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时代的诗人埃德蒙·斯宾塞、克利斯托弗·马洛，英国浪漫派三杰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拜伦，维多利亚时代的伟大作家爱德华·布尔沃欣20世纪文学界的爱情悲剧也开始于剑桥大学，在1956年的一场晚会上，特德·休斯和西尔维亚·普拉特在剑桥大学首次相遇。
牛津大学毕业生伊夫斯·沃说，剑桥大学出好作家，牛津大学出好作品，他的《重访布赖兹海德》所受到的欢迎甚过任何一部剑桥小说，虽然剑桥大学在文学作品的划船比赛中要比牛津大学长上几书橱。强调风格的差异而非共性，这也属于两位对手在学识上的竞争。彼得·阿克罗伊德写道，沼泽地的严寒气候，数百年的与世隔绝，在剑桥形成了比快乐的、都市化的牛津“更严肃的道德性”。长期以来，这种气氛主要是增强了抒情诗的细腻而非小说的轻佻。阿克罗伊德本身是剑桥人（和小说家），他还补充说，从卡洛尔·刘易斯到《查理的姨妈》，牛津的气候显然更适宜于无稽之谈、富于幻想的荒谬游戏。在深受欢迎的犯罪小说和幻想小说的文学体裁里，牛津也占有主导地位。如此看来，人们常讲的地方保护神的说法难道是实有其事啦？
“剑桥，诗歌之母。”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父亲、剑桥大学的文学史学家莱斯利·斯蒂芬男爵讴歌道。这所大学有理由为它的诗人们感到骄傲，可它到底为扶持它的天才做出了什么贡献呢？什么也没有，坦尼森在1830年的一首十四行诗中回答道：“……你声称要教育/却什么也不教我们，不供给任何精神食物。”剑桥作家们的传记和作品充满了对母校的抱怨。抱怨教师“有充足的业余时间，有限的学识”（弗朗西斯·培根男爵），抱怨“不切实际”和“讨厌的平原风景”（坦尼森），抱怨“剑桥可恨的宁静”（柯勒律治）。约翰·弥尔顿在一首五音步诗里抱怨说，这是最不适合阿波罗及其缪斯之子们的地方，完美得就像在剑桥所学的知识。他主要是咒骂呆板的教师和讨厌的气候。柯勒律治写道，剑桥“纯粹是风的宫殿”，他在耶稣学院的房间是那样的潮湿，1791年的第一学期他就不可避免地患了风湿，卧床不起（常年服用鸦片）。他的前任乔治·赫伯特和劳伦斯·斯特恩死于肺结核，估计是在剑桥学习的后果。沼泽地里的这座魔鬼之山，自然科学家们的麦加圣地，剑桥竟然培养出了这许多作家，真是一桩奇迹。
虽然剑桥的文学俱乐部比除伦敦之外的任何地方都多，但只有极少的作者保持着长期联系。格雷厄姆·谢奈在他的《剑桥文学史》里评论说，大多数是“年轻的候鸟，它们看重影响、知识和友谊，对制度和教条嗤之以鼻，远走高飞”。这所大学始终只是一个过渡站，是蓄电站，是很多人通向荣誉的桥梁。“剑桥，名声桥，”弗里德利克·拉斐尔在诗中写道，他用词汇游戏表明了他的成功，是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大开眼界》的剧本作者。而留在剑桥大学的诗人们大多数性情内向，文学成就不大，如托马斯·格雷、豪斯曼这些罕见的学院逃亡者，最后还有福斯特，他说剑桥大学“不是作家想待的地方”，但他没有听从自己的警告。
