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氏家族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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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氏家族全传- 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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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没想到的是,孔祥熙的阴谋最后还是破产了。因为蒋介石已决心起用戴笠,做为对国民党原老派的牵制。其中也包括孔祥熙。因为戴笠毕竟年轻,和其他派系没有更多的瓜葛。 
  所以,蒋介石在孔祥熙送上的报告中,把杨某的名字删去,而加上了戴笠。 
  孔祥熙和戴笠虽然结了怨,但大面上还都过得去,只是每每在关键时刻却互相拆台。比如,戴笠当了缉私处长后,以缉私为名也大肆走私,发国难财和战争财。他还通过关系,把大后方的禁运物资运到沦陷区去卖。尝到甜头之后,戴笠又想把沦陷区东西运到大后方来卖。但从沦陷区返往大后方运送违禁物品需要财政部发通行证,孔祥熙当然不会把通行证发给戴笠。 
  戴笠知道壳卡在孔祥熙那里,就想了一个办法。一天,他派亲信把一封信带给孔祥熙。孔祥熙打开信封一看,里面是一张500万元的支票。孔祥熙就是这样一个人,无论表面上多么有修养,无论在场面上多么讲原则,无论和谁有多深的冤仇,只要有钱,一切都可以抛弃,一切都可以化解。因为金钱就是他的上帝。 
  于是,孔祥熙破例为戴笠签发了一张通行证。于是戴笠的那批货几十辆卡车的烟土,价值几千万元的走私货,就顺利地通过了路卡。 
  在抗战期间,孔祥熙一家通过走私赚了多少钱,恐怕将永远是一个谜了。据美国一家报纸披露,孔家当时在美国的存款额达30亿美元。这在美国的巨富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对此孔祥熙当然矢口否认,但从孔祥熙后来移居美国的情况看,这种说法也并非毫无根据。 
  也正因为如此,蒋介石才指使戴笠,用铁腕堵住这些漏洞。戴笠也才敢拿孔家开刀,着实给了孔祥熙和宋蔼龄一点颜色看看。不久,戴笠又把缉私处扩展为缉私署,把军统中的骨干派进去,将海关的权力缩减小得不能再小了。到了抗战后期,海关的职能仅限于征税补税,所有查缉走私的任务和查缉后的处理,包括走私物品的保管和处理,全由缉私署一手遮天。孔祥熙一点也插不上手。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孔家原来走私多么严重,以致连国民党上层人物都犯了红眼病,要成心和他作对。 
  3.敛财手段之三:吞并 
  孔祥熙之所以能在抗战时期爆富,其所采取的另一个手段是赤裸裸地吞并,以强凌弱。 
  别看孔祥熙留过洋,自称是大户人家且娶的是中国最富有家庭的小姐,自己又身居高位主掌着国民党政府的财经大权,但一样犯红眼病。看谁的生意好,他就嫉妒不舒服。看什么行业能赚钱,他就想插手什么行业,哪怕是别人正在做的事,他也要想方设法抢过来变成自己的。 
  抗战期间,被孔祥熙和他下属的公司吞并挤垮的公司很多,而最典型的,要数他吞并民生和华西两大公司的事了。然而天公不做美,他的宏大理想后来只实现了一个。 
  孔祥熙首先想吞并民生公司是有原因的。 
  民生公司1925年成立于重庆,是专门在长江上承担航运的私人轮船企业,总经理卢作孚。 
  民生公司成立前,长江上游的航运一直是未被开发的处女地。虽然英国和法国等在长江中游的武汉设立了办事处,弄了几条船从事航运,但远远没有形成规模和批量。上海南京的一些航运公司,大都把目光盯在长江中下游水域平缓的地带,所以长江上游地区当年一直无人投入大量资金开发。 
  四川是天府之国,人川之陆路交通十分不便。当时四川又没有铁路,四川的大量物资运不出去,外地的物资运不进来,商品交换严重滞阻,当地经济发展亦受到很大影响。 
  正是看到了这些情况,当年的卢作孚决心投资开发长江上游地区的航运,从长江水面上打通人川的通道。他看好这个行业,认为前途无量。 
  而抗战的爆发,又给民生公司带来了新的发达机会,也证明了卢作革当年的远见。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向四川转移,大批沿海工厂、学校内迁,都需走水路沿长江逆流而上。于是当时的民生公司成为承担大后方运输的主要运输企业。 
