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撤回了我反对用空中堡垒进行白昼轰炸的所有意见。这使他大为高兴，因为他担心，他的政府对白昼轰炸方法的信心已经远不如以前那样强了。在1942年下半年，整整六个月的时间里，这一庞大的部署和工作，竟不见任何成果，甚至连一颗炸弹都没有对德国掷过，这也的确是太说不过去了。当时部署在东英吉利的，绝不下于两万人和五百架飞机，但是看来一直毫无动静。不过，当我改变立场，对原来穷追到底的那个致命问题不再追究时，大家都感到如释重负，美方的计划从此没有遭到英方的批评。他们继续进行他们的计划，并且不久就收到了成果。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如果当初他们把钱花在夜间轰炸上的话，对德国轰炸的高潮原可早日到来，埃克将军事后曾多次表示，我在飞行堡垒即将大显身手之际，及时拯救了它们，使之不为美国政府所放弃。如果此话属实的话，那么我之救了它们，只是因为我消极地不再反对它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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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产生了戴高乐的问题。我在当时很希望他到卡萨布兰卡来，总统基本上也同意我的意见。我并且还请总统发电邀请戴高乐前来。这位将军十分傲慢，数次拒绝了总统的邀请。于是我就叫艾登对他施加最大的压力，甚至对他说，他如果不来的话，我们将力主由别人来接替他那设在伦敦的法国解放委员会主席的职位。总统的那位公子，埃利奥特·罗斯福在他的那本书里把这段事情描叙得非常出奇。他在该书中仓促地记下了他在饭桌上听到的心腹话。他原是由他父亲带去吃饭的。他似乎在暗示，总统怀疑我在力阻戴高乐前来，并且反对叫他来；其实，我是在对他施加最大的压力，促他前来。这种无稽之谈长期以来流传甚广。下列的电报当可永远驳斥这种无稽之谈。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3年1月18日
若你认为相宜，请将我下列电报转交戴高乐。〔开头〕我受权通知你，邀请你前来此地的是美国总统和我本人。
吉罗将军已经到达此地，他只带了两名参谋军官，他现在正在等待你前来，我尚未将你拒绝前来一事告诉他。我认为如果你坚持拒绝的话，其结果将对你和你所领导的运动不利。首先，我们即将就北非问题作出安排，我们极愿就此问题与你磋商，但如迫不得已，就必须在你缺席的情形下作出安排。英国及美国将支持此种安排。
我认为，你拒绝出席拟议中之会晤一事，将受到舆论的一致谴责，并恰好成为对你指责的最好的话柄。如果你现在拒绝了总统的邀请，在最近的将来你希望被邀请访问美国一事，自然也化为泡影。我为弥合你所领导的运动与美国之间的分歧而作的努力亦将显然失败。在你依然担任上述运动的领袖之际，我显然无法再在这方面作出努力。
如你依然担任上述运动的领袖，则英王政府亦将重新考虑它对此运动所持的态度。如你竟坐失良机，我们在没有你的情况下，尽力与它搞好关系。现在门还是开着的。〔结尾〕你可根据你认为合适的意见，自由地修改这封信，只要不有损它的严肃性即可。麻烦的是，为了保密之故，我们无法越过他直接向法国民族委员会提出呼吁。这些天以来，我一直在为戴高乐而争，并千方百计地设法使各派法国人言归于好。倘若他拒绝目前所提供的机会的话，我将认为只有他不再领导自由法国运动，英王政府始能继续支持此运动。我希望你能根据你自己的意见，适当地对他说明这点。你对他应极严厉，这也是为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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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戴高乐终于到达了。他被带到他的别墅，这座别墅就在吉罗别墅的旁边。他拒绝去拜访吉罗，在我们费尽了唇舌，过了几小时后，他才被说服了，同意与吉罗会晤。
我和戴高乐作了一次极严肃的谈话，毫不含糊地指出，如果他仍然加以阻挠的话，我们将断然和他彻底决裂。他彬彬有礼，昂首阔步地走出了别墅，跑到了花园里。最后他终于被迫同意与吉罗会谈。这次会谈历时两三小时之久，对双方来说想必都感到极为愉快。当天下午，他去见总统，使我感到欣慰，他们两人出乎意外地相处得很好。总统被他那“聪慧明亮的眼神”吸引了，只是简直无法使这两人意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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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这一部分，我根据当时的事件记下了与戴高乐将军关系中的种种严重情况。我的确不断和他发生过争执，并且和他有过多次激烈的争吵。