这座学院城市最早的文学朝圣者是文学家们，他们来得比旅游者还早。坦尼森学生时代参观了让他回忆起拜伦、华兹华斯和其他伟大前辈的地方，而华兹华斯则在他的自传体诗《序曲》里忏悔，谈他如何在基督学院的弥尔顿的教室里和一位同学狂饮，“为了回忆”，直到前所未有地酩酊大醉，这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酗酒。在同一部《序曲》里，这位年轻的浪漫派作家也描写了他前往特兰平顿的郊游，杰弗里·乔叟的一则《坎特伯雷故事集》就发生在那里。
乔叟笔下的地方长官讲道，在剑桥南面的这座村庄里，“粗鲁的辛姆金”在剑河边有一座磨坊。辛姆金偷窃成性，爱慕虚荣，他想骗两位聪明的法学系大学生艾伦和约翰，结果反被对方骗了。他们从学院里来，“从剑桥大学的神学院”出来，到他这里磨谷子。最后磨坊主成了“被骗的骗子”，而两位大学生同他的妻子、女儿感受到了“他们一生的快乐”。《善良女子的故事》对应下流磨坊主的牛津故事，乔叟以此也让剑桥大学生们在世界文学里首次令人信服地亮了相。
如今，只有专家才阅读1545年问世的罗杰·阿沙姆的《箭术》，这是两名剑桥大学生讨论射箭艺术的对话。而作者的名字（ascham）却成了弓箭存放橱的代名词。人文主义者罗杰·阿沙姆，伊丽莎白一世的私人教师和拉丁语秘书，是在圣约翰学院学习的，和托马斯·怀亚特在同一所学院。作为佩特拉克作品的译者，怀亚特将十四行诗引入了英国；作为安妮·博林的情人，怀亚特为亨利八世从事外交，冒的险比他之后的所有佩特拉克爱好者都多。在《仙后》第四卷里，埃德蒙·斯宾塞称呼他的母校是“我的母亲，剑桥大学”。这是一部描写仙后格洛丽亚娜及其理想王国的长篇叙事诗，伊丽莎白女王兴奋地宣称书中的仙后就是她自己，并许给斯宾塞一笔终生津贴。这对于一名靠领取彭布罗克学堂助学金为生的穷困诗人来说，完全是一场神奇的成功故事。
这一切多多少少都属于文学史了。至今还有人在阅读和表演克利斯托弗·马洛的作品，他的生命结束得和他的舞台英雄一样血淋淋的—1593年5月30日，他被一把匕首刺中了眼睛。那年他才29岁，是莎士比亚最大的竞争者。马洛曾在基督圣体学院学习神学，是激进的怀疑论者，一位挣脱了文艺复兴所有标准的文学奇才。早在剑桥大学时他就创作了他的首部剧本—悲剧《恶作剧》，并动笔创作《铁木耳大帝》，这部超人的剧本，无韵诗里充满了雄辩的人物、教育才华、激情和怪异，是他在伦敦舞台上的首场胜利。作为诗人和间谍，马洛过着一种快节奏、多变的生活，受到观众的奉承，并得到枢密院的提携，其作品在剑桥一直上演至今。谁想看最好的大学生戏剧，应该去艺术剧场看马洛俱乐部的作品。鲁珀特·布鲁克1907年导演了首场演出，演出作品为马洛的《浮士德》。
17世纪的诗歌离我们多远？如果想想罗伯特·赫里克就很近，他在《在朱丽叶的衣服上》里仅用六行诗就表现出了抒情诗的全部魅力。“我的朱丽叶走路，宛如身着绸缎／那时，（我想）她的衣服／流动得多么美妙／然后，我闭上眼睛，看到／可爱的颤动打开每一条道路／噢，那闪烁令我心醉神迷！”赫里克是德文郡的乡村牧师，养有一头猪，他将猪训练得能从啤酒罐里喝酒，他描写乡村及其姑娘的歌曲很受教区的喜爱。他也是一位快乐的牧师和挽歌诗人，过着一种敬畏上帝的生活。“愉快地生活，信赖上帝的诗句”，正如他在一首诗里所写的。罗伯特·赫里克属于17世纪那群令人惊叹的英国抒情诗人，他们来自剑桥，以约翰·弥尔顿为代表，但其他人也值得认识认识。比如说乔治·赫伯特：三一学院的院士，公共演说家，詹姆士一世称他为“大学之瑰宝”，议院议员，但他未能在伦敦发迹，仅做了个乡村牧师，很早就去世了。他惟一的诗集《寺庙》身后才得以于1633年出版，这是内战和复辟年代清教徒虔敬运动的一本圣书。乔治·赫伯特的很多宗教赞美诗今天还在传唱。它们能够出版，要感谢尼古拉斯·费拉尔，他是乔治·赫伯特在剑桥大学读书时的朋友。
