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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韦维尔十九日的电报沉思了好久。我一向只是想到激励他们，并尽可能地强迫他们死守该岛、要塞和市区；除非政策有了决定性的改变，无论如何，这个态度是应当坚持下去的。但是现在我开始更多地考虑到缅甸，考虑到开赴新加坡的援军。这些援军可能遭劫，也可能挽回。扭转他们的航向北向仰光，还有充足的时间。因此我起草了如下的给三军参谋长的备忘录，并及时送到伊斯梅将军手中，以供他们在21日十一时三十分开会之用。但我要坦白承认，我并没有下决心。我依靠我的朋友们和顾问们。这时候我们大家都十分难受。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1月21日
1．鉴于韦维尔将军这封带来极坏消息的电报，我们在今晚的国防委员会开会时，必须对整个局势重新加以考虑。
我们正好犯了我在启程的船上拍发“留神”一电时所担心的错误。本来可以在柔佛、或无论如何可以沿新加坡海岸形成一条扎扎实实的防线的部队，已被各个击破了。在接陆方面没有建立起防御线。海军对于敌军在半岛西海岸的包抄没有采取防御行动。韦维尔将军已经表示意见，认为保卫新加坡岛要比在柔佛打胜仗需要更多的军队，而柔佛的战役几乎可以肯定是失败了。
他的电报对于持久的防御不抱什么希望。明显得很，这种防御只是要使目前正在途中的全部援军来作牺牲。如果韦维尔将军仍然怀疑能否拖到几个星期以上，那么，随之而起的问题是：我们要不要立刻炸毁各码头、炮台和工厂，集中一切力量去保卫缅甸，并使滇缅公路畅通无阻呢？
2．据我看这个问题现在就应当加以正视，并率直地向韦维尔将军提出来。如果海军和陆军的全部破坏工作做得彻底，新加坡［对于敌人］还有什么超过西南太平洋上许多港口的价值？在另一方面，缅甸如果丧失，那就惨了。这样会使我们同中国人隔绝，在同日本人交战的军队当中，中国军队算是最成功的。我们很可能由于办事糊涂，对作出无可奈何的决定有所顾虑，就会使新加坡与滇缅公路二者都丢失。这一决定，显然要看新加坡岛能守多久而定。如果只能守几个星期，那么牺牲我们的全部援军和飞机，当然是不值得的了。
3．而且，谁也不能不考虑到，新加坡一旦沦陷，科里几多尔必将相继沦陷，这将使印度大大震惊；只有强大的部队的来到和缅甸方面战事的成功才能把印度支持下来。
请将以上一切在今晨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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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参谋长没有作出明确的结论，我们在当晚开国防委员会时，要我们采取这样重大的步骤，也是同样踌躇不决的。
韦维尔将军作为盟军最高统帅，要负起直接的、初步的责任。
我自己感到问题十分棘手，不能坚持我的新看法，如果当时我已下了决定，也就会坚持下去了。我们中间谁也没有预见到防御战竟会在三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之内崩溃，否则至少能花一两天工夫来作进一步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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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代表厄尔·佩奇爵士，当然是不出席参谋长委员会的，我也没有请他参加国防委员会。不知怎样，他看到了我给三军参谋长的一份备忘录，他立刻打电报给他的政府。
1月14日我们接到柯廷先生的电报，电报中有一番严厉的责备。
柯廷先生致首相 1942年1月23日
由于今天战时内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关于马来亚形势的报告，我发出下列的电报：
……据佩奇报告，国防委员会已经考虑撤出马来亚和新加坡的问题。由于我们得到过一切保证，撤出新加坡将被各处认为不可饶恕的背叛。在帝国和地方的防务体系中，新加坡是一个中心要塞。正如我的电报所指出的，我们都明白，该地建设得牢不可破，无论如何，它能作长期的坚持，直到主力舰队来到的时候。
甚至在紧急的时候，援军应当转移到荷属东印度，而不是到缅甸去。其他任何别种作法将引起极大反感，而且可能促使荷兰进行单独媾和。
根据援军源源而来的保证，我们已经切实执行了协定中我方担负的责任。我们盼望你不要因撤退而破坏整个的目的。