  为了公司的生意,也为了民生在国民党中的声誉和形象,卢作孚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日夜在公司上班。他积极想办法从香港和内地招募、培训工程技术人员,并从湖北、江苏等地收购船只。日军占领南京后,很多船舶公司纷纷将运输船只抛售,卢作孚看准机会,能买的买,能修的修,能租的租。一时民生的实力大增。抗战前他只有各种船只40多艘,而抗战开始时已发展到100多艘,不到两年增加了一倍多。 
  为了使民生公司的发展有足够的后劲,当时卢作孚派得力人员到香港(那时香港还未被日军占领)采购大量柴油、润滑油及修造船舶用的五金机械,以备一旦战事发展可能遇到的不测。在武汉和广州陷落前,民生公司已从广州香港两地运回了柴油4000多吨,各种机器设备2000多吨。 
  民生公司一跃而成为当时大后方尽人皆知的大企业,生意红火,利润丰厚,这就难怪孔祥熙要垂涎三尺了。 
  于是,孔祥熙下决心要吞下这块肥肉。他首先派人调查了这家公司的背景,当他得知民生只是一家私人公司时,不禁皱起了眉头。 
  说实话,这要是一家官办公司,孔祥熙一个命令或一个指示,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弄到手。而这是一家私人公司,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现在正是抗战,这家公司正在为抗战出力,国家又明令鼓励私人企业发展。如果公开地去吞并恐怕对自己不利,但民生公司巨大的利润又使孔祥熙欲罢不能。 
  在和幕僚商量后,孔祥熙决定下手了。他首先向民生公司伸出橄榄枝。孔祥熙派人到民生公司,说他们为抗战作出了贡献,中央政府对他们很满意,决定由孔院长看望公司职员。卢作孚知道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但又不能拒绝,于是在一天上午孔祥熙大摇大摆来到民生公司,对着卢作孚和民生的全体员工做了一次讲演(其实是拿着稿念的)。在讲演中,他把民生公司和卢作李大大表扬了一番,说他们同中央政府同心同德,努力工作,为国尽力千古流芳。反正都是些东拼西凑的赞扬词句。最后孔祥熙说,民生公司应成为私人公司的一面旗帜,政府也将对公司给予特别的关怀和关注,不能让这面旗帜倒下去给政府抹黑。 
  接着,孔祥熙派人到民生公司找到卢作孚,对卢讲,听说贵公司前一段从香港进货后资金有些紧张,孔院长特别关照中央信托局给民生公司投资200万元,以解燃眉之急。 
  当下卢作孚一听就明白了,因为民生公司那时资金并无困难,这200万元分明是个诱饵。一旦接受,就很难摆脱孔祥熙对公司业务的控制。可是不接受,又会得罪孔祥熙,真是左右为难。 
  卢作孚想起了张公权。张公权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的交通部长,和卢作孚是知交。 
  卢作孚当即在重庆著名的桂花楼酒家请张公权。张自然应邀到来,听了卢作孚讲的情况后,张公权的脸色立时也变得沉重起来。 
  “作孚兄,”张公权说:“不瞒你说,这件事实在难办。孔祥熙现在是蒋介石的红人,得罪不起呀!” 
  “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民生被蚕食吞并不成?民生公司走到这一步不易啊。这其中也有你老弟的一份心血呐!” 
  这话说到要害处,张公权在民生也有一些股份。如果让孔祥熙吞并,对张公权也没什么好处。 
  二人商量后决定,先找人向孔祥熙推掉这笔贷款。理由是民生公司是私人企业,不宜接受官方的投资,特别是中央信托局的投资。民生如确有资金方面的困难,可向对口的交通银行贷款。 
  于是,卢作孚、张公权请出了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来办。钱新之和卢、张二位既是同事,又是好友,便欣然前往。 
  钱备了一份厚礼送给宋蔼龄,然后又向孔陈述了拒绝那笔投资的理由。孔祥熙听了心里极为不快。但他也感到民生虽为私人企业,并且眼下正和交通部及交通银行的人打得火热,居然还有这么多人为民生说情,看来收拾民生的条件还不成熟。 
  送走钱新之,孔祥熙对宋蔼龄说,‘“你看着吧,早晚我要把民生弄到手。” 
  孔祥熙平时只看《中央日报》,可自从“关心”民生公司后,他也时常叫人送一些小报来看。不久,果然有一件事被孔祥熙抓住了把柄。 
  那是一家小报登了一则消息,说是某月某日民生公司的一艘叫民惠号的客轮在小南海翻沉,乘客死伤数十人。 
  孔祥熙如获至宝,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他先是利用自己控制的两家报纸《时事新报》、《国民公报》发表评论和消息,渲染沉船事件的后果和对死难者家属带来的悲伤,接着便兴师问罪,要调查事故原因并追查当事人和有关领导的责任。 
