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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被宋蔼龄说服了。当即他向宋表示，他可以服从蒋的指挥，将来有机会他会向罗斯福总统陈述这一切，使其了解中国的实情。
蒋介石得到了孔祥熙、宋蔼龄的报告后，增强了和罗斯福对抗的决心。因此他故意拖延、迟迟不宣布史迪威的命令。
当年8月23至9月18日，罗斯福在蒋介石故意拖延宣布任命的情况下两次致电蒋介石，要蒋任命史迪威为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并说如果蒋违抗的话，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要由蒋负责。
罗斯福的指责，迫使蒋介石和他的“盟友”摊牌了。
9月15日，就是罗斯福发出电报的第二天，蒋介石即在日记中写到“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25日，他亲自打电报给罗斯福，电报中说：“来电所言，自当尊重尊意，但有三点不能稍事迁就：一、我之立国主义；即三民主义不能有所动摇，故不能共产主义之赤化中国；二、立国命脉，即国家主权与尊严，不能有所损伤；三、国家与个人人格不能污辱，即不能接受强制式之合作也。否则，任何牺牲均所不恤……”
蒋介石在给罗斯福发出决心赶走史迪威的电报后，又立即给在美国的孔祥熙发电，告之“此事不解决，纵使盟国作战胜利而我国格已失，虽胜犹败……予已下最大决心，如有人前来说情，应严正拒绝，并请从速撤换。”
同时蒋介石还电告孔祥熙在此事没解决之前，不接受美国的任何接济，并随时做好准备迅速回国。
蒋介石和孔祥熙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美国，一起将了罗斯福一军，使罗斯福陷了一种不大不小的困境。要么继续施加压力使蒋接受让史迪威掌握全中国的军队，但这样要冒着同蒋介石决裂的危险；要么收回命令，向蒋介石屈服，但个人的面子要受到损失。
罗斯福选择了后者，结果蒋介石下赢了这盘棋。当年10月1日孔祥熙电告蒋介石，说霍普金斯已告之他，说罗斯福准备召回史迪威。原来孔祥熙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立刻找到霍普金斯，向其陈述利害。说如果罗斯福不改变决定中美关系将受到严重损害，而罗俾福这个决定本身确实有点强加于人，让中方接受不了。霍普金斯也很快把孔祥熙的话转告了罗俾福。
对日作战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共同的目标使罗斯福考虑到中美合作在当前的重要，因此他只能退步了。
同年10月4日，罗斯福在白宫正式召见孔祥熙，向他说明了美国准备正式召回史迪威的决定。
10月8日，美军副总参谋长请孔祥熙转告蒋介石，美军准备让魏德迈将军接替史迪威。
10月19日，罗斯福正式致电蒋介石，让魏德迈接替史迪威。次日下午史迪威便乘机返回美国，结束了他在中国3年的参谋长生涯。
孔祥熙和宋蔼龄夫妇，在这次“史迪威事件”中又为蒋介石效尽一次犬马之劳，并且终于赢得了胜利。
3．老蒋是爸爸，美元是妈妈
虽然蒋介石、孔祥熙因史迪威的问题和罗斯福大闹了一场，但这在他们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不过是个小插曲。孔祥熙明白，在中国和所有外国的关系中，美国是最重要的，是蒋介石首先考虑的。
美国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但他的工业发展之迅速令世界瞠目。到了本世纪初，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已超过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一跃为世界第一位。仅洛克菲勒创办的美孚石油公司，一年的纯收入就超过2亿美元。美国工业的高速发展，形成了大量的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于是也效仿英法等国进行资本输出，其中两个重要地区就是位于美洲和亚洲地区。因此，美国在亚洲有巨大的经济利益。
蒋介石之所以看好美国原因就在于此，一是美国资本雄厚，可能为中国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二是美国在亚洲有经济利益，而日军的侵略破坏了这种利益。在抗日这一点上有共同利益，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日直接开战，中美之间的纽带连接得更加紧密，蒋介石就越发想从美国身上揩油。所以尽管在表面上蒋介石宣称对所有国家实行平等外交；但实际上在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的对外政策重点在美国。即把争取美国对中国的军事经济援助做为外交政策的基本点。孔祥熙也公开说：我于外交、军事和经济各端，莫不集中目标于华盛顿。
