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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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伟人: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 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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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0日,刘少奇在中心小组会议上提出一个当时只能由他提出的建议:
  这次会议如何传达?这次会议讨论阶级和阶级斗争,一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就联系很广,传达时要联系到对干部的教育问题,讲好了,对干部教育有好处,但是,这是个复杂问题,闹不好在实际上可能发生反右。阶级斗争一联系,什么问题都联系上了,比如自留地多少,生产责任制、包工包产等等。现在实际上是研究的问题,容易划分不清,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来分析。究竟怎样传达,应该规定个范围。
  究竟怎样传达?是传达广一些好,还是传达窄一些好?传达广一些,对干部教育有好处,但是容易联系到反右。应该规定个传达范围。
  毛泽东说:“是应该定一个范围。要搞一个决定。”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这一提议表示赞同。
  进入1962年秋季,北戴河有些凉风。没想到这股风一直吹到了北京,吹到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几乎全部是带全局性的、战略性的论断,如果不正确对待,可能在实际上使正在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发生转向,也可能使整个国家的工作重心发生变化。为了就这一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北戴河会议决定接下来就在北京召开中央全会,继续讨论这些问题。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再次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及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指出: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毛泽东在会上还继续批判所谓“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
  毛泽东说:近来有股平反之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方针应当是:真正搞错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错了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搞对了的,不能平反。
  没有搞错?难道是彭德怀问题没有搞错吗?毛泽东没有明确说明,但显然他认为是对的。
  就在毛泽东讲话时,康生递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毛泽东接着就念了这个条子,并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当天,康生提议,被列为审查对象的彭德怀等5人不必要再出席全会,国庆节也不上天安门。9月27日,中央全会正式通过组成对彭德怀的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进行审查。
  毛泽东说:我们除了在国际上同“帝、修、反”的矛盾外,国内也还有人民群众同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它做右倾机会主义,现在看,恐怕以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
  从后来发展的情况来看,实际上,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修正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冲着1962年上半年的“三风”也就是党内分歧说的。
  9月25日,董必武在发言中说到了“单干风”。
  毛泽东插话说:邓子恢同志曾当面和我谈过保存责任田,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邓子恢同志还跟别的同志谈了没有?
  刘少奇、周恩来马上回答,并作了解释。
  毛泽东说:建议可以,但不能采纳。
  当然,这句话的背后含意是很明显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没有对“单干风”进行抵制,反而予以支持。没有抵制就是错误的,不能容忍的,更何况支持呢?
  毛泽东说:中央农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邓子恢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
  26日,刘少奇在会上发言。他再一次说:自己对困难形势的估计太严重,承认“今年5月对困难估计得多了一些”。对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表示完全赞同。
  刘少奇说:
  1959年到1960年所遇到的困难是革命胜利后头一次考验我们。我们在困难面前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克服困难,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第二种是被困难吓倒,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往后倒退;第三种是利用我们的困难,向党发起进攻,企图推翻党的马列主义的领导。第一种态度是正确的,而第二种、第三种态度是错误的和反动的。我们要坚持第一种态度,反对第二、第三种态度。现在,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形势已有好转,我们更应该坚定。但是,在宣传上还要说有困难,要继续克服。
  但是,对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和阶级的问题,刘少奇再一次郑重提出:对全党干部进行教育是必要的,但是要划个范围,“会议精神的传达应该有个范围,不向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用少数人对付就够了,全党不要卷入这个斗争中,受它干扰,妨碍工作。”
  刘少奇在两次不太正常的会议上,两次郑重提出这个问题,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果敢的魄力。
  刘少奇坚持了自己的意见:留有余地。
  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要求全党“绝不可以因为阶级斗争妨碍我们的工作”,“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到第一,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不要让阶级斗争妨碍了我们的工作。”
  八届十中全会最后规定:这次会议的精神只传达到行政17级以上干部,不向下级传达,不在全党展开讨论。
  但是,毛泽东接受刘少奇的这一建议是有条件的:经济工作不能放松,阶级斗争也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这次会议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基本上按照原先的布置继续进行,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但同时在政治上大力强调阶级斗争,一步步升级,出现进一步扩大化的趋势。
  于是,如同庐山会议一样,七千人大会后开始的一系列调整工作,实际上也是针对几年来的“左”的错误进行纠正的工作,被迫降低了力度,在一定程度上也被中止了。
  以七千人大会为标志的再一次纠“左”,也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作出了十分的努力之后,被迫中断了。其程度不同的恶果,也就很快到来了:庐山会议后出现的是大反右倾,出现的是国民经济陷入困难时期,与后来的浩劫相比,这还仅仅是一次小的挫折,而且这一次挫折还有部分的自然因素;自北戴河会议与八届十中全会后,出现的就不是反右倾了,而是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是“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之争,是反对党内的“修正主义”,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这一次浩劫,却是实实在在的人为因素。