但是在我们两人的关系中，却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我不能认为他是一个降敌受辱的法国的代表，的确也不能认为他是一个可以自由决定自身未来的法国的代表。我知道，他对英国并无好感。但是，在他身上，我却一直看到贯穿在史册中的“法兰西”一词常常表达出来的精神和信念。他那种傲慢不逊的态度虽然使我感到不快，但是这种态度却是我可以理解，并且感到钦佩的。他是一个逃亡者，一个在本国被判处死刑而亡命国外的人。他之得有今日，完全仰仗着英国政府——现在还加上美国政府——的好意。德国人征服了他的祖国。他实际上已是无处可以立足了。尽管如此，他却毫不在乎，傲视一切。甚至在他表现得最为傲慢的时候，在他身上似乎也体现出了法兰西——一个有着高度自豪感、权能和雄心壮志的伟大的民族——的性格。有人嘲笑他说，他自命为当代的圣女贞德，因为据说他祖上曾有一位是圣女贞德的忠实的追随者。在我看来，这并不怎么可笑。据说他还自比为克雷孟梭，虽说克雷孟梭是一个比他更明智而且更有经验的政治家，但是这两人却都给人以法国人不可征服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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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向战时内阁报告如下：
首相致副首相及战时内阁 1943年1月20日
“Q”海军上将〔总统〕和我于今日下午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会上汇报了他们的工作进展情况。
此次会议令人极为满意。我认为，经过了五天的讨论并显然有过不少分歧的意见以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对1943年的作战基本方针已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他们的最后报告虽尚未写成，但帝国总参谋长在会上代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所作报告的要点可报告如下。双方同意，应首先将我们的联合力量用于保障海上交通的安全方面，并重申必须集中全力首先击败德国这一原则。立即开始以全力进行攻占西西里岛的准备工作，以便尽早实现这一作战计划。我们还希望在今年年底能使关于缅甸的作战计划上马。美方已答应，〔后者所需的〕部队运输工作与登陆艇大部由他们负担，这些舰艇将由美方人员驾驶，还答应担负一部分海军掩护力量。在我国本土，我国将尽快进行“波利乐”计划，以便一旦德国在今年内出现明显的崩溃的迹象时，能发动类似“痛击”作战计划那样的军事行动，或者倾全力打回欧洲大陆。在太平洋方面，旨在攻占拉包尔与扫荡新几内亚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便保持主动并牵制日本。至于以后是否将这一军事行动推进至特鲁克，将在本年年底决定。
“Q”海军上将与我对上述诸要点的意见完全一致。
2．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讨论期间，美方代表曾表示担心一旦德国被击败后，我方会退出战争；在获悉此情况后，我认为要用明确的言辞来表示，此事不但与我国利益有关，且与我国的荣誉有关，英国议会与英国人民在击败德国后，将尽全力击败日本的决心是无庸置疑的。我认为这样表示是应当的。我还表示，我坚信战时内阁完全愿意就此问题与美国签订正式协定或条约。“Q”海军上将没有理会这个建议，他说他深信美国与英国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是一心一德的。但他又说，如果可能的话，倒是应与俄国明确约定——必要的话，可以是秘密的——在一旦德国战败后，他们将参加对日作战。
3．在大原则上达成协议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将在以后十日内研究方式与方法。有大量的细节工作需要完成，因此我认为在未来这几天内他们应当一直在一起。无论如何，不出六个月，还必须举行一次同样性质的会议。马歇尔将军特别强调有此必要。
4．我在全体会议上提出，在适当时机，应由亚历山大担任艾森豪威尔的副总司令，因为我认为这是提出这个问题的好机会。马歇尔将军与金海军上将对此意见极为欢迎。空军司令这一难题正在积极考虑中，我深信将得到圆满解决。
5．马歇尔将军对坎宁安海军上将在盟国在北非的作战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深表钦佩，并要求将此意见列入正式记录，此事应让战时内阁知道。坎宁安领导海军的才能是杰出的，他的智慧与意见对艾森豪威尔将军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帮助。
“Q”海军上将也热烈赞扬了陆军元帅约翰·迪尔爵士。美方人士现在已把他看成是在军事方针上美方参谋长和英方参谋长之间不可缺少的桥梁。