在对美外交上，蒋介石主要依靠的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但侧重孔祥熙。因为孔祥熙比宋子文显得更谨慎，宋子文当时已宣称再也不为蒋家卖命，而独自做自己的生意。蒋介石虽然认为宋子文是个人才，但也不能屈尊去请他出山。离了你还有孔祥熙，地球照样转。孔祥熙就这样，又变成了蒋介石发展对美关系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人了。
1938年9月，南京被日军占领不久，孔祥熙向蒋介石建议，派胡适去美国，接替王正廷为驻美大使。
蒋介石不解，问为什么非派胡适去，况且胡适当时正在英国。
孔祥熙说，这件事也考虑了很久。抗战以来，国家急需外援，而美国就是一个最好的伙伴。胡适为著名学者，在美国信誉极佳。胡适的书在美国连年畅销，胡适被美国的舆论界称为美国之友。胡适是一学者，自然清高，不去请其出山，他断不肯主动到政府谋职。想当年刘备为求得人才，三顾茅庐。如今国难当头，国家急需人才，胡适又为国家所必需，只要我们诚心去请，他一定会尽力。
蒋介石此时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孔祥熙极力推荐胡适，自有道理，也不必多加干涉，就同意了孔祥熙的意见。
孔祥熙得知蒋介石同意，即给在英国的讲学的胡适发了一封电报，告之政府已令他为新任驻美国大使，直接到美国上任。
胡适是著名学者，比孔祥熙小12岁，也是喝过洋墨水的。因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而享誉学术界，被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之一。孔祥熙和胡适原本并不熟，后来在山西成立“中美同盟会”，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引起了国人的注意。1912年孙中山抵太原时，孔祥熙专门拜见。孙中山对孔祥熙的“中美同盟会”表示赞赏。胡适闻讯后也对“中美同盟会”发了贺电，孔祥熙知道了胡适。后来孔祥熙到上海，赴日本追随孙中山革命，后又和宋蔼龄结婚，自然读了不少新书，其中最喜欢的便是胡适的。孔祥熙曾对宋蔼龄说，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的成就最高。1924年，孙中山为了革命大业，拖病弱之身赴北京做张作霖、段棋瑞的工作。当时孔祥熙随同前往。在北京，孔祥熙第一次见到胡适。因为二人都留美崇洋，又都性情温和，崇尚中庸，自然成了朋友。然后孔祥熙从政，胡适从文，虽相隔千里却也心心相印。因此孔祥熙在这种时刻首先想到的就是胡适。
他在给胡适的电报中还说：“此次赴美，国家前途利赖实深。列强惟美马首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务希设法运用促进。”
却说胡适，接到孔祥熙电报后，受宠若惊。他曾对朋友谈过，永远不从政；并说官场龌龊，小人当道，实乃我辈之耻辱。中国的文人历来如此，一会儿出世，一会儿人世。出世时自命清高，抨击时政，纵横排阂，好像天底下就他一个真君子；一旦皇帝下诏人宫，又感恩涕零，为谢知遇之恩竭尽全力万死不辞。
胡适中断了在英国的一切学术活动安排，即刻乘船横渡大西洋，到美国就任。孔祥熙担心胡适一个文人不懂金融财经之事，又派美国财长摩根索所信赖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理陈光甫前去辅佐，并委任以“国民政府财政部高等顾问”。
胡适和陈光甫在美接头后，研究了主攻方向。决定第一个目标是和美国财长摩根索会谈，请求贷款。因准备用中国的工业原料桐油为抵押，所以这笔货款又称为“桐油贷款”，希望贷款额为4亿美元。
胡适的政治观点是反共的，希望中国欧化而深受美国人喜欢，陈光甫曾做为美国的代理人与摩根索十分熟悉。所以他们的活动很快得到摩根索和美国务院的支持。消息传达到国内，孔祥熙十分得意，即向蒋介石汇报，其中不乏他选人得当的自满。
不料几天后事情有变。原来这项贷款计划在罗斯福审查时出现了麻烦。按美国法律规定，这样数额巨大的贷款必须由总统审批核发，还要到国会去表决才能生效，而总统同意是致关重要的。
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抗日决心一直持怀疑态度，对国民党上层的贪污腐败也略有所闻。他可不愿意把美国人的纳税款填到一个不见底的大窟窿里去，或者流入一些军阀官吏的私人腰包。当时他对摩根索说：“我同意贷款2000万美元（数量上先大大降低了）。但条件是蒋介石必须保证他继续抗日，而不是继续撤退和妥协。我真不明白，他的军队5个人为什么打不过1个日本人。第二是蒋介石应明确这2000万美元的确切用途。”