弗拉尔当时也远离成功，在伯爵领地西北部一个偏僻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宗教飞地，取名小吉丁公社。这个（如今又复苏了的）普通教徒组织将手工艺和默祷、集体荣誉感和集体祈祷结合在一起，提倡一种特别英国化的精神，它植根于实践和现实，寻找神秘体验。艾略特1936年从剑桥前去参观了这个最不可思议的圣地，小吉丁公社，他将他的《四重奏》的最后一部献给了它。当艾略特1926年应邀在三一学院的课堂上做关于“玄学诗歌”的报告并宣扬它的睿智复杂的形象化语言是精神和感官经历的合成时，那是从现代精神回返到17世纪。通过这些演讲，艾略特为重新认识理查德·克拉肖和安德鲁·马弗尔这些不太知名的剑桥大学玄学家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我头一回读到的理查德·克拉肖的诗句是刻在剑桥大学的小圣玛丽教堂的玻璃门上的，不光书法优美，而且比任何其他选集都更感人。在清教徒们1644年将身为彼得豪斯学院院士的他赶走之前，克拉肖在他的学院旁边的这所教堂里担任圣公会牧师。保王分子克拉肖逃到欧洲大陆，皈依了天主教，1649年他在洛莱托去世，享年不到40岁。他的主要作品叫做《通向寺庙的台阶》，这是一部宗教抒情诗，充满反对改革的比喻和西班牙神秘主义的特征，激情洋溢、辞藻华丽—在加尔文教的清教徒们看来他真是个怪物。
站在新教对立面的是克拉肖的剑桥同学安德鲁·马弗尔。马弗尔是克伦威尔的宣传家，枢密院的拉丁语秘书，直到1678年去世他都担任着故乡赫尔市的议员。马弗尔是三一学院毕业生，约翰·奥布里说拉丁语诗歌里没人比得上他，马弗尔生前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共和分子和讽刺作家，作为抒情诗人却几乎默默无名。现代派最近才开始欣赏起他的嘲讽、晦涩的诗句，以及矫揉造作的高雅幽默。他如此勾引他矜持的情人：“坟墓寂静神秘／没有人躺在你身边。”马弗尔爱好奇特、性情荒诞。在他笔下，道貌岸然的灵魂、怀疑和希望、时代的冲突都戴上了语言游戏的面具。那个时代的强音是马弗尔的朋友和支持者约翰·弥尔顿。
对于今天的读者，这部作品的信仰品位和教育品位宛如一座屹立的高山，因而攀爬是值得的。只是别一下子就读这史诗般的长诗《失落的天堂》！理解弥尔顿早期的诗歌和十四行诗是最私人化的事情，但不一定是最容易的事情。他诗中充满丰富的拉丁文句法，大量的《圣经》故事、神话和文学比喻，这都是他在剑桥大学训练了7年的结果，当7年结束时，也就是在1632年，创作出了颂歌《伊尔·彭塞罗沙》：这位默念者站在学院“勤学者的回廊”里，在“一束朦胧的宗教灯光中”，被礼拜堂唱诗班和近乎幻想的希望包围着。虽然这所大学令他大失所望（“这些学习既不启迪又不指导也不促进任何普通人的善良”），但它是他一生的转折点。现在他要成为诗人，不再做教会人员。弥尔顿以其高亢的诗句、洪亮的管风琴声成了清教徒的传声筒，成了道德和诗歌的权威。当一位学友在一次沉船事故中淹死后，他于1637年写了《李齐达斯》这首诗，反映了生命的脆弱和自己身为诗人的命运，这是最优美的英语挽歌之一。
