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行政机关管工厂，用行政办法管理企业。过去苏联也是这样搞的，证明不行。统统改成公司，无非是几十个，百把个公司”，这样，“部就轻松了、搞平衡、检查、监督，帮助公司搞好工作。厅、局也去搞这些事，不直接插手管工厂。”
刘少奇说：“要撇开‘利润分成’、‘产品分成’和‘谁说了算’、‘谁大谁小’来考虑问题。这不是大公无私，有点私哩！”
刘少奇说：搞大公司，办托拉斯，“这个问题，好好讨论一下，酝酿酝酿。能试验更好，大概必须试验。石油部就可以当作公司搞，不要搞石油厅了。”
说到这里，刘少奇按捺不住，有些激动：
总而言之，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苏联没有解决，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解决，我们也没有解决，将来势必要解决。现在一讨论，就是“条条”、“块块”。
党委和政府超脱一点，不好吗？站在公司之上、矛盾之上，有问题我们来裁判，不要做当事人，不好吗？有的厅局长、工业书记、商业书记、煤炭书记都滚到里面去了，不看全局。自己不滚进去，不是聪明的办法吗？超脱一点，就有全局观点了。党和政府不是不管，是怎样管的问题。管计划、平衡、仲裁、监督、思想政治工作。生产由公司、工厂去经营。
不久，薄一波就向毛泽东汇报了这方面的情况。毛泽东也很赞成刘少奇的主张。1964年1月7日，毛泽东说：“目前这种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办法，不好，要改。比如说，企业里用了那么多人，干什么！……用那么多的人，就是不按经济法则办事。”
刘少奇、毛泽东先后表态，国家经委就开始了试办托拉斯的试验工作。
自1964年第三季度开始，这些具有托拉斯性质的行业公司陆续试办。
刘少奇说：托拉斯办起来了，上面部的工作就少了。企业让托拉斯去管，部只管做计划，进行监督、检查，做群众工作。石油部和煤炭部可以改为公司，各厅、局一律取消，叫分公司，改两个部做试验。
这可以说是一次伟大的试验，并终于在20余年后大规模付诸实施。那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了。
1965年5月10日至6月7日，国家经委党组召开了一次托拉斯试办改组座谈会。6月1日，刘少奇听取了试办工作汇报。
刘少奇说：“要不要办托拉斯，在认识上是否一致？听说总的是一致的，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有不同意见好嘛！”我们是社会主义经济，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经济，“要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技术，适合人民的需要。”
刘少奇说：
社会主义应当比资本主义组织得更好。如何组织？工业七十条只是管一个企业内部的。而一个行业，整个国民经济，都要有组织、有计划。当然也不能太绝对，还有一些集体的、个体的经济。
办托拉斯就是要组织起来。不只是一个企业要组织起来，一个行业要组织起来，整个国民经济都要组织起来。你们考虑一下，一个市，一个省，全国，这么多工厂，怎么很好地组织起来？要算总账。试办托拉斯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整个国民经济更有计划些，更有组织些。
办托拉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但都没有完整的经验，要我们自己创造。托拉斯不是只办12个，我们要把眼光放大一点，全面看问题。
这次座谈会作出了一个决定：把1965年工作的重点继续放在办好现有的托拉斯上，暂不扩大全国性托拉斯的试点范围；少数条件比较成熟的行业和地方，可再试办若干区域的或地方的托拉斯。
但是，不久，“文化大革命”轰然而起，试办托拉斯不仅仅被迫中断，而且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批判。
试办“托拉斯”，可以说是刘少奇在经济工作问题上的一次对原有的经济管理体制的突破，也为后来的“政企分开”打开了一条道路。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对国务院的诸多部门进行合并，使许多政府管理部门向企业转化，这不能不说是一次非常明智的选择。
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在刘少奇主持下，自1963年开始明显好转，到1965年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工作。
让我们来看一看刘少奇所主持的国民经济调整的巨大成就吧。
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为2235亿元，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为1984亿元，比1957年的1241亿元增长59。9％；粮食总产量为3891亿斤，接近1957年3900亿斤的水平；钢产量为1223万吨，比1957年的535万吨高1倍多，比1963年增加83％。工农业和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与调整前的1960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从21。8％上升到37。3％；轻工业由26。1％上升到32。3％，重工业则由52％下降为30。4％。在农轻重的比例关系上基本上恢复正常。
从这些数字看来，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已经基本上完成了。
1964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庄严宣告：
现在，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这恐怕不仅仅是对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总结，更是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更不能忘记人为因素、“左”的错误造成的困难与切肤之痛的教训。
刘少奇说：“四清”运动的实质（1）
刘少奇说：“四清”运动的实质是“四清”、“四不清”的问题；毛泽东反驳说：“什么‘四清’、‘四不清’？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性质！”刘少奇不赞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
毛泽东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对国内阶级斗争的论断，极大地影响了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党内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尽可能地同毛泽东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开始“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
调整工作继续，而另一条战线：阶级斗争，也很快提上了日程。刘少奇不得不拿出许多精力主持在农村、城市普遍展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继续进行，毛泽东强调的阶级斗争问题虽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却并没有引起全党的充分注意，大部分党内领导人的主要精力还是在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上。因此，毛泽东决定在1963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主要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和城市里开展“五反”斗争的问题。
1962年11月12日，刘少奇同参加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中组部和各中央局组织部负责人谈话，着重谈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
刘少奇说：执政党建设有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基层组织问题，一个是干部问题。两个问题，起作用更大、影响更大的是干部问题，要重新教育干部，选择干部，鉴定干部，保证干部队伍的纯洁。干部当中，特别是高级干部、中级干部当中有不好的，有坏人、蜕化变质的。党外很多人担心：共产党没有当权是好的，当了权是不是会腐化？这的确是个问题。如果我们不注意，不留心，党也可以变质。对贪污、腐化、堕落的干部，要大张旗鼓地处理，要通报全党，进行教育。对贪污腐化，要注意大的。
