了十八世纪，只有在意大利才能见到女医生。从理论上讲并不禁止妇女行医，但是，雷恺医生就主张女医生给妇女看病，把男病人留给男医生。收集了他那个时代有关医学法典的维尔迪耶并没发现任何不允许妇女行医的法规，不过有一点要指出，“大部分科学院的殿堂都因礼规所限，禁止妇女入内。”因此，妇女行医虽没正式禁止，但在实践中却是行不通的。至于外科，1755年4月19日的法令明文禁止妇女从事除疝病、牙医以及其它外科行业，与接生有关的行业除外。”
到了十九世纪，情况有所变化。1865年，六十八岁高龄的詹姆斯。巴利去世，人们这才惊奇地发现，英国军队在五十年中给他们看病的竟然是一位妇女！这场丑闻没敢宣扬，匆匆安葬了死者了事。医生本身都无所忌讳，还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呢！富科尔同样指出一次他给一位患有歇斯底里症的女病人看病时，发现病人把医生用来触诊她胸部的棍子想象成男性生殖器……他只好中断了这场公开会诊。一直到十九世纪末的“幸福年代”，一切才各归其位。维特科沃斯基也不再指责英国人“可以摸，但是不能看的行为准则了”。
从十六世纪起，医生在道德方面扮演的角色便越来越重要了，他们竟然要参预公共浴池法规的制定，科学地研究十字架上的裸体基督。到处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他们参预激烈的辩论，支持这一方或另一方。不过他们最常做的还是把过激的假正经习俗所鼓吹的思想引向脚踏实地。
迪奥尼外科医生就激烈地反对给年青人扎环的野蛮习俗：那些过分操心孩子贞操的家长在孩子满25岁之前把他们的包皮扎起来。迪奥尼认为这种手术毫无用处，有失常理，他并没有多谈其不妥之处和危险性。路易十四后期，产科医生和稳婆之争中提出了医学廉耻观问题，由此而产生了一代道学家医生。其中有为疾病辩护的雷恺医生，他说：“如果说不太富的人比有钱的人顾虑少，如果说处在地位低下时比处在显贵地位时虔诚之心倒不会减弱，那么道德在较弱的身体上就越不会受到威胁，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结论：从道德观念上讲，穷一点，身体差一点更好。
杜伊利耶对医学研究提出了质疑，尤其是他对恶习和放荡结出的恶果梅毒等疾病所做的研究更是不以为然：“如果上天开眼，不应该再找什么药物去减轻这些人的痛苦，有氯化汞水给他们抹就不错了。这对他们的无行之举也是一种惩罚。”
当时，还有一位叫多佩尔医生，开始研究春药，后来却对僧侣的无用和淫荡大肆抨击。这本小册子发表的年代（1788年）很能说明问题。
医生参预整顿道德的倾向在大革命之后大有蔓延之势。在法国，教会的道德说教已是名声狼籍，医生取而代之，成为时代的权威。他们也经常有意识地利用人们对他们的信任。一旦登上真理的讲坛，他们经常会把前人鼓吹的道德规范蒙上一层科学外衣。大家还记得德泽萨尔兹医生和他发起的为预防感冒而提倡女式短裤的运动吧。危害最为严重的理论是有关女性癔症的理论。这种在医学上包罗万象的先弗洛德主义对禁止一切不规言行提供了最为有效的科学依据。在癔症因素中，拉都赛特医生于1903年特别抓住性（仅指女性癔症患者，不包括男性！）、年龄、婚龄、节制力、遗传以及精神影响诸因素。
蒂索常说：“少女在十五岁读小说，到了二十岁准会变得神经质”。确实，癔症在青年男女中有很大发展空间，他们的想象力由于读坏书和性欲的需要而不断丰富。舞会、剧院、调情、对奢华和情欲的追求这些耳濡目染的教育培养出一些半男半女的人，是营造癔症患者的温床，这些人交配生下的都是一些痴呆婴儿。
至于“使神经中枢消沉的手淫是造成癔病的一种因素”等说法就不一一列举了。在科学发展把学者变成现代巫婆的时代，为道德说教理论提供了保证，大概就是这种态度构成了艾尔。奥贝尔或者是波德莱尔诉讼案件的社会背景，也构成了当时寄宿学校中千万条清规戒律的社会背景。过去，人们念咒语为病人驱魔，而现在却是把癔症患者关起来，对诱因大肆鞭笞。把反上帝之罪变成了反人类之罪。看来每个时期都有遗老遗少为旧道德充当卫道士的卡顿（罗马反奢华生活方式的政治家）。
