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意到，你已命令刚到新加坡的“旋风”式飞机飞往巨港。乍看起来，这个新决定表示着对防守新加坡的失望；请说明其理由为盼。
韦维尔将军致首相 1942年2月3日
关于大多数战斗机撤至苏门答腊的决定，是在1月29日我同皮尔斯访问新加坡时作出的。部队退入新加坡后，岛上四个飞机场中有三个已暴露在敌军炮火的射程之内。空袭飞机场的规模日益加大，不得不将轰炸机撤到苏门答腊比较安全的基地上去。马来亚的丢失说明了据守苏门答腊南部的极端重要性，也说明了有在苏门答腊维持机场的必要，以便进行进攻战，使敌机轰炸新加坡的规模有所减小。用战斗机保卫这些机场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把战斗机留在新加坡已暴露的机场上，会在几日之内招致毁灭。同时我们正在尽一切力量，维持战斗机的保卫工作，即在卡兰机场上保留一个飞行中队的力量，并在情势许可时利用其他机场，给从苏门答腊起飞的战斗机加油。
我想，以上部署对新加坡的空防提供了最好的前景，表明守卫新加坡是有决心的，有希望的。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 1942年2月4日
1．得悉你打算给从苏门答腊起飞的“旋风”式战斗机加油，借以维持战斗机保卫新加坡的工作，很为欣慰。
2．但是，你的大部分战斗机不能从各自基地起飞截击，而竟要在苏门答腊和新加坡之间浪费这许多飞行时间，却是严重的不利。
3．我虽了解以新加坡为基地的飞机有暴露的危险，却仍不明白，在日军进犯新加坡的同时，苏门答腊基地上会强烈地感到有用战斗机防卫的必要。而且，我们还想增派“旋风”式战斗机约九十架，在2月底以前用“雅典娜”号和“无畏”号运到你处。因此我希望用战斗机支援新加坡时，能冒一切必要的风险。
4．很难明白，留在岛上的战斗机为什么一半是“野牛”式的？如果数量必须限制，在质量方面当然应该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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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早晨，巡逻队报告，敌军正在岛西北种植园上集结，我方各阵地受到猛烈的炮击。下午十时四十五分，第二十二澳大利亚步兵旅，在克兰寺河西边，遭到日军第五师和第十八师的攻击。袭击的高潮是利用装甲的登陆舰艇，越过柔佛海峡来的；原来他们经过长期的周密计划，早把这些舰艇从陆路上运到下水的地点了。战斗非常激烈，许多船只被击沉了；但是，澳军在地面上是稀少的，敌军的部队在许多地点登陆。等到这一旅重整旗鼓的时候，敌军已经占领了阿马肯村，那儿是附近地区许多条大道和小路的交叉点。第二日早晨八时，他们进犯登嘉飞机场。可以组织一条阻击线的显著地点是克兰寺河上游和裕廊河上游中间比较狭窄的一道地峡。第二十二澳大利亚旅和第四十四印度旅奉命退到了这个阵地，由司令部后备队调两营士兵予以支援。
军事报告如下：
珀西瓦尔将军政韦维尔将军 1942年2月9日
敌人昨晚在西岸强力登陆，已推进五哩。登嘉机场落入敌手。据守此区的澳军旅伤亡很重。由于利用司令部后备队作战，已暂时阻住敌军前进；但是由于我军必须防守的海岸线极长，形势无疑是严重的。已经作出计划，拟在必要时集中兵力掩护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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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晚上，在长堤和克兰寺河之间第二十七澳大利亚旅的防线前面遭遇了一次新的类似的进攻，敌人再度得手，占得立足点，因而在该旅和克兰寺河—裕廊河一线之间打开了一个缺口。不但如此，两旅兵从西边撤退到这条不曾设置防御工事的战线上来，走过了头，正在进退未定时，敌人已经越过了这条线。第十一印度师的一个旅和英国第十八师的一支拥有三个营的大部队接连被派去收复戈登·贝内特的战线上的阵地，但是到10日晚上，日本人已经逼近武吉智马村，当天夜间在坦克的配合之下，又取得了不少进展。
消息传来，我即去电：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 1942年2月10日
我想你应当知道我们对新加坡局势的看法。据帝国总参谋长对内阁的报告，珀西瓦尔有十万余人，其中有三万三千英国人，一万七千澳大利亚人。我怀疑日军在马来半岛全境有没有这么多人，即有没有五个师已在前方，第六个师将要开到。在这些情况之下，守军人数一定大大超过了已经渡过海峡的日本军队，他们应当好好打一次，把敌人消灭。在这阶段，决不能有保全军队或是爱惜居民的想法。此次战斗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坚持到底。第十八师有机会可以名垂青史。