只要有诗人和宫廷，就有宫廷诗人。总共21位桂冠诗人中来自牛桥的就有12位—7位来自牛津大学，5位来自剑桥大学。牛津大学造就出的桂冠诗人更多，剑桥大学培养出的抒情诗人更好。国王于1668年正式授予桂冠诗人头衔的第一位英国人是剑桥大学的约翰·德莱顿。他创作出了非常成功的剧本、讽刺作品、教育诗、文学评论和翻译作品。德莱顿是克伦威尔的追随者，后来成为保王分子，转而皈依天主教，而且他还更喜欢牛津大学，总之一句话，你不必喜欢他。我更喜欢和德莱顿同时代的塞缪尔·佩皮斯，不是因为他更欣赏剑桥大学。塞缪尔多次去剑桥大学访问，最后将他的私人图书室，这座失落画作的宝库捐赠给了他的母校莫德林学院。跟德莱顿不一样，我们今天阅读佩皮斯的作品时还和从前的读者一样兴趣盎然，这是一位匠人之子的日记，他最终爬升到了海军领导机构的最高部门，他将日常生活描写得那样生动形象，我们仿佛看到他就活生生站在我们面前，看到他在1668年5月25日访问莫德林学院，“我在那里喝了一肚子啤酒，这让我开心，这也是我喝过的最好的啤酒”。
我们在18世纪遇到了第一位在剑桥大学学习的大作家，学时4年，他自己声称这段经历是“一次令人遗憾的延迟”。劳伦斯·斯特恩是耶稣学院的助学金领取者，他一直经济拮据，以懒惰出名，《特利斯脱兰·香代》这部长篇小说是为数不多的杰作之一，书里讽刺了他所处的那个沉闷环境中的假道学。斯特恩合理利用他的时间，阅读一切不在学习范围之列但使他兴奋的东西，比如塞万提斯、斯威夫特、拉伯雷等作家的作品。据说，他是站在第一庭院的一棵胡桃树下阅读拉伯雷的作品的，他在一首十四行诗中评价了它的影响：“他的影子又深又长／因此他不时地／将大脑钻进黑暗／让它哪怕是预感光芒。”
第一部分 微软相遇新世纪第6节 文学的剑桥（2）
就让我们追随这一不守本分的斯特恩原则吧，追随剑桥大学的诗人之树：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史，光是这样做能让我们不全部扑向弥尔顿的桑树就很有意义了。1656年，抒情诗人和三一学院的院士亚伯拉罕·考利为学友威廉·赫维之死悲歌道：“剑桥的土地啊，我们亲爱的剑桥，告诉我，／你没见过我们每天散步吗？／有哪棵树不知道／我们俩的爱情？”基督学院花园里的柏树是用罗马雪莱墓上的柏树种子栽培出来的，它的根完全是挽歌式的纠缠在一起。威廉·华兹华斯学生时代在月明如镜的冬夜凝望的那棵欧洲白蜡树，他在《序曲》（第六章）里描写道“茕茕孑立，在大地的鬼斧神工下”，如今圣约翰学院的花园里已经见不到“这棵可爱的树”了。相反，你会在学院的礼拜堂里看到盆栽的白蜡树，往后还会见到很多。不过，你还可以像亨利·詹姆斯那样，欣赏古老的七叶树，它们的繁茂树枝已延伸到地下，生根抽枝，又长成了粗壮的树干—来自美国的习惯了绿树葱茏的詹姆斯惊叹道：“这是三一学院花园里最动人的画面。”当樱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