第三部分 医学廉耻观第29节 性之谜
一旦传宗接代成为婚姻的唯一目的人们对医生的要求又多了许多。医生要审查婚姻是否方方面面都合规合矩。一旦情况需要，医生还要找出不育的原因和性无能的责任在哪一方。只要离婚不合法化，人们就会发明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休掉妻子或取消婚约。不过对于理论家来说却出现了第一个难题：既然已有上帝证婚，如何才能解除婚约呢？不育不能成为婚姻的障碍，而性无能却是。那么这样一来男人和女人的结合难道只是为了满足性欲而不是为了传宗接代？答案有些尴尬：丈夫的性无能会导致妻子通奸，所以可以解除婚约。那么无后为大的罪名则可忽略不计喽。看来，说来说去，婚姻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满足性欲。
第二个难题：取消婚约的证据却很难确定。一对夫妇不育是很好证明的，但是哪一方有性无能症却很难说清楚。十二世纪时，当性无能作为解除婚约的理由时，取证时要照顾夫妻隐私。要从七位“听说”丈夫不能履行义务的亲属近邻那里取证：通过十字架的考验（神意裁决尚属于推测）或者检查女方生殖器来证明。而在十六世纪却要靠“会议”（congrès）取证，这需要费不少笔墨才能讲清。
历史学家往往对这种测试的史料很感兴趣。“会议”（congrès）这个词直到1677年2月18日之前还没有公共辩论的意思，那时的“会议”（congrès）是指被怀疑性无能的丈夫要在医生和稳婆面前证明对他的指责纯属污蔑。这种作法引发了一系列丑闻之后，才在1677年由巴黎市政厅宣判为“无效且不名誉”而被取消。这个词很快有了现代定义：大臣们在NIMERGUE议会大厅讨论问题，不过讨论的不是性无能，而是指其它方面的无能。这种提法由于历史原因含意不清，所以用的很少，直到美国人借用这个词用于他们的议会：十八世纪末，“会议”这个词剔除了原来的含意又回到法国。语言历史学家听到政治家们召集“会议”（congrès），达成共识，艰难地“接生”出一项新政策时便会忍俊不禁。
至于这种测试的方式，只要读一读吉。德。索里亚克写的《伟大的外科学》（1363）这本书中的描述就可以了。他对称作“前会议”的描述有点想当然，因为在十四世纪时这种测试还比较少见，直到十六世纪才多起来，与此同时“会议”这个词开始使用，这倒是始作俑者始料不及的。观念已变，还要沿用毫无意义、已经走样的老习惯，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医生为法官，稳婆参预其间。两口子被拘在一起呆上几天，稳婆陪着他们，给他们生上火，身上膏上油，让他们聊天，爱抚，拥抱。然后稳婆把看到的一切转告医生，医生了解情况后，再把实际情况向法庭陈述。不过，医生要小心上当，因为这种事情会经常弄虚作假。拆散上帝所结合的人要冒有很大风险。”
事情会不会真的如此简单，很值得怀疑。妻子既然状告丈夫性无能，无力为她破身，一定会准备下诸多理由，而绝不会乖乖地听稳婆的话。而作为丈夫，在众人嘲笑的目光下被带到家中或公共浴室中，在稳婆眼皮底下，顶多在床前拉一道帘子去完成人们命令他完成的任务，如果无力完成，只好退还嫁妆而且再也无权享受合法的婚姻，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具备超人的爱才能顺利通过考验。
1611年，当这种“会议”（congrès）方兴未艾时，塔热罗给我们留下了富有风俗的描绘。夫妇二人“一丝不挂”，被单独放到一张带有天盖的床上，两口子在炽热的行动中进行着令人“忍俊不禁的争吵”，床边有稳婆在站岗放哨，而医生把守着门口，而且，这场戏“还不能不点蜡烛，因为长辈的眼睛在旁边盯着呢”。