司令官和高级军官应当同部队共生死。英帝国和英军的荣誉在此一举。我盼望你对于任何形式的软弱行为绝不表示怜悯。
俄国人打仗打得那样不错，美国人在吕宋又是这样顽强，我们国家和我们民族的整个名誉，也是与此次战斗息息相关。务盼调遣每个部队同敌军短兵相接，决一雌雄。我确信这番话也表达你自己的思想感情，之所以如此奉告，是为了同你分担负担。
韦维尔以悲观的语调报道了他的访问情况。
韦维尔将军政首相 1942年2月11日
1．我在新加坡逗留二十四小时，今日回来。正在我离开之前，得到你的电报。我会见了全体师长和总督，并将电报中所指示的方针向他们作了传达。我以同样的内容，给珀西瓦尔留下了一个书面指示。
2．保卫新加坡的战役进行得不顺利。日本人，凭其惯用的渗透战术，在西部进展得非常迅速，超过应有的速度。我已命令珀西瓦尔派该线所有可能利用的军队进行反攻。有些军队士气不振，我竟看不到有士气高涨的。在四面被水包围的地方，有广阔的临水陆地需要坚守，地面条件对防御是不利的。主要的麻烦，一则在于增援的军队缺乏充分的训练，二则由于日本人有勇敢而熟练的战术和制空权，引起了我军的自卑感。
3．正在尽一切可能，以激励斗争精神和乐观情绪，但我还不能说这些努力到现在已全部成功。我已发出最坚决的命令，决不容许有任何投降思想，所有军队必须继续战斗到底。
4．我想珀西瓦尔所能部署的军队人数不见得像你所提的那样多。我想他所有的最多不超过六万至七万人。但是，如果他的军队能够鼓动起来，以充分的活力和决心从事战斗，他是足以应付登陆的敌人的。
5．北边三个机场之一现在已落在敌人手中，其他两个处于炮火之下，不能再用。岛南尚有的机场在不断的轰炸之下，用处已受到极度的限制。
6．我从新加坡回来时，黑暗中在码头上摔了一跤，背上折断两根小骨。伤势不重，但须住院数天，可能在二三星期内形同残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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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是全线混战的一天。从后备军抽调了一支混成部队，去填补麦克里奇水库和武吉智马公路中间的缺口。靠近敌人那一头的长堤已被破坏，一俟我方的掩护部队撤离，他们就能迅速把它修好。日本禁卫旅当晚越过长堤向前进犯，逼近义顺村。第二天，即12日，第三军奉命撤退到一个环形阵地，从武吉智马公路延伸到第五十三师据守的两个水库，然后扩展至巴耶黎巴村和卡兰。从章仪岬调来的要塞部队在这条线的后方收缩。武吉智马公路以南，在12日激战了一天。
第二十二澳大利亚师依然固守武吉智马村以南的阵地，敌军从该村攻击了四十八小时，还不能使他们转移。他们现在处于孤立，奉命退到东陵。第四十四印度旅和第一马来亚旅从这里把战线向南伸展。
13日，日军没有什么进展。驻守巴实班让山岭的马来亚团顽强地击退了日军第十八师团，他们是在重炮轰击了两个小时后进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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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将三千名指定的人员从海道撤至爪哇的预定计划开始执行。奉命撤离的人们包括要人、技术人员、多余的参谋人员、护士以及其他对于进行战争有特殊价值的人员。同行的还有在要塞上指挥空军、海军的空军少将普尔福德和海军少将斯普纳。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海上旅行。一支给进犯苏门答腊军队护航的日本海军部队袭击了他们。这一天和第二天从新加坡启航的各式各样的小船约八十只几乎全被敌军击沉或掳获。普尔福德和斯普纳的下落一直到战后才知道。2月15日他们坐的船遭受敌军驱逐舰的攻击，被逐到一个小岛的滩上。他们和同舟的大约四十五人，上了岸，没有受到阻碍。