马来亚的形势和对拉包尔的进犯，引起了公众惴惴不安，以为盟军软弱无能，不能制止日军的前进。我政府既认识到自己应负责使公众作好准备，以便有抵抗侵略者的可能，对于为什么还不能阻止敌人到达我们的海岸，也有加以解释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彻底探讨形势中的一切可能性，亦属责无旁贷，何况澳大利亚人民以众多的人数，志愿参军，服役海外，但当他们的抵抗力、帝国的威信以及盟国事业的巩固可能已受到无法弥补损失的时候，他们却不得不为局势的改进等待很久。这一点是很难理解的。
柯迁先生的电报，又严厉，又不寻常。“不可饶恕的背叛”这一说法，同真理或军事事实并不相符。大祸即将临头。
我们能够躲避吗？得失怎样相抵呢？在这时候，这些重要军队的目的地还在我们的控制之下。用现实的眼光来审查这些问题，就无所谓“背叛”。况且，澳大利亚战事委员会并不能衡量全局。要不然，他们就不会要求完全忽视缅甸，事实证明缅甸是我们唯一有办法拯救的地方。
说柯廷先生的电报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在方针上早已得出一致意见的话，我们当然要如我所建议的那样，“率直地”把事情向韦维尔将军提出来。可是我在会上感觉到，反对放弃远东这个有名的重要据点的意见是很坚决的。正当美国人在科里几多尔方面顽强作战的时候，英国要是来个“临难而退”，这在全世界、特别在美国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堪设想的。至于一个纯粹军事性的决定应该是怎样，那是无可怀疑的。
但是经过大家的同意或默许，尽了一切的努力来增援新加坡，支持它的防务。第十八师继续前行，其一部分早已登陆了。
第四章 信任投票
政治气氛——向国会提出灾难将临警告的必要——成立生产部的要求——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从俄国回来——我请他当军需大臣——下议院和我的讲话的广播——我要求投信任票——表决的重要性——沙漠战役的汇报——我对隆美尔的赞扬——我们在远东的赤手空拳——我们在资源上的限制——我接受全部责任——前途艰险——辩论中友好的语气——四百六十四票对一票——美国和盟国的欣慰——二十位自由党议员中六位弃权——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不接受军需大臣的职务——1月31日我给他的信。
关于我到华盛顿去的使命以及在我离国五星期内所发生的一切情形，大家都盼望我向国会作一次详细汇报。我心目中有两个突出的事实。第一是，伟大同盟最后必定会胜利；第二是，在日本向我们猛攻中，一连串无可估量的大灾难将要降临到我们身上。人人都欣慰地看到，作为一个国家，一个帝国，我们的生命不再有什么危险了。另一方面，危亡的威胁既然基本上消除了，每一个评论者，不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就可自由地指出那许多已犯过的错误。有许多人并且认为，改进我们指挥作战的方法，从而缩短可怕的历程，已是他们的责任。我自己为了我们已经遭受的种种失败，惴惴不安，谁也不比我知道得更清楚，这些失败还只是大灾难的开端。澳大利亚政府的态度，各报消息灵通而又不着边际的评论，二三十位能干的议员的诡谲的经常的冷嘲热讽，议院会客厅的气氛，在使我觉察到有一种令人为难的、不愉快的、无法回答的但又是肤浅的意见，从四面八方，气势汹汹地向我逼将过来。
另一方面，我很知道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人民能在1940年时保全下来，我曾经出过微力，我可以指望他们对此抱有好感。我并不低估国民的忠诚，这像波澜壮阔的潮流，簇拥着我前进。战时内阁和三军参谋长对我表示了最高的忠心。
我是有自信的。由于情况的需要，我曾向周围人士明白指出，对我一个人的职权和责任有丝毫的削减，我是不容许的。新闻界议论纷纷，主张我继续担任首相，发表演说，但是把指挥战事的实际工作让给别人担任。我决心不向任何方面作出让步，自己负起首要的直接的责任来，要求下议院对我投一次信任票。我还记得法国人有句名言，“Onne règne sur les ames que par le calme”。①
①这句法文的意思是：“只有镇静才能控制人的心灵。”——译者
向议会和全国提出灾难将临的警告，这是尤其必要的。在领导工作中，提出一些虚幻的希望，但转眼就落空，这是最严重的错误。英国人民能够坚强地乐观地面对危机或灾难，但他们痛恨受骗，痛恨替他们负责办事的人自己处在一种无根据的幻想中。我觉得用最暗淡的词句描写目前的光景，从而藐视未来的灾祸，这不仅就我自己的地位，而且对于战事的整个的指挥都是必要的。在这个关头这样做，也可能不至于影响军事形势，不至于动摇大家现在都有资格感觉到的那种最后胜利的基本信念。尽管每天总有使人震动、使人紧张的消息传来，我不惜花十二或十四小时工夫，集中思想，来考虑一篇范围广泛、内容新颖的万言书；尽管沙漠地区战争失利的火焰烧到我的脚跟来，我还是把我的汇报和对于我们情况的判断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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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节有一种普遍的要求，希望成立一个生产部，其大臣参加战时内阁。