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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同意你在4月2日的电报中所提出的建议，你应该请斯大林派遣两位特使前去看你。要隐瞒大规模的而必须进行的准备工作，在任何情形下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既然是从北角到巴荣纳的全部欧洲海岸线，那么我们就应该在我们进攻计划中的力量、时间和方向等方面设法欺骗我们的敌人。我们的确应该考虑一下，是不是应该发表一项公开的声明，指出我们两国决心为解放受苦受难的各国人民，携起手来，以崇高的兄弟般的情谊，共同派出一支伟大的十字军向欧洲进军。我还将就最后一点另向你拍电报。
罗斯福总统回答说：
罗斯福总统致前海军人员 1942年4月22日
我对你同你的军事顾问和马歇尔与霍普金斯所达成的协议，至感欣慰。马歇尔和霍普金斯已经向我报告说，他们带往伦敦去的建议得到了一致的支持，你亲自来电证实这一点，我至为感谢。
我深信这一行动将使希特勒感到非常沮丧，我也相信，这一行动很可能是希特勒垮台的关键。对于这种前景，我感到非常兴奋，你完全可以相信，我们的军队将以高度的热诚和活力来从事这项工作。
至于公开发表声明一节，我愿稍作考虑。我会很快让你知道我对这件事的看法。
我相信，日本人和德国人的会师是要大费周折的，但是我也认识到，对这一件事的未来的前景有必须注意之处。
与此同时，正像你将在报纸上所看到的那样，我们的空军已经给日本一次沉重的打击，同时，我也正在希望，我们能够使日本人难于在印度洋保持许多大型舰只。一两天内，我将同庞德〔他正在前来华盛顿途中〕就这个问题进行一次谈话。
我已经收到斯大林拍来的恳切电报，告诉我他已经派遣莫洛托夫和一位将军前来看我。我建议，他们先来华盛顿，然后再去英国。如果你在这一点上有其他的看法，请通知我。斯大林的电报使我很高兴。
虽然我们共同的困难还有许多，但是，我愿坦白地说，同过去两年的任何时期比起来，我对战争的看法以目前为最好。
你热诚地接待马歇尔和霍普金斯，我愿再次向你致谢。
※ ※ ※
现在让我谈一谈自己的看法，我对已经决定了的以及我认为应该做的，都有坚定不移的看法。
在拟定1943年的巨大计划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把所有其他的责任推到一旁。我们所承担的大英帝国的首要义务是保卫印度不受日本的侵略，而这种侵略看来已经有很大的可能性。此外，保卫印度的任务，对整个战争有决定性的关系。听任英王陛下的四亿印度臣民像中国人那样受日本人的蹂躏和践踏，是一件可耻的事，而对于印度臣民，我们是负有崇高的义务的。更何况听任德国人和日本人在印度或中东携手，对盟国的事业必然要引起无法衡量的灾难。在我的心目中，德国和日本人的携手，与苏俄向乌拉尔后面撤退，甚至与德国单独媾和，差不多占同等重要的地位。在目前，我并不认为这两件意外的事件有发生的可能。对于俄国军队和民族为保卫自己的国土而进行战斗的力量，我是有信心的。然而我们的印度帝国，尽管充满了光荣的历史，却很可能成为敌人轻易获得的牺牲品。我不得不在美国特使的面前提出这种观点。
没有英国的积极援助，印度很可能在几个月之内被征服。而希特勒征服苏俄却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对他来说，也是一项代价很大的任务。在这一切实现之前，英美的制空权必须建立起来，必须强大到无敌的程度。纵使其他一切都失败了，这一点最后还是会起决定性作用的。
我完全同意霍普金斯所说的：“在1943年对法国北部的敌人发动一次正面的攻势。”但是在目前和发动攻势之间的期间，究竟应该做什么呢？发动攻势的主要军队不可能单纯为这项任务进行准备。在这里发生了显著的意见分歧。马歇尔将军提议说，我们应该在1942年的初秋，设法占领布雷斯特或瑟堡，最好是占领后一地点或同时占领两个地点。这次作战行动必然完全由英国担任。海军、空军、三分之二的陆军以及可以利用的全部登陆艇，必须由我们提供。美国只能供给两三个师。我们必须记住，这些军队都是最近刚征召的。要成为头等的军队，至少要用两年的时间和一位专业上非常强的干部来训练。因此，这项计划自然要听听英国参谋部的意见。很明显，必须对这一问题进行严密的技术研究。
