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向你负责，更要对党国负责！”
“就是你们这些人不积极剿共，后方补给不足，才造成剿共的失利！”
“岂有此理！仗没打胜，你这个总司令没责任，倒怪起我们来了？！”
宋子文的这句话一下触到了蒋介石的痛处，蒋介石满脸通红，“啪”地一声手掌拍到桌子上。
“娘希皮，你不想剿共，给我滚出去……”
“你骂人，你敢骂人广宋子文火气也被逼了上来，用手指着蒋介石的脸质问到。
“骂你，老子还要打人呢！”蒋介石怒不可遏，上前就是一巴掌，打在了宋子文的左脸上。
宋子文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懵了，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当他反应过来正想发作时，侍从们已从两侧跑了进来。
当时蒋介石额头的青筋突突直跳。
宋子文坐在沙发上，用手捂着脸气喘嘘嘘，半晌说不出话来。
据说宋子文挨打之后，宋美龄对蒋介石不依不饶，非要蒋对宋子文认错。其实，蒋介石也明白，他和宋子文已是一根绳上拴的两只蚂炸，谁也离不开谁。也正因为如此，他更不能容忍宋子文公开对他的权威挑战。所以，蒋介石虽然把宋子文赶出了财政部，却并不想和他摊牌。在不久的一次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上，虽然接受了宋子文的辞呈，但蒋却当着众人的面一再为宋子文评功摆好，说他为了国家作出了如何的贡献，并让他出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等职。
在宋正式提出辞呈之前，蒋介石曾约孔祥熙密谈，实际上是对孔交底。当时蒋介石对孔祥熙说：“财政部长没有别的人选，非你莫属。你也不要推辞，早点进入情况作点准备，早点就职，以稳定大局。”
当下孔祥熙自然表面上谦虚一番，说自己“才疏学浅，怕不能胜任”之类的套话，心里却乐此不疲，恨不能马上就走马上任。
于是1933年11月，孔祥熙正式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开始走向了他政治生涯的巅峰。这一年，他刚好53岁。
不过另据资料透露，宋子文因“耳光风波”辞去财政部长后，南京政府内部立刻有人活动，想得到这个肥缺。宋蔼龄得知后，当即赶赴南京找蒋介石。由于当年的特殊沿革及其姻亲关系，宋蔼龄见蒋是不用客气的。她只一个“介兄”，便开门见山步人正题。当时，蒋介石尚火气未消，当着宋蔼龄仍指斥宋子文，甚至讲子文有私下搞武力欲谋不轨之举。当下宋蔼龄听了，不禁淡淡一笑说：“子文究竟是自己人，我想事情实在不实在，要留一着，人家离间计要留神。我看叫子文下来也很好，换哪一个要慎重一点。万一不听你的话，军费发生问题，后悔也来不及了。”
蒋介石闻听宋蔼龄如此一说，当时气也消了大半，并且也明白了宋蔼龄此来的意图，便问“庸之为什么没来？”
宋蔼龄忙答说：“明天来。”
蒋介石说：“庸之来了，请他谈谈。”
就这样，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的幕后交易达成了。由此可以说，这是夫人宋蔼龄设计老公仕途的又一精彩之笔。
孔祥熙上台时，全国的经济形势是极为严峻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强占了我国东北，东北四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与此同时，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也没有放松对中国的掠夺。1929年至1933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为了转嫁危机，他们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输出资本，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金融、财政和工业交通，使中国的殖民化经济更加深了。
当时，中国的农业情况也不容乐观。蒋介石上台后，维护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占不到10％人口的地主富农拥有了70％到80％的土地。他们垄断了土地，采取分散出租给农民的办法，以榨取高额地租。贫农和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不但要对地主交纳高额地租，还要承担沉重的苛捐杂税，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据当年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对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等省14个地区1934－1935年的调查，当时农村自耕农、半伯农和佃农负债的百分率高达71％，佃农高达78％，其中安徽平均高达80％。广东等地农民的借贷率增长了9％。