1941年7月间，在我首途访问罗斯福总统以前，我在下议院里作了长时间的辩论，说明当时没有设立这种机构的必要。但是舆论仍在趋向这个意见，不但由于事态的发展，而且由于有关人员和部门的处境，使这个主张更得到了强调。比如说，美国总统已经任命唐纳德·纳尔逊先生主管全部生产工作。难道就不应该有一位相应的官员吗？大家都瞩望于比弗布鲁克勋爵，他在华盛顿的成就已经叙述过了，他在美国最上层的人士当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在1917年和1918年的军需部中，我主管过现在归军需部和飞机生产部掌管的职务。这些部门在原材料和熟练劳动力方面纠缠得很厉害，因此如果有一个统一指挥的权威机构，那就方便多了。
由于现在每件事的规模愈来愈大，这种要求就日益有力。比弗布鲁克是俄国人和美国人所共同信任的，要领导这样大的一个联合机构，似乎没有人能比他更胜任愉快的了。
自从他从飞机生产部调到军需部以来，这两个业务相关的部门之间发生了不少摩擦，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我希望在战时内阁一级的生产大臣的领导之下，把我们军事生产的这两个大部门结合起来，不但可以恢复协调，而且可以增进效果；他是早已有这个地位的了。我想他可以担任生产大臣。而现在飞机生产大臣穆尔—布拉巴宗上校和我认为足以胜任军需大臣的安德鲁·邓肯爵士，可以作为他的两个僚属。他俩都有巨大的创造性和全面的判断力；这一切还在我思想中盘旋的时候，一位新人物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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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早想结束他在俄国的任务。无论在战时或战后，奉命担任驻苏联大使的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感觉到这个使命是十分没有吸引力的。在希特勒的进攻还没有把俄国同我们拉在一起以前的时期里，我们的使节在莫斯科几乎完全受到了忽视。他难得有接近斯大林的机会，莫洛托夫对待他和其他盟国的大使是很冷落的。在12月的危机中，苏联的外交中心从莫斯科移到了古比雪夫，莫斯科的那种令人不愉快而且徒劳无功的状况不但重新出现，而且益加恶化了。后来，我和斯大林直接打交道，现在美国总统和斯大林又直接打交道，做了许多事情，大使的职务跟决定性的事务日益分离了。德军进犯时，斯塔福德正在国内，已经向我表示愿意离任之意，但他接受了并且赞成了我的看法，认为不该在俄国初遭患难的时候召回他。从那时到现在，快八个月了，一位具有他这样身分的政治人物要求回到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心下议院来，当然没有什么不合适。因此，在1月初，我同意他调任，并派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前去接替他。
1月23日，克里普斯从俄国回来。由于工党反对他的极端主义，早在几年前就把他驱逐出党，所以这时他已是一位脱离工党的重要政治人物。英国全国对俄国的英勇抵抗有热烈的好感，由此而联想到他担任大使的职位，因而他的名气也就更大了。英国左派人士和他们的报刊制造了一种论调，说俄国所以参战，站到孤独的、艰苦万状的英国这边来，他要比当代任何人贡献更大。极端的左派中有些人以为他值得活动活动，作个候补首相；这些圈子里有人说他将领导一批新的政府评论家，他们希望把这批人组成一种举足轻重的议会力量。我个人既知道他的才能又喜欢他，巴不得把他延揽到政府里来，在政府里，我们是需要一切可能得到的帮助的。由于他先前的工党的同僚并无异议，我就寻找机会。
对于左翼的意见如何，我虽然消息灵通，却完全依据着事情的恰当与否来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我任军需大臣时，克里普斯是英帝国最大的炸药厂副厂长，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既具有这种实际的行政经验，又具有突出的聪明才干。我觉得，派他负责军需部是最符合于公众利益的，而且这又可作为成立生产部这一重大规划的组成部分。1月25日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和夫人到契克斯与我同进午餐。
那天下午他和我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