塔尔曼。德。雷奥不会放过对这种测试的描写，1658年，他曾亲眼目睹曾轰动一时的兰哲侯爵的诉讼。下流玩笑、恶作剧、不怀好意的好奇一样不少地统统加到年青（20岁）的侯爵身上，妻子也未幸免。当值的稳婆中间，有位八十岁的波滋夫人，真是花样百出：“她一会儿一趟，自己看完之后马上跑去告诉专家们：‘真可怜，他不行啊’”。大家都知道她指什么！经过四个小时的奋斗，男的认输投降。经过这场导致婚姻破裂的失败，侯爵的名字成了性无能的象征，当地叫卖无籽瓜吆喝的是：货直价实的兰哲……年青人的祖母临终前给他另起新名字。这个事件轰动了全巴黎，结局却颇具讽刺意味：LA泰里涅侯爵不再使用兰哲这个名字，他结了婚，与第二任妻子生了七个孩子！然而，这种“会议”（congrès）却没因此而取消。
应该指出，尽管医生负有完全责任，却无意介入夫妻的私生活。夫妻隐私在这点上得到了尊重，因为作丈夫的在稳婆面前行房事不会感到难为情，但是女人在男性面前干那种事却会脸红。因此，首先对“会议”（congrès）发难的是以女性廉耻观的名义发动的。只要丈夫通过医生的初诊，女方便可免于检查。1600年，在阿尔根顿男爵的不育事件中，尽管男爵自己要求进行“会议”（congrès）审查，但医生的认可已然足够。塔热罗宣称对女性检查是“不道德的行为，是对女性廉耻观的侵犯，是丑陋的，是应该避免的”，因为女人身上没有比这种忌讳更值得尊重的东西了。他认为应该取消“会议”（congrès）审查，代之以更为“道德的和合理的对男性的检查，除非女方自己要求，一般情况不能强行对女人进行审查”。同时，他很狡猾地指出一个女人自称是处女（既然丈夫不能为其破身），但又不顾一切廉耻非要做这种令人羞辱的试验是有悖于常理的。
而男人的廉耻观呢？直到十七世纪，从来就没有得到重视过。而且很少有男人对此有所要求。好像这一时期，他们急需证明自己的阳刚之气，却又显得底气不足。兰哲第一次做鉴定时，他的两个朋友赛维涅夫人和 拉瓦尔丁夫人就把马车停离在做鉴定的场所两个门口远的地方等着他，兰哲满足了医生的好奇心之后就去找她们，“在街道尽头就能听到她们的笑声”。赛维涅夫人思路比较敏捷，事先就对他说：“您的官司输赢全靠您裤挡里的那话儿了。”
塔热罗作为医生第一个提倡男人应该拒绝“会议”（congrès）或者拒绝证明自己是否具有勃起功能，在这一点上“廉耻观”起码还是要有的。可惜，他所谓的廉耻观有些含糊不清并且有局限性，他仍然主张只对男性进行检查。而且他很孤立，只主张禁止当时流行的由接生婆对男性进行检查的作法，尽管如此，也没得到法学界的支持。但是他却为男性廉耻观赢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
1677年，拉莫瓦翁取消“会议”（congrès）之时，也不是从维护男性廉耻观为出发点的。这位总检察官强调“会议”是一种“滥用而不是一种好方法，是反风俗、反宗教和有违天性的，这种作法既没有法律依据，也不合教规。甚至毁掉了能够澄清事实的老规矩。他希望取消这种取证不准确的作法，因为其动机不健康，称谓也对法律缺乏尊重，并有悖于我们信奉的高尚宗教，是对廉耻和神圣婚姻的彻底否定。”
不要搞错，廉耻观与丈夫并无关系。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会议”（congrès）是取消了，但要证明男人的“勃起”、“坚挺”和“天性动作”，甚至要检查“射精”，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使罪恶的手淫合法化！我们这位知耻知廉的检察官拉莫瓦翁在撤消“会议”（congrès）十年之后还在谴责皮埃尔 LE GROS因过于矜持未能有效地完成新测试方法。那是因为在测试中间，他看见父亲和妻子的代理人后面跟着两个不认识的医生冲进他的房间，絮絮叨叨地对他讲了不少注意事项。廉耻观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而羞愧引昝。
这些与女性关系越来越少的单方检测把另外一种形式的廉耻观提到日程上来了。这就要求医生的笔录必须更为准确；诊断更为仔细。1692年元月22日由四位专家对亨利。勒胡斯所做的检查报告便可证明：我们发现其生殖器官很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