民族工业的发展也举步维艰。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官僚买办的从中盘剥，民族工业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濒临破产半破产的边缘。如在工业和国民经济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国传统手工业，在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进一步衰落了。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对进口商品设置关税壁垒，使中国向外国出口的手工业品销量锐减；他们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使洋货充斥中国市场；加上农村经济破产，农村商品市场缩小，以及官僚垄断资本的盘剥，这就无可避免地造成了手工业的衰败。如我国著名土布产地河北高阳，1929年有平面织布机2．5万架开工，提花机4300架开工；而到1932年，平面机减少到2万架，提花机减少到l100多架；到1933年平面机开工的只有700多架，提花机只剩下200多架，土布产量更急剧下跌。传统手工业走向破产，使我国手工业产品出口量锐减，产值比重在国民经济占比重逐年下降。1926年手工业产品出口值为银27911万两，到1934年则仅有11298万两。
殖民化经济的加深，农民的贫困化和传统手工业逐步走向破产半破产，使原本就不稳定的经济生活更加动荡和恶化，广大人民群众日益朝不保夕，在水深火热中挣扎。
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进行一次调查，被调查的1001县中，农民逃荒在外的达2000万人。1934年，四川省合川县60余万人口中，生活无着者达40余万。蒋介石为了打内战，军事摇役和对农民的压榨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仅为内战修公路一项，蒋介石就下令征集湖北、浙江、江西三省民1550万人。连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都不得不承认农民的惨状，该报在一篇报道安徽农民的惨状的文章中说：“逃生无路，水藻捞尽，草根掘尽……阖户自杀者，时有所闻；饿殍四野者，途中时见……大小村落，鸡犬无声，耕牛绝迹。”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仍下决心打内战并发动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围剿”。1933年11月，孔祥熙上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伊始，蒋介石就宣布了对工农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动员令。
为了吸取宋子文的教训，孔祥熙在蒋介石发布的命令的第二天，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演说，公开宣布支持“剿共”是他施政的第一方针。当时他煞有介事地表白：“保证最大努力筹集所需经费；平衡预算固然重要，但‘剿共’作战的胜利比保持平衡预算更重要。”说这话，正讨蒋介石的喜欢。”其后蒋介石不无得意地对宋美龄说，孔祥熙就是孔祥熙呀！
其实，孔祥熙也并没什么灵丹妙药。前面讲过，他在宋子文出访美国时，就用滥发公债，用高利率夺走生产用资金的办法为蒋介石的“剿共”筹款，其后果只能是加速国民经济的退化和使广大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化。
除滥发公债外，他还利用中央银行的垄断地位对他人进行盘剥。他把中央银行看成是蒋介石内战经费的钱袋子。为此，他让中央银行享有许多特权，如控制垄断政府收支，有权发放金融债券并可做为兑付关税之用。实际上使银行成为国库的代现机构。1934年10月，孔祥熙宣布施行白银出口税，但他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要别的银行出口白银上税，而他自己所主管的中央银行却趁机大做白银出口生意，当然是不上税的。仅这一项，就赚了几千万。正由于有这样的特权，孔祥熙控制的中央银行迅速发展，成为最能获利的机构。后来有人统计，1934年它的资产只占中国银行界的N％，但它的利润却占中国银行界的37．4％。
熟悉孔祥熙的人都知道，表面上孔祥熙为人谦和，态度温顺，提倡中庸。但在商战中，他绝对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豺狼；他对财富的追逐如同政客对权力的追逐一样，表现一种永无止境的贪婪。
孔祥熙在中央银行取得了中国银行界的统治地位之后，又把攫取的下一个目标盯在了当时颇具影响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上。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是上海两家老牌银行，美英法等国在这两家银行中都有大宗存款。这两家银行占有的资金约占当时中国全部银行资金的近三分之一。因此，这两家银行当时也成了孔祥熙的眼中钉、肉中刺。
孔祥熙为了筹集内战经费大发公债时，中国银行就进行过抵制。中国银行董事长张嘉敖说，共产党就那么一点点人，怎么会对党国构成威胁？日本才是真正的敌人。军队不去打日本人，却在“剿共”作战中用去那么多钱。当时他叫部属大量抛售中国银行持有的南京债券，还暗自联络交通银行共同采取行动。拒绝为孔祥熙和中央银行提供资金。
孔祥熙不止一次在宋蔼龄面前咬牙切齿地说：“我一定要让这个令人讨厌的张嘉敖滚蛋！”