  在“舆论界”作了铺垫之后,孔祥熙在一次国民党行政院院务会议上亲自跳了出来,提出了要进行“民惠轮沉没调查案”的调查,以对人民负责。 
  但调查来调查去,结果都一样,民惠轮翻沉不属于责任事故而是因为暴风所致。孔祥熙兴师问罪的举动只好草草收场。 
  民惠轮事件不久,孔祥熙又开始给民生出难题了。 
  在重庆中央银行附近,民生公司有一幢四层楼房,是公司财务处的办公地点。有一天,卢作孚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人自称是中央银行的总裁助理,口大气粗地提出要民生公司把这幢楼房让给中央银行。 
  卢作李立刻感到此事非同小可,肯定又是孔祥熙妄图吞并民生的又一招棋。他一面在电话里安抚对方,一面答应尽快给予答复。 
  放下电话后,卢作革找到张公权和钱新之等人商议,他们都觉得此事以退让为好。于是卢作串亲自打电话给孔祥熙,表示马上设法找另一处房子让财务处迁出,并希望孔祥熙能付给适当的补偿,不一定和原来房的造价相等,也不要使民生吃太多的亏。 
  卢作李哪里知道孔祥熙的手段。孔祥熙一面在电话里答应,一面授意中央银行的人如此这般。 
  几天后,中央银行就向民生公司下了“最后通碟”,要他们在某月内腾出。随后不久,民生公司在生意上遇到了麻烦。民生公司曾承担了很多政府部门的运输,而到期没付的运费财政部找出种种理由拒付,与此同时民生公司向中央银行申请的流动资金也扣押和冻结。 
  孔祥熙还在一次重庆工商界头的聚会中公开说:“卢作孚太不够朋友了”等等。 
  这种种消息传到卢作孚那里,便他感到从四面八方扔来的绳索已将他套住,如果他现在不想办法解脱,绳索将越拉越紧,最终会致他以死地。 
  他只有丢卒保车。一个月后,民生公司财务处搬到其它地方,这幢四层楼房卢作孚无条件地送给了中央银行。 
  当时卢作孚只想用这栋房子买孔祥熙一个好,借机缓和和孔祥熙的关系。但他又错了,孔祥熙得了便宜并不买账,于是又一条无形的绳索又向卢作孚逼来。 
  一天,民生公司主任秘书张梁找到民生公司的另一位负责人,要这负责人将民生主要股东姓名及所拥有的股数抄一份给他。这位负责人见他是本公司的主任秘书,便认为这一定是老板的意思,就按要求把股东的情况抄给他了。几天后,张梁又约这位负责人吃饭。吃饭时张梁又问起民生公司股票转让买卖的事。这位负责人告诉张梁,民生公司的股票都在私人手中,没法在交易所进行买卖。 
  张梁又问这位负责人,若有人想大量购买民生的股票,有什么办法。 
  这位负责人感到奇怪,便问是谁要买?要买多少? 
  张梁回答说,大概一二百万吧。 
  这位负责人大吃一惊。因为据他所知,民生现有定股700万且分散在几百个散户手中。其中超过10万的也就几十户。若一个人或一个集团能拥有200万民生的股份,那么这个人或这个集团就可以操纵民生公司了。 
  对这个非同小可的消息,这位负责人立刻报告了卢作孚。卢作孚马上找到张梁,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张梁回答说,没什么意思,他只是觉得现在法币不断贬值,物价不断上涨,为了防止有人从中投机,了解掌握一些情况以备不测。 
  尽管张梁对答如流,卢作孚还是起了疑心。他立刻召集几个心腹商讨对策,决定财务处对股票过户一定从严掌握,防止民生的股票被“大户”套购,同时对张梁加强戒备。 
  卢作孚没有看错,张梁正是孔祥熙打入民生的“暗探”。 
  张梁原为国民党政府的主任处长,一贯跟随孔祥熙,后由孔祥熙授意经第三者介绍到民生公司。实际是处处为孔祥熙通风报信。孔祥熙原来投资民生的计划不成之后,就又想出用大量收购民生公司股票的办法来控制民生公司。不料又被卢作孚识破了。 
  孔祥熙觊觎民生公司多年,且多次伸手多次失败,这使他心下十分恼怒。但又无可奈何,因为民生是一家私人企业,不是他的行政下属,他的命令到不了那个地方去;采取强硬手段,他又觉得损失太大。因为民生是一家有较大影响的公司,为国民党政府内迁做出过贡献,和许多上层人物都有联系,强硬地去吞并会引起连锁反应。然而对民生施展的一些小手段又…一被其识破,孔祥熙怎能不恼? 
  最后还是宋蔼龄想得明白,她知道孔祥熙的心思。一次夫妇俩商量如何对付民生时她说:“办实业是最傻的,吃苦受累出力还冒风险,要说赚钱还得靠股票和公债。有你对付民生公司的功夫,我们在其他方面早不知赚了多少了。” 
  也许是宋蔼龄的话起了作用,也许是孔祥熙别的事太多,孔祥熙再没提起民生公司的事。这也算民生的一大幸事。 
  其实孔祥熙是不甘心的,虽然他吞并民生未成,但他吞并民族资本的念头一直未断。孔祥熙觉得,仅搞股票和公债投机,还有走私什么的虽然能赚钱,但毕竟不是正面八经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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