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来卫斯理学院途径旧金山时被扣在船上的中国姑娘宋蔼龄小姐，已随同步惠廉牧师于今天凌晨零点30分来到梅肯。步惠廉牧师离开上海后在路上耽搁了一段时间。大家不会忘记，步惠廉夫人在回国途中在横滨病逝。这位中国姑娘在旧金山耽搁的时候一直在等着步惠廉。
宋小姐的母亲是一位中国基督教徒，她是在上海长大的。她的父亲希望把她送到美国来念书，完成学业后回国在她的同胞中传播基督教。
“她从小就受到我们教会的熏陶，”卫斯理学院院长格里昨天说，我们的传教士步惠廉先生今年夏季回国休假时很乐意带她来美国。他当然希望最好是卫斯理学院录取她，因为他的许多姐妹和侄女甥女都毕业于我们学院。”
步惠廉牧师给格里院长写了一封信，欣然为这位基督传教士的女儿前来美国作好了安排，并按照卫斯理学院的规定为她作好了一切准备。
步惠廉牧师到达旧金山后，这位中国姑娘同他会合。因此她不再是孤零零地一个人横越大洋，前来卫斯理学院的。据说这位姑娘相当聪明。
“当然”，她不会勉强其他小姐同她交朋友，也不会被迫同任何其他小姐交朋友，”格里院长还说：“她们不会受到约束，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一点也不担心，相信她定会受到友好和有礼貌的对待。”
根据格里院长所掌握的情况，宋小姐是来卫斯理学院念书的第一位中国姑娘，但是众所周知，该学院过去曾几次录取过印第安姑娘。
格里在自己家里给她腾出一个小房间。宋蔼龄来到梅肯后的第二个月，就作为“预科生”人学了。
如此的遭遇和如此的折磨，给宋蔼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一直耿耿于怀没齿不忘。
1905年冬天，宋蔼龄的姨父温秉忠受清政府学部派遣赴美考察教育，他将宋蔼龄接到华盛顿并带她一起出席了白宫的宴会，还介绍她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认识。席间，罗斯福总统与这位中国少女亲切的交谈起来。当总统问她对美国印象如何时，蔼龄直率地说：“美国真是美极了，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快活。但如果不是我初来美国的痛苦记忆，我还会更快活。”接着宋蔼龄叙述了自己去年来美国时的遭遇。”我认为美国是一个自由之邦，可你们的官员把一个15岁的姑娘拒之门外。这和我们中国的待客之道大不一样，我很失望。”据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听罢当场向宋蔼龄这个中国少女表示了道歉。
第三章 混沌时代
1．因病得福的小祥熙
那是1889年的秋天，孔祥熙刚刚过完他9岁的生日不久，同往常一样，他依旧随父亲在私塾里一门心思地苦读着圣贤之书。在孔繁慈不徇私情的严格督导下，孔祥熙小小的年纪却已能够饱读诗书了。他就犹如一块厚厚的海绵，贪婪地吸吮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丰厚营养和精华，一点一点地丰富着自己，武装着自己。然而就在此时，一场悄悄袭来的大病，差点就夺去了孔祥照那嫩芽般的小生命。以至慌得父亲孔繁慈匆匆将私塾关了门，便背上爱子四处求医问药去了。
此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那是秋天里的一个早晨。孔繁慈起床后发现，平日欢蹦乱跳的小祥熙竟在一夜之间蔫了许多，不爱跑跳也不爱说话了。孔繁慈不知发生了什么，摸摸儿子的头并拉拉儿子的手一问，才知道孔祥照自觉身体不适。孔繁慈二话没说，赶紧跑出家门找乡里郎中来给儿子看病。郎中来后一检查，原来孔祥熙患了虾腮。当地人俗称“虾蜞瘟”。这倒是当地常见的一种小病，用不着惊慌害怕，当下那郎中用中药敷治加上每天用热毛巾敷上几次，只几天的工夫，孔祥熙就又恢复了平日里那种天真活泼可爱的模样。
谁知祸不单行。没出一周的功夫，孔祥熙的脖子上又生起疮来。并且这次乡里郎中来也不行了。孔繁慈只好去请太谷城内著名的中医师来给儿子治病。岂知这一次吃药热敷均不管用，伤口继续溃烂，一天天地扩大蔓延，孔祥熙更是痒痛难忍，人也明显地消瘦下来。孔繁慈看着小祥熙那痛苦的样子，想到儿子的病情日见严重而且久治不愈，最要命的是根本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医治办法。
爱子如命啊！何况那时孔祥熙又是孔家一脉单传的独苗苗。孔繁慈竟日寝食不安，心如刀绞，但又有劲使不上。当时考虑再三，孔繁慈作出了一个使孔氏家族及四周乡里都不免猛吃一惊的大胆决定：他要送孔祥熙到太谷城内基督教会开设的仁术医院里去医治。
孔繁慈作为孔子的后代，且一向是崇尚国学，笃信中医，骨子里有着中国士大夫传统的“尊王攘夷”的观念，有着强烈的排外心理。但独生儿子是他的命根子，是他的掌上明珠。为了儿子不至于受继母的虐待，当初他可以终身不再续弦。现在儿子重病缠身了，他能眼看着病魔夺去儿子幼小的生命吗？不能！万般无奈之际，孔繁慈只好有病乱投医了。
想不到的是，孔繁慈这个举动，竟遭到了本家族人和乡亲们异乎寻常的鄙视。
有病投医，这本是极正常的举措，为什么还会遭到如此指责和鄙视呢？
事情坏就坏在那仁术医院是洋鬼子办的医院上面了。