孔祥熙虽然早有此心，但在具体行动时却十分慎重。他知道，对手也非等闲之辈，更主要的是一旦矛盾公开，弄不好会影响全国的金融形势甚至会危害自身。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个阴险又重要的目的呢？
他不得不请教求助于他的主子、在玩弄阴谋和手腕上比他更高一筹的蒋介石。
1935年2月28日，孔祥熙邀蒋介石、宋子文（蒋介石此时又需要宋子文并许愿以高官；宋为了宋家的利益也希望和蒋、孔联手，于是他们又走到一起来了）来到汉口英租界的一栋别墅秘密会谈。在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采取行动上达成了共识，并研究了如何迫使两家银行就范的具体步骤和策略。当时，蒋介石引用一句成语把这个策略称为“欲擒故纵。”
孔祥熙回到上海后对宋蔼龄感慨万千地说，以前只知道委员长精于计算，今天才算口服心服了。
宋蔼龄听后亦半是讥讽半是认真地说，那你就好好拜老蒋为师吧。
待孔祥熙把他们在汉口的计划告诉了宋蔼龄后，宋蔼龄也禁不住连声说：“妙，真是一盘好棋，一出好戏，一个连环套。”
当时受西方经济危机的影响，上海的经济也不景气，资本短缺，银根奇紧，大量现金都被用于发动内战，工商界人士怨声载道。孔祥熙立即召开了一个工商界座谈会，题为如何振兴民族工业。在会上，他含沙射影地说，“据我所知困扰各位的问题都是银行家们造成的。为什么工商业资本家和手工业主得不到贷款？银根为什么这么紧？利率为什么这么高？根子在银行，左右是银行家们在底下捣鬼……”
宋蔼龄则和他一唱一合，晚间在高级宾馆大摆酒宴招待他们，使这些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受庞若惊。
宋蔼龄对他们说：“祥熙很想帮助你们，可你们都知道中央银行是空架子。真正的财神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你们应该向他们要……”
为了搞垮中国、交通这两大银行，孔祥熙还找到了青帮头子杜月笙。孔祥熙和杜月笙早有交往。孔担任财政部长时，杜月笙送了一份礼表示祝贺。当时，杜看中了孔掌的权，孔则看中了杜的钱和他在上海的影响。
杜月笙答应了为孔祥熙帮忙，孔祥熙则答应在搞垮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后分一杯羹给社，二人开始沆瀣一气。
于是杜月笙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工商界会议，请孔祥熙做报告。孔讲：“如果中央、中国和交通银行能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三银行财团，整个实业界的状况就会大大改善，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低息贷款，就能使我们的民族经济来一次振兴。”
当时，孔祥熙、宋蔼龄的这一系列阴谋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并渐渐取得了效果。工商实业界的资本家对这个外表忠厚谦和的财政部长颇有好感，对他讲的话虽不是言听计从也几乎是句句当真。如果他们那时就知道德国有个戈培尔，知道戈培尔有一句名言“谎话说一千遍就是真理”的话，他们还会对孔如此相信吗？渐渐地，这些工商界的实业家们在孔祥熙的煽动下行动起来了。首先，他们组成了一个叫做“中国工商业救济协会”的组织，并以这个组织的名义向中央、中国和交通三大银行提出申请，要求增加500万元的紧急贷款，无担保地贷给面临破产的企业，以振兴经济、繁荣市场。他们还要求南京政府发起一个以他们的资产或商品作担保的大规模发展实业的借款计划，使经济从萧条中得以恢复。
鱼儿上钩了，工商企业家的这些要求马上被孔祥熙利用起来做为向银行界施加压力的工具。那些日子，孔祥熙频繁来往于上海南京之间，脚步匆匆，面容严肃，俨然一场大战将临，而他就是这场大战的总司令一样。
在上海，他召开了一系列由大小银行家组成的会议，专门“商讨、研究”如何筹措资金向工商实业界贷款问题，理由都是冠冕堂皇的。什么为了国计民生呀，什么为了抵御外海呀，什么银行界必须精诚团结为民谋利呀等等。
下有工商实业界的呼吁，上有孔祥熙的呐喊，当时以中国、交通银行为代表的银行界不得不认真考虑了。虽然他们此时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蒋介石、孔祥熙的真正目的，但贷款一事确实形成了气候，如不放点血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于是，他们开始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发放了一些贷款，并在贷款中增加了一些条件，以求保持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这么小规模的贷款当然不能满足实业界的需要，于是更大的不满如潮水般涌来。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对他们说应该找孔祥熙控制的中央、农民银行要贷款，而中央、农民银行称是中国和交通银行操纵着金融界，使其无款可贷。孔祥熙还利用上海的新闻媒体大造这种舆论，把实业界的怨恨都引向中国和交通银行，他则坐山观虎斗。
豺狼的本质终于暴露了，孔祥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