虽然，从一开始起，我就不反对这种想法。但是，在我的心目中还有其他可以代替的方案。第一个是在法属西北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登陆，这个方案当时称为“体育家”作战计划，最后又发展成为伟大的“火炬”作战计划。还有第二个可以代替的方案，我常常向往这个方案，而且我认为，正像攻入法属北非一样，这个方案是可以接受的。
这就是“丘比特”作战计划——也就是解放挪威北部。这是对俄国的直接援助。这是同俄国的海陆空军进行直接配合的唯一方法。这是占领欧洲的北部尖端，打开向俄国源源不断运送给养通道的方法。由于必须在北极地区进行战斗，这是既不需要大量兵力，也不要大量消耗供应和军火的军事方案。
德国人通过北角占领这些极重要的地区，根本就没有付出什么代价。同战争的目前规模相比，我们也可以花费很少的代价重新取得这些地区。我个人赞成“火炬”作战计划；如果我能够完全按我自己的意思行事，我也要在1942年试一试“丘比特”作战计划。
在我看来，在瑟堡建立桥头堡比较困难，比较不受人欢迎，在时间上来说也不能马上起帮助作用，而且最后也不会获得什么效果。最好还是把我们的右手放在法属北非，而把我们的左手放在北角，等待一年，不要冒险硬攻德国在英伦海峡对岸的设防阵线。
上述都是我当时的看法，对于这些看法我始终就没有后悔过。但是，我非常愿意让计划委员会讨论讨论“痛击”作战计划——攻击瑟堡的军事行动的名称——以及其他的方案。我几乎可以肯定，对这个计划讨论得愈彻底，它就愈不会受欢迎。如果我有发布命令的权力，我必然会选择“火炬”和“丘比特”两项作战计划，在秋季适当地同时执行这两项计划，而让“痛击”作战计划通过谣传和虚张声势的准备中泄露出去作为牵制行动。但是为了同我们可贵的盟国取得一致而和谐的行动，我不得不通过政治影响和外交进行工作。没有我们盟国的帮助，世界就只有面临毁灭一条路了。由于这个缘故，我并没有在14日的会议上提出这些代替方案中的任何一个。
在最重大的问题上，我们以放心而愉快的心情欢迎美国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建议，将以英国为跳板，尽快地向德国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下文我们将要看到，我们很可能极其容易地同那些把帮助中国和打垮日本放在优先地位的美国计划发生冲突。但是从珍珠港事件以后我们建立同盟开始起，罗斯福总统和马歇尔将军顺应舆论的强大潮流，看出希特勒是主要的敌人。就我个人来说，我渴望看到英国和美国的军队在欧洲并肩作战。但是我自己又很少怀疑，对细节——登陆艇以及其他等等——的研究和对战争主要战略的考虑，必然会推翻“痛击”作战计划。结果，大西洋两岸的军事当局——海陆空三军的军事当局——都发觉没有能力准备这项计划，或者是说——就我所知——双方的军事当局都不愿意承担执行这项计划的责任。共同的愿望和善良的意志并不能克服无情的事实。
总之，我始终主张我在1941年12月致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中所提出的理论，这就是说，（1）英美的解放军队应该在1943年在欧洲登陆。除了从英国的南部进行登陆以外，他们怎么能够把全部力量运往欧洲呢？任何足以妨碍实现这一行动的事情，决不能去做；而任何足以推进这一行动的事情，就必须去做。
（2）与此同时，当俄国人以巨大的规模同德国陆军的主力一直在进行战斗的时候，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必须同敌人交手。这种决心也同罗斯福总统的思想根本相同。但是，在发动横渡英伦海峡的巨大攻势以前的一年或十五个月中，我们又应该作些什么工作呢？事情很明显，占领法属北非的计划本身就是可能的、正确的，而且符合总的战略计划的。我希望上述作战计划能够同登陆挪威的战斗配合起来，我仍然相信，同时进行上述两项计划是可能的。但是在紧张地讨论这些无法加以衡量的事情的时候，往往有丧失目的的简单性和唯一性的巨大危险。尽管我希望同时执行“火炬”和“丘比特”两项作战计划，但是我绝没有意思让“丘比特”破坏“火炬”的计划。把两个强大国家的全部力量集中和配合在一个激烈的攻势中，是存在着种种困难的，我们决不能让含混不清的词句来使情况更加紊乱。
（3）因此，在英美两国军队能够在1943年在欧洲同德国人交手以前，填补空缺的唯一方式，是以英美军队强行占领法属北非，同时与越过沙漠从西边向的黎波里与突尼斯前进的英国军队取得配合。