6．我们正预备起草一项有关此次会议的情况的声明，以便在适当时机对记者发表。我们打算在此项声明内宣称，美国与大英帝国决心将战争毫不容情地进行到底，直至德日两国“无条件投降”为止，不知战时内阁对此有何意见，希能见告。文中不提意大利，是有意促使三国早日散伙。总统赞同这一作法，因为它将鼓舞我们在各国的朋友。
7．在会议结束时，还须起草一份致斯大林总理的声明。
我们认为在此项声明中应申述英美两国的共同意图，但不应带有任何允诺。
8．上述情况，系伊斯梅将军根据我的指示写成的，尽管它所描述的是会议目前的情况，并且，正如诸位阁员所知道的那样，是和我们的共同意愿完全符合的；但也必须承认，与英美两国所拥有的巨大的力量相比，我们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合在一起，其规模还是微不足道的，要是和俄国所作的巨大努力相比，就更藐小了。我觉得总统也会有同感，因为霍普金斯在昨天还向我谈过这件事，他说，“还可以，不过不够。”
尽管把我们在海空两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考虑在内，我仍然对此深有感触，在以后的会议期间，我们必须致力于使我们的打击更为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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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应当注意上列电文中的第六段，因为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使用了“无条件投降”这句话，而这件事曾引起了争论，这些争论在本书中还要出现，而且人们也还必然会长期争论不休。无论是在英国或美国，都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这句话拖长了战争，正中独裁者们要迫使德日两国人民和军队决一死战的下怀。我本人并不同意这种看法，其理由在本书中将要谈到。由于我个人已经发现，我的记忆力在某些事情方面已出现了毛病，因此最好还是根据我的记录来如实地叙述。埃利奥特·罗斯福在他的书中声称，总统是在一次晚餐席上用了这句话的。据他说，我当时“想了一下，皱了皱眉，又想了一下，最后脸上泛出微笑，终于说‘这句话好极了’”，还说我那天晚上喝最后一杯酒时的祝词是“无条件投降”。我丝毫也不记得这些私人间的、非正式的交谈了，因为当时的谈话是随便而不拘形式的。但是，在我和总统的正式会谈中，无疑是一定会谈到这个问题的。不然怎么会有第六段呢。
战时内阁的记录表明，这个问题是在1月20日那天下午的战时内阁会议上提出的。会议所讨论的，似乎还不是“无条件投降”这一原则，而是是否应将意大利除外这一问题。因此战时内阁便在1月21日发出了下列电文，我当然马上就收到了。
副首相及外交大臣致首相
内阁一致认为，如将意大利除外，恐有不利，因为那样的话必然会在土耳其、巴尔干诸国以及其他各地引起疑虑。我们还认为这样做对意大利也并不会起什么么好作用。如果让他们知道大难即将临头，反倒更会使意大利的士气产生对我们有利的影响。
因此，毫无疑问，我的确曾将当时正在起草中的联合声明里的“无条件投降”这句话告诉过战时内阁，他们也绝未对此表示任何反对。正相反，他们只希望意大利不应排除于这范围之外。我并不记得，手头也没有任何记录可以表明，在我收到内阁的电文以后总统和我曾就此问题交换过意见，很可能这是因为事务繁忙，特别是吉罗与戴高乐的关系问题以及和这两个人会谈之故，所以我们两人没有再提及这一问题。
在此期间，我们的顾问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正忙于起草正式联合声明。这是份字斟句酌、措词十分严谨的文件，是由总统和我两人审阅和批准的。大概是由于当时我不赞成将无条件投降适用于意大利，所以以后我才没有再向总统提起这个问题，总之，我们两人的确一致同意我们和我们的顾问们所拟定的公报。在这项声明里，并未提及“无条件投降”。这份声明曾呈交战时内阁批准，战时内阁就照这个样子批准了。
当我听到总统在1月2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要迫使所有敌国“无条件投降”时，我感到有点惊讶。我自然还以为双方一致同意的公报已代替了以前任何的交谈。伊斯梅将军也感到惊讶，因为他一直深知我的思路，并且在起草这项声明时，出席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各次会议。我在继总统之后发表谈话时，当然支持他，而且同意他所说的话。在这种场合和这种时候，如果我们两人有一点分歧，即使是一时疏忽所致，也会破坏甚至危及两国的作战努力。对这件事，我无疑要同英国战时内阁共同负责。
但是总统对霍普金斯所说的下列这段话却是无可争辩的。
我们为了使这两位法国将领在一起费了那么大的劲，以至使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