提起洋人在中国设教堂、办医院的事，说来可就话长。最初，是西方的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输人中国。在清朝以前，这种输人成规模的大致有三次，且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结果却收效甚微，得不到中国民众的普遍信从。原因主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且遭遇到在中国已居统治或主导地位的佛教、道教的顽强抵制。因此当时一直未能打开在中国的局面，以至西方的基督教会一度中止了基督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但当进入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基督教会发动的第四次对华传教运动，却终于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并在中国近代社会的百余年历史上，留下了种种抹不掉的罪恶劣迹。从当年在北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的一句俗语中（“酒肉和尚、风流尼姑、奸邪神父”），我们就不难看出，当年中国老百姓对西方基督教输入中国的评价如何了。而且，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尽管西方的基督教会都以文化形式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但因裹夹在东西方巨大的文化冲突背景下，以至遭到中国社会普遍的激烈抵制。如果说，这一次西方社会的宗教人侵能够最终得以成功，恐怕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国的落后和贫穷。
从十九世纪70年代开始的30年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于是帝国主义国家间掀起了争夺亚非殖民地的狂潮。正是这个时期，西方基督教的海外传播恶性发展。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传教事业做为侵略工具，进行大规模的殖民掠夺。他们直言不讳地承认：传教事业可以代替殖民讨伐战争赢得殖民地人民。就这一点来说，“一个传教士低得上一营军队”，所以“在殖民地修建教堂、驻有传教士，就像在殖民地修建兵营、驻扎军队一样必要”，而且，“与其设立9个军事据点，不如设立9个教堂更为有力”。在维持殖民统治的同时，“传教士是殖民统治必不可少的，殖民统治者与殖民地人民中间的联络官”。在殖民地人民反抗帝国主侵略的战争中，当地教徒可以为帝国主义国家充当“不必花钱的义务警卫队”。就经济上来说，教会分子公开宣称：“为传教事业花1镑，就能推销10镑的货物”，“投资传教事业，可以从商业中获得10倍的利润”，“一个在海外20年的传教士就意味着每年1万镑的生意”。传教事业之所以能起到这样巨大的作用，“其秘密就在于它是宣扬善意、友谊的活动”。对于慈善事业，西方教会利用传教医生骗取人民的信任。教会在当地创办学校，则可以“防止殖民地人民的反叛”。
十九世纪为基督新教传人我国开辟道路的是英国伦敦宣教会教士马礼逊。马礼逊于公元1907年来到中国，曾译出第一部中文的《新约全书》。但他直接布道的效果不大，7年后才对第一个中国教徒施洗礼。当时中国人对他们所传播的福音实在不感兴趣，传教士所散发的宗教小册子，不过被当地人用来包东西或剪鞋底纸样用。
形势的发展要求传教士要不断调整目标和方法，探索新的传教途径。于是他们转向了在当地盖教堂、办医院和办学校这方面来。随着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1842年中国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及《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这3个不平等条约的主要内容是：
一、五口通商。即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
二、赔偿英国军费、鸦片费以及偿还广州行商所“欠”英国商人的款项共ZI00万元。
三、割让香港。
四、协定关税。
五、废除原在广州实行的行商制度，实行对外贸易自由的政策。
六、根据南京条约中的有关规定，清朝皇帝应通令全国免除一切与英国有牵连的汉奸的罪。
七、《五口通商章程》中规定，以后如在通商口岸的英国人犯罪，不能由中国处理。
八、《五口通商章程》中规定以后每一通商口岸准许停泊一只英国“官船”。
九、南京条约中规定英国人可以携带家眷到通商的这五个港口居住。
《南京条约》之后不久，侵略战争和伴随着战争的讹诈，又使中国承受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如1844年的《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1858年的《天津条约》、1860年的《北京条约》和1901年的《辛丑条约》等。传教士不仅是这些战争讹诈的直接参与者，而且这些不平等条约从起草到签订也都有他们的参与和策划，有些甚至出自他们的手笔。如郭士立参与《南京条约》，俾治文参与《望厦条约》，卫三畏参与《天津条约》。