到了最后，当所有其他计划和论点都消失的时候，上述计划就成了西方盟国的共同决议。
第十九章 莫洛托夫的访问
苏联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要求——美国的否定——我缓和了反对意见——3月7日致罗斯福总统电——英俄关系中一段较亲善的时期——英国声明希特勒如对俄国使用毒气，德国将遭到毒气报复——与斯大林的通信——关于莫洛托夫访问伦敦和华盛顿的建议——他在5月20日到达伦敦——5月22日的会谈——关于1942年横渡海峡作战问题——缺乏登陆艇——莫洛托夫征询我对俄国前景之意见——我保证无论发生任何情况，我们必定战斗下去——艾登建议以一项英俄同盟条约代替一项领土协定——谈判好转——我们在契克斯的俄国客人——与斯大林融洽地交换意见——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莫洛托夫回到伦敦——6月11日关于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问题的公报——我以一项备忘录捍卫了我们的立场——“我们无法许下任何诺言”——俄国战场上主要战斗的进展情况——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
1941年12月，当艾登先生访问莫斯科时，碰到俄国政府向他提出承认苏联当时西部边界现状的特殊要求。俄国人特别渴望在一项一般性同盟条约的范围内，明确承认俄国占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新的俄国与芬兰的边界。艾登先生拒绝在这一问题上承担任何义务，除其他理由外，他着重指出，我们曾向美国政府保证，在大战进行期间，不为领土变动问题缔结任何秘密协定。
在这次会谈结束时，双方同意，艾登先生应将苏联的要求转达英国内阁和美国，并且，在将来为正式缔结英苏条约而举行谈判时予以考虑。美国政府关于这一切均已接到通知。
他们对俄国提议的态度是鲜明而否定的。在美国人看来，接受这样一种要求就是直接违背大西洋宪章的原则。
我在美国参战后的第二天到达华盛顿时，听见艾登先生报告说，苏联政府想并吞波罗的海国家时，正如在前一卷中刊出的电报所表明的那样，我曾经表示不予支持。但是现在，事经三个月以后，在事态的压力之下，我认为这种道义立场实际上已不能维持下去。在一场殊死的斗争中，不应该让那些为伟大事业而斗争的人们肩负起他们所不能承担的负担。
我对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态度，以往和现在都没有改变，但是，我认为此时已不能再拖下去了。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3月7日
如果怀南特在你处，想必他已向你说明我国外交部对俄国的看法。战争日益加剧的严重性使我感到，不应对大西洋宪章的原则作那样的理解，以致否认在德国进攻俄国的时候俄国所拥有的边界。俄国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参加大西洋宪章的，而且，我料想，俄国人在战争开始时期占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以后，必然已采取严厉的手段来清除这些地区内的敌对分子。因此，我希望你能让我自由行动，早日同斯大林签订他所希望缔结的条约。一切都预示着，德国将在春季大举向俄国进攻，而我们对于同德军激战的唯一国家又无力相助。
不过，总统与国务院仍坚持他们的立场，但是，如下文将会见到的，我们终于取得较好的结论。
※ ※ ※
在英俄关系中，这时出现了一段较为亲善的时期。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2年3月9日
1．我已打电报给罗斯福总统，催促他同意我们在战争结束时与你签订有关俄国边界的条约。
2．我已发出明确的指示，我们所许诺的供应不得中断或延误。
3．现在气候既然好转，我们就恢复了日夜对德国的强大空中攻势。我们也在继续研究其他措施，以便减轻你方的某些负担。
4．俄军的节节进展和敌军那些人所共知的惨重损失，自然是我们在这一困苦的时期取得极大鼓舞的源泉。
斯大林总理致首相 1942年3月15日
我对你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