胡适、陈光甫把罗斯福的意见转达给孔祥熙后，孔祥熙又向蒋做了汇报。蒋介石觉得这两条都好办，尽管他已经打定主意再撤退，把武汉留给日本人，而退守重庆。
10月30日，蒋介石在离开汉口前发表了一个《为武汉撤退告全国军民书》，表示要以日军血战到底。可实际上，在蒋介石发表这个告全国军民书后，除了张自忠指挥的武汉保卫战和1942年史迪威指挥的滇缅战役外，国民党军队和日军再没有大规模的交锋。
孔祥熙为弄到贷款，也积极配合蒋介石，在各大报纸上撰文，表示要坚决抗战，并将蒋介石的声明和他的讲话致电罗斯福。
1938年12日中旬，“桐油贷款”由罗斯福批准。次年2月8日，中美双方在华盛顿正式签订协议并互相交换了备忘录。这份协议规定：由美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世界贸易公司出面，美国给予中国2500万美元的商业贷款，用以购买美国商品，但不得购买军火、飞机和汽油等重要物资；中国以22万吨桐油分5年运美出售，以售款还本付息。
据说协议签定后，当蒋介石得知协议的具体内容后并不满意。首先是为什么不能购买军火？我借你的钱，又不是不还，又不是不付利息。你需要桐油，我需要美金，是互惠互利的。蒋介石觉得谈判的焦点是在利息上。就这么一个一点便宜没占、美国人一点亏不吃的谈判，还拖了一个多月。
胡适、陈光甫也觉得这批贷款谈判并不特别成功。但孔祥熙三天五天一个电报地催，他们就只能到处求人说情，结果瓜没熟就硬要摘下来，当然不会有多甜。
1939年，由于国政党政府滥发纸币和战争的破坏，法币和1937年相比贬值了46％。孔祥熙战前曾去英国活动，乞讨贷款，却成效不佳。1939年德国发动战争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英国政府为了支持中国抗战打击日本就是打击德国，决定向中国提供50万英镑的信用贷款和500万英镑平准基金贷款。但这也没能阻挡法币继续下跌。因此身为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又想起了在美国悠哉悠哉的胡适。
其实，这时孔祥熙已对胡适的能力产生了怀疑，自己向蒋介石推荐胡适可能是个错误。但现在已无退路可走，不可能马上把胡适换下来，只能将错就错，死马当做活马医赶着鸭子架，说不定还真能逼出点名堂来呢。
孔祥熙急电胡适、陈光甫，让他们在最短时间内设法再弄到7500万美元的贷款，以解国内的燃眉之急。孔祥熙在电报中煞有介事地说：
“我国币制关系各国在华商务利益至巨。币制动摇，与其在华产业价值关系尤为密切，维持我国法币，亦即以保其权益……若再不援助，则一旦情形恶化，美在我国资产及商务，势必无法立足，同归于尽……”
孔祥熙在给胡适的另一封电报中建议：
“查欧战时，英负美债甚巨，迄未偿还……能否可运用由美转移债款与我，或委托我国代收……”
孔祥熙的一封封电报，像电棍打在驴屁股上，急得胡适和陈光甫团团转。美国人有一句俗话，再亲密的朋友也有两个字不能提借钱。美国人是恪守这一传统的，除非有极特殊的理由，或是有第三者的法律担保，你要想向别人借出钱来难上加难。对于中国这个穷朋友，美国人自然不那么情愿掏腰包了。
无奈之际湖适和陈光甫厚着脸皮一次次要求见罗斯福。罗斯福以为他们有什么急事，见了面才知道又是要钱这次学乖了点，没有狮子张大口，一张口就是四个亿，而是7500万。
罗斯福也学会了踢皮球，他把球踢给了琼斯美国联邦委员会贷款办公室主任，一个身材高大、但说话没有表情的爱尔兰人后裔。
胡适和陈光市又一次次地约见琼斯，并一次次地像背台词似的重复着中国决心抗战、决不投降的套话，直说得自己的腮帮子都发酸了。
琼斯是任你说破了天，任你说出的唾沫点着了灯，他也是拿定主意不松口。他还不如罗斯福，罗斯福还要考虑中国若真的被日本占领会给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带来损害。而他想的是中国抗不抗战和我有什么关系，除非你能确实给我们美国人带来好处。
胡适和陈光甫在美国心急火燎地攻不动，孔祥熙在重庆也焦灼不安起来。他推荐的好人，他建立的关系，这么一点子事情都办不好，怎么向蒋介石交待？总不能为了这7500万美元让蒋介石求罗俾福吧，太栽面子了。
到1940年2月，第M批贷款已提出5个多月了，美方仍没有一点松动迹象。孔祥熙直接敦促桐油的生产和出口，并再次致电胡适和陈光前说，我们是极讲信誉的，第一次贷款的抵押桐油我们已向美国运出了大半，在约定期限内完全不成问题，应以此做为凭证向美方提出会谈要求。
孔祥熙还给胡适、陈光甫出主意，让他们继续以中国的矿产或美国缺少的急需金属为抵押，设法促成这笔7500万美元的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