这些不平等的条约明文规定外国传教士可随意在华“开设教堂”，不仅在通商口岸，而且可“安然人内地传教，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丝毫不得苛待禁阻”。更有甚者，当签订《北京条约》时，其中有关外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回地，建造自便”的条款，竟完全是充当翻译的传教士艾德擅自添加的。由中我们可见当年传教士之猖狂和清政府之昏庸。对此，他们曾欢呼：“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中国几乎出乎意料地对传教教士、商人和学者开放了，这个国家事实上已落入我们的手中，如果他们不去占领这块土地，不在18个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立足的地方，那将是有罪的”。
自《南京条约》之后，各帝国主义教会完全打开了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大门。它们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以五大通商口岸和原有的传教点为基地长驱内地，传教士的足迹一时间遍及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到1900年，在中国的西方教徒已达72万人。
但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初期，遭到了中国各阶层人士的抵制和反对。有身份地位的传统世家，即“上层社会”因为受“尊王攘夷”的传统影响，视基督教为洪水猛兽而敬而远之；自食其力、尚能温饱的小康之家即“中层社会”则也是采取现实一点的态度，敬鬼神而远之。我们知道，传教士要传教要布道就需要有固定的听众，于是他们专从街头召集一些穷苦人家即“下层社会”的孩子，以提供免费的吃喝为条件对他们进行传教。然而，广大的劳动大众最终也无法成为外国传教士传教的真正对象。因为他们大多有很深的传统意识，认为基督教是邪教，认为信仰洋教就是忘记祖宗大逆不道，该遭众人的唾骂等等。
这就是为什么孔繁慈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肯下决心去洋人办的医院为儿子治病，而且为什么孔繁慈这个有病投医的正常举动会遭到族人的指责和乡里鄙视的真正原因。可以说，它充分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普遍心理。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直接布道之路走不通，才另寻他途转向了慈善事业。他们办学校、办医院。很多的基督教传教士想通过生活接触诸如开办学校、医院和出版机构等社会活动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一方面，通过办学校和教学生圣经、科学和数学，同时配以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课程，培养出一批聪明的教徒，一批亦中亦西的人才，从而提高基督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同时通过那些聪明的教徒作为他们的助手，帮助他们在中国传播福音。另一方面，办学校、办医院，可以通过学校让中国人了解西方人的理想和他们生活习俗，进而引导中国人崇敬这些西方人的理想和习俗，达到他们占领中国文化领域的目的。其本身也是对中国礼俗、教育和文化的一种新的冲击和挑战。在传教士眼里，学校首先是传教机关，其次才是教育机关。学校对于那些家境好、能请得起家庭教师或有能力在私塾读书的孩子来说无所谓，而对于家境不好的孩子来说，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读书学习的机会，让他们通过学习英语和数学等知识而开辟一条通向财富和权势之路。外国传教士还试图和中国官员合作，对少数中国绅士进行西语。科学方面的专门训练。当时，教会还创办女子学校，开展医学和农学方面的研究。逐渐地，中国人开始把教会学校当做学习西学的基地，做为进一步出国留学的阶梯。
教会办的学校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确实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截至1890年，已有近百所小学规模的学校在中国建立，同时还有中学、大学和女子专门学校等等。
上述情况在山西也不例外。1880年，美国俄亥俄州欧柏林大学基督教公理会的教友们，成立了一个以中国为传教目标的“中华团”。并委派曾传教于北京大学的美国传教士丁嘉立来到山西进行考察活动。继而在1883年，“中华团”的骨干成员文阿德、贝如意、卫禄义、高雅格等传教士都先后到达山西，选择布道点。那时基督教公理会已在北京、天津等大中城市设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