可以说，刘少奇对加强执政党建设一直非常重视，对即将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一开始从未同阶级斗争方面相联系。
但是，中共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对阶级斗争作了一番扩大化的论述后，对党内会出“修正主义”作了肯定的回答后，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
刘少奇也开始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了：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阶级斗争相联系。
1963年2月6日至9日，刘少奇主持了一次会议，参加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成员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主要讨论大中城市集市贸易、粮食、劳动工资、增产节约和在城市开展“五反”（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问题，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作准备。
7日，当彭真汇报时，刘少奇插话说：“估计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阶级斗争”，对我们党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
9日，刘少奇在会议结束时说：
要把这个运动看作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这次不会比上次“三反”“五反”小，要大一些，涉及的面要广一些，人要多一些，而且这一次不是抓原来的资产阶级，是搞新生的资产阶级，是搞共产党和国家干部中间的资产阶级，是搞劳动人民中间出来的一部分人。这些人危害性更大，反起来更难，而且人数比上一次“三反”“五反”要多。
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刘少奇主持了12日、13日的会议。
12日，彭真作了关于开展“五反”运动的报告。
接着，刘少奇讲话说：
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这个阶级斗争的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分散主义。
我们已经消灭过资产阶级，现在又有新的资产阶级。对于新的资产阶级和对于老的资产阶级的态度不一样。老的资产阶级、原来的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是采取赎买政策，还要他当政协委员。这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他们比老的资产阶级分子小得多。那些老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本钱比较大，有店铺，有工厂，有生产资料，而这些新的资产阶级的东西是在国家和人民困难的时候剥削来的，是破坏性的。
因此，要把“五反”运动看作是一个消灭新起来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斗争，看作是又一次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
刘少奇在会议上说：“总是口里讲阶级、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
当时，由于中苏两党的论争越来越激烈，促使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判断更深了一步：党内“修正主义”正在加紧准备“复辟”资本主义，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越来越严重。
这就使阶级斗争、党内“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了。
25日，刘少奇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论述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状况、斗争的性质、斗争的前途和方针等问题。
刘少奇认为，要把正确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反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在人民中进行阶级教育等作为防修反修的主要内容来抓：
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因此，就要想一种办法来保证，不只是要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不蜕化变质。这个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是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
在刘少奇讲话时，毛泽东插话说：“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一种是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
刘少奇的这个报告，于4月2日作为党内文件下发。
会后，城市中的“五反”运动试点工作开始。
会议期间，毛泽东向与会者推荐了两个报告：一个是湖南省在农村开展以抓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个是河北省在农村中开展整风整社运动的经验。
显然，毛泽东意在督促各地注意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28日，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
这次会议后不久，刘少奇出访东南亚。在这期间，从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了一个小型会议，准备一个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
毛泽东说，这个文件的“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劳动这样一套”。
5月20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后来的《前十条》。
继城市中的“五反”运动之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
对这次运动，毛泽东说：“这次是一次大考哩！”
但是，运动试点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打人现象层出不穷，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
9月，针对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总结前一阶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教训，起草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纪要），即《后十条》。会议后半段，刘少奇出访朝鲜，没有参加。
10月25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印发和宣传“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的通知》，要求将这个文件向农村全体党员和全体农民宣读，同时要向城市的一切人读。
10月31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后十条》草案。
刘少奇提议，将文件的名称改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会议同意刘少奇的这一提议。
11月3日，刘少奇抵达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小型会议。
在杭州，刘少奇同毛泽东就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方法问题交换了意见，决定要采取两种方法：扩大宣传规模，改变过去只准《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文章的做法，省级和中央一级报刊都可以组织文章，但要经中宣部、各大区批准；扩大传达范围，由过去只传达到党内17级以上干部逐步扩大到全体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