  在刘少奇看来,八届十中全会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他的工作重点自然而然地分为两个:一是国民经济调整,二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刘少奇顶着很大的压力,继续主持在他力争下才得以幸免的调整工作。尽管越来越举步维艰,但刘少奇没有丝毫退缩的迹象。自1962年10月15日开始,至11月27日,刘少奇一共主持召开了九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会,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调整工作进行调查。刘少奇要求各个部门都要继续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在经济情况有所好转的情况下,不要松劲,“国民经济开始好转,但是还要紧张工作。”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刘少奇逐步开始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进一步的发展经济、改革探索的阶段,开始在各个场合阐述自己的这一系列改革的主张。
  尽管有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使整个国家出现了“两张皮”的现象:一是经济调整继续进行,一是阶级斗争问题不断被扩大化。但是,1962年的国民经济状况,到下半年开始有所好转: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人;基本建设投资减至67亿元;钢为667万吨;煤为2。19亿吨。同时由于大规模的关停并转,工业结构趋于合理,农业战线得到了加强。农村劳动力从1。7019亿人增加到2。1278亿人,粮食、棉花、生猪收购价格提高了10%—20%以上,几年内共向农民退还平调款20多亿元,这都使农业市场迅速恢复和发展,当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200亿斤,比1961年增加250亿斤。财政状况也有所好转:以前多发行的60多亿元货币很快回笼,1962年财政结余8。3亿元,这是自1958年以来,国家财政第一次由赤字转为盈余。
  在国民经济有所好转的情况下,刘少奇仍然保持了冷静的头脑:要抓紧,要继续努力工作,不要再来一次调整。
  虽然“四清”运动已经开始,但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坚持下,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再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改革与发展。
  1963年9月,中共中央举行了工作会议,讨论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发展问题。会议决定:自1963年起,再用3年的时间,继续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作为今后发展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的调整工作,从恢复时期逐步走向了一个发展时期,调整重点也发生变化:从大规模缩减、大幅度后退转向加强薄弱部门和薄弱环节,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同时开始了一系列的国民经济改革的试点。
  这次会议,刘少奇没有参加完,就出访朝鲜了。在朝鲜,他同金日成会谈时,谈到了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
  刘少奇说:“经济工作方面的经验,就是基本建设搞得太多了,对人民生活、农业、轻工业注意得不够。搞基本建设过多,就是搞工厂,搞扩大再生产过多。很多人只注意扩大再生产,忽视简单再生产。”
  刘少奇不能不为中国这样一个向来以人口众多而自豪、以人口众多作为经济建设的动力的观点担忧:“我们有六亿人口,很快就有七亿,对我们的压力很大,以后要认真搞计划生育。”
  回国后,刘少奇马上就找来薄一波,要他汇报工业生产情况。
  刘少奇继续对基本建设投资仍然没有消除的上马现象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这是一个几代人都要记取的教训。
  10月23日,刘少奇继续听取薄一波汇报,提出要勤俭建国。对现有的工业管理体制,刘少奇对薄一波说:经济区不能完全和行政区一致。经济要全国统一,通行无阻。成立汽车、拖拉机厂不如组织汽车、拖拉机总公司,飞机、造船都可以成立总公司。托拉斯是全国性的,全国设总公司,分公司负责几个省,它的任务由总公司分配,不由总公司管。
  据薄一波回忆,这是刘少奇再一次谈起托拉斯的问题。
  实际上,早在1960年3月之前,刘少奇就提出过成立托拉斯的问题。
  1960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北京传达不久前的天津中央工作会议时说:要随着生产建设的需要,不断地改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央考虑3年规划时,议过托拉斯的问题,需要在这方面提起大家的注意。过去少奇同志曾多次讲过,淮南的煤,马鞍山的铁,可以布点搞两个钢铁基地。过去,一个由煤炭部管,一个由冶金部管,不能很好协作。要解决这个矛盾,把这个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下。
  看来,刘少奇主张搞托拉斯,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多次。而国民经济调整,又给了他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在国民经济出现好转的情况下,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决定对工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逐步减少行政管理办法,增加经济管理办法,在工业、交通等部门组织专业公司。
  这就是刘少奇所说的: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
  10月24日,刘少奇再次找薄一波继续汇报工作。在这次汇报中,刘少奇明确了自己的态度:
  体制问题要好好研究。
  管企业的组织要更接近企业,接近群众。我们现在的办法是中央各部和省、市的厅、局都干预经济,这是超经济的办法,不是资本主义的办法,是封建主义的办法。
  要组织国内的统一市场,就要组织统一的生产。重要的工厂、交通要统一管。由行政机关管,不如由公司管。资本家管工厂是管得好的,他们的垄断公司内部很有组织。我们的管理方式应该比他们进步,应该做到更节省、更进步、更讲经济核算、成本更低。不能比他们更坏、更差,成本更高、矛盾更多,比他们还落后。当然,这样做变动很大,但是有基础。要全国统一,不受地方的干扰。地方政府只搞监督,可以抽附加税,搞市政建设。这个问题,已有资产阶级成功的经验,还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我们自己的经验。
  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的经验,特别是搞垄断企业的经验要学习。苏联好的经验也要学。托拉斯、辛迪加、国家资本主义等等,列宁不是早就讲过了吗?考虑一下,如何管理好企业,无非是有组织、有计划和减少官僚主义。
  中央成立部,各省成立厅,都是行政机构,管理企业,恐怕不合适。企业要搞经济核算。组织专业公司管企业,可能比行政机构管得好一些。
  组织全国的专业总公司,可以试试看。……各部的局改成公司,不是行政组织,而是企业组织,这样,可以进一步接近生产,接近企业,变成业务机构。
  刘少奇还提出,像一机部,可以组织几个总公司,成立汽车总公司比成立汽车局要好,钢铁也可以成立公司,有些矿也可以考虑成立采矿公司,还可以成立有色金属总公司、航运总公司等等。这样,就分清楚了,“将来各种公司成立后,物资局只管仲裁、调剂、储备。”
  两个月后,刘少奇再一次提出了试办托拉斯的问题,批评了原有的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
  刘少奇说:要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大国,将来工厂会越来越多,怎样管理才能对国家有利?首先要撇开个人主义、地方主义、行业主义,要放在“分配制度、财政制度”中研究。体制方面,也要改革,“我们过去都是行政机关管工厂,用行政办法管理企业。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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