其中有一人，一个年轻的新西兰军官，随即坐了一只本地小船启程，经过了许多风险，于2月27日平安地到达了巴达维亚。到了那时，爪哇本身也很混乱，但是依然作了安排，派一架飞机去拯救那些幸存的人们。不幸这番努力是失败了。在小岛上，这批遭难的而现在又染上疟疾的人们，苟延残喘，希望愈来愈少，只是没有受到敌人的惊扰。3月底前普尔福德等十四人死了；斯普纳等四人到4月里也死了。5月14日幸存的高级军官、空军中校阿特金斯认识到末日快要到来。他同另外七个人驾了一只本地船驶到苏门答腊，向日军投降，日军于是差人到小岛上，把残存的几个人带走，他们后来在新加坡俘虏营里受尽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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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的主要的战斗是在南段武吉智马公路两面进行的，我军被迫退到了已成为最后的一条防线上。此刻新加坡市内的情形是骇人听闻的。民工溃散了，水的供应就要停止了，由于仓库已落入敌军之手，军用粮食和弹药的储备已经告竭。这时候，有组织的破坏计划已着手实行。固定防御工事的大炮以及几乎所有的野战炮和高射炮，连同秘密的装备和文件，一齐都被破坏。所有航空汽油和空投炸弹，都被烧毁或者炸毁。
关于海军基地的破坏，情形有些混乱。命令下去了，浮船坞被击沉了，干船坞的铁浮门和抽水机械都破坏了，但是全部计划中还有不少项目没有搞完。
当天海峡殖民地总督向殖民地事务部报告说：
1942年2月14日
司令官向我报告，新加坡市现已受到紧张的围攻。半径三哩之内现有一百万人。水的供应受到严重破坏，势难维持二十四小时以上。街道上死人枕藉，不能埋葬。我们面临着断水的威胁，结果难免疫疠流行。我觉得把这种情况通知司令官，是我应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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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电报往返于韦维尔将军和珀西瓦尔将军之间，可是伦敦方面，过了几个星期以后，因我要求，方才接到。
韦维尔将军致珀西瓦尔将军 1942年2月13日
你必须像现在那样，坚决战斗到底。但是尽了一切可能的人力之后，某些勇敢坚决的人员得乘坐小船逃跑，取道南行，经各岛屿前往苏门答腊。这种小船，如有保护沙袋，并装上机关炮或小炮，例如两磅弹炮，也可以有保卫苏门答腊海面的作用。
珀西瓦尔将军致韦维尔将军 1942年2月13日
敌人现距海岸不到五千码，新加坡全市已在其野战炮的射程之内。我们还有断水断粮的危险。据各指挥官的意见，交战的部队，都已十分疲乏，既不能抵抗顽强的进攻，又不能发动反攻。我们切望有机会采取攻势，尽管这一点仅仅是摆摆姿态，但是现在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因为能够执行这种进攻任务的部队也都没有了。在这些情势之下，抵抗不见得能持续一两天之久。我的下级指挥官一致认为，因争取时间，使新加坡市内遭受巨大的损失和惨重的死伤，是得不偿失的。由于海外帝国的关心，我觉得必须转达他们的意见。将来必会到达一个阶段，那时为了军队和平民的利益，继续流血就毫无意义。你的2月10日的指示正在执行，但在上述情形之下，请你考虑，可否给我更大的自由行动权？
韦维尔将军致珀西瓦尔将军 1942年2月14日
你必须继续使敌军遭受最大的损失，愈久愈好，到必要时进行巷战。你们牵制敌人，造成他们死伤的行动，可能在其他战区发生重大的影响。完全了解你的处境，但是继续战斗是必要的。
这时韦维尔给我拍来下面的电报，看来这已是定论。
韦维尔将军致首相 1942年2月14日
接到珀西瓦尔来电，敌军逼近市区，他的部队不能再作反攻。已命令他继续使敌军遭受最大的损失，必要时进行巷战。我怕抵抗不会坚持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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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还会想起1月21日我给三军参谋长的备忘录，提到放弃新加坡的防御行动，将援军转调仰光；以及我当时不曾坚持我的主张的情况。当时我们大家心肠一横，要在新加坡决一雌雄，那么唯一的成功机会（实际上是我们大家盼望的争取时间），便是发出严厉的命令，号召奋不顾身，战斗到底。
韦维尔将军接受了这些命令，并作出保证，从电文中可以看出，他即向珀西瓦尔将军施加了最大的压力。不论指挥战局的最高领导有什么疑虑，战场上的将军无需了解这些，而只应当接受简单而又明白的指示，这是一个永远正确的原则。但是到了此刻，新加坡方面的确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如果强求无谓的牺牲，既无胜利的希望，反而使这个居民稠密、一筹莫展而且惊惶失措的大城市陷于巷战的恐怖之中，我确信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我把我的主张告诉了布鲁克将军，他也觉得国内不该再向韦维尔将军施加压力，而该授权给他，以便作出不可避免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