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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斯凯对这个条约感到骄傲和自慰，他可以限制德国人为所欲为了。然而，这个从未与大众见面的条约只是废纸一张。奥伯格根本就没把条约当回事，他的原则是，谈可以谈，签也可以签，但可以不按条文规定做。
８月５日，即《奥伯格一布斯凯条约》签订后的第七天，三个反法西斯战士在让·波英体育场篱笆后面把两颗手雷扔进正在那里训练的德国士兵群里，致使八人死亡，十三人受伤。盖世太保很快查到了作案者，他们是匈牙利人马因内克、罗马尼亚人科普拉和克拉齐鸟姆。他们于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９日被捕，经德国军事法庭判决后，于１９４３年３月９B被枪决。
然而，在发生事件的第二天，巴黎的报纸向居民发表公告说，有九十三名恐怖分子被证实犯了恐怖行为或者参与了此事，他们已被处决。在公告的落款处，写着奥伯格的名字。也就是说，当作案人还未被处决之前，德军便迫不及待地立刻处决人质。
在８月１１日这一天，从７点钟到１１点钟就有八十八人被枪杀在瓦勒里昂山上，他们是七十个法国人和十八个外国人。他们中间只有九个人参与了暗杀德国军队的行动：三个人曾经企图使一辆乘有度假者的列车颠覆；四个人破坏了一条军用电话线路；一个人开枪打死了数名德国士兵；最后一个人把一包炸药放在一家舞厅里。其余的五十七个人没有参加任何暗杀活动而被当作人质枪决了。
《奥伯格一布斯凯条约》事实上已经被奥伯格取消了。这种公然践踏刚刚缔结的条约的行为，叫布斯凯只能叹气。维希政府也许只有从维护“法国独立”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文件了。这对其“独立”是个多么大的讽刺。
枪杀人质从未间断过。法国特别旅把逮捕到的许多法国人按时交给盖世太保。发布条约两个月后，奥伯格就下令枪决了一百六十名人质。
法国警察总监作了最大努力，但情况依然如故。
党卫队高级领袖奥伯格把它的警察部门分成两大类，即穿制服的治安警察和保安警察。保安警察由克诺亨负责，他又按柏林总部的模式把保安警察再分成两个部门。第一部门负责法国的安全，第二部门主管政治情报以及反间谍工作，并负责监视法国、中立国和梵蒂冈。只有第一部门有权抓人。巴黎行政机关的总部设在塞赛街１１号，它的人员来自盖世太保。
第二部门是为法国而特设的，它是巴黎保安警察——保安处的第三局。该局收集所有的法国国内形势的情报。它下设四个处。第四处分四个科。他们的任务分别是：第一科，负责副业和农业；第二科，负责商业和交通；第三科，负责银行和交易所：第四科，负责工业及劳动力。
与此同时，奥伯格还在他福煦大街的官邸里建立起许多新局，每一个局都显示出警察的优势。新成立的政治情报处，由保安处的几个部门组合而成。一个部门监督报纸、文学和艺术、电影院和剧院；一个部门监督天主教和耶稣教会；在敌对国家还设了一个反间谍部门，在中立国有一个情报处。所有这些部门部附属于克诺亨的总局——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处。
法国人民在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的统治下，已完全没有了自由，他们的一言一行都逃不脱密如蛛网的间谍系统的眼睛。
到战争结束时，共有二万九干六百六十名人质被枪杀。被枪杀在里昂的人质是三干六百七十四名，在里摩日是二干八百六十三名，仅巴黎就有一万一干名。占领者的罪行令人发指。
为了向法国贝当政府控制的自由区渗透，一个混合特遣队在南区成立了。它由谍报局、盖世太保和治安警察共二百八十人所组成。所有这些人都是在伪造的法国证件掩护下进行工作的。
这二百八十人分布在里昂、马赛和蒙彼利埃的秘密营地。领导这支间谍部队的是测定电台方位的专家德伦巴赫。他是政治警察中的一个老手，罗姆的老朋友。
这次行动取名为“多芬行动”。
德伦巴赫轻易地把全部地下电台网的方位作了测定，致使包括里昂地区在内的二十多个地下电台全部“覆没”。几乎所有的电报员和他们的助手都被逮捕。
令他们头疼的地下电台破获了，但还应该让它们继续工作，这是反间谍专家基费尔的主意。若想让秘密电台继续工作是很困难的。首先遇到的是技术上的问题：译成密码、精确的播送时间、变换信号等等。长期的收发报，两个报务员之间也相互熟悉对方的指法。只要有一点儿不同，对方很快就会察觉不是原先的那个人。所以必须让被捕的报务员继续工作。为了防止报务员搞小动作暗示对方，就要有一种特别巧妙的监督方法。这些问题，基费尔都成功地解决了。他和德伦巴赫等特遣队员降服了这些报务员，并以他们家人的生命相威胁。
这样，一些被破获的发报站还在正常发报，甚至和伦敦的英国谍报部门取得联系。那里的人对报务员的变节毫无察觉，后果是灾难性的。德国入收到有关用降落伞投送武器、军需品和货币的多份报告。有大约两干件武器在空投时落入他们手中。那些文件，使他们发现了间谍网，于是在诺曼底、奥尔良、昂热和巴黎，许多盟军的间谍和法国地下抵抗运动成员被捕。
弥补这个损失，需要付出几个月的工夫。最终，英国的谍报机构发现了电台的秘密，但已为时太晚。
布列塔尼电台在拍往伦敦的最后一封电报中说道：“多谢你们的合作，并给我们送来武器。”
英国报务员风趣他回答道：“区区小事，不足挂齿，这些武器对我们来说只是一小部分，我们很快又会有的。”
几星期前，伦敦就发现了这家电台已落入敌人手中，便故意继续同他们保通话，目的是迷惑敌人，把新的间谍派往法国。
长期以来，这些德国间谍们披着停战委员会、德国领事馆和红十字会的外衣，暗地里干着整理秘密文件、按寻电台等特遣队的工作。
１９４２年１２月，盖世太保正式建立了自己的分局，并在南区军事区的利摩日、里昂、马赛、蒙彼利埃、图卢兹相继希建立了特遣队。12月初，这些特遣队改为保安警察和保安处的特遣队，即改为与北区特遣队相同的局。从而，笼罩全法国的一个多而密的庞大的德国警察体系（保安警察一保安处）网建立起来了。
这个网大体分布如下：
巴黎总局控制整个法国以及隶属于德国地区的上莱茵、下莱茵和摩泽尔。隶属总局的十七个区局是巴黎、昂热、波尔多、马恩河畔的夏龙、第戎、南希、奥尔良、普瓦蒂埃、雷思、鲁昂、圣废坦、利摩日、里昂、马赛、蒙彼利埃、因卢兹和维希。这十七个区局拥有四十五个分局、十八个较小的分支机构和三个电台边防委员会，此外还有十八个边防站。总之，巴黎总局下面共有一百一十一个办事处。
此外，还有数不清的辅助机构、雇佣的打手队和形形色色的特工 队和特遣队。这个密如蛛网的间谍群控制着法国的每个角落。他们利用密探和告密者监视着法国各阶层的动向，使法国的抵抗运动陷入低潮。
打击法国南部的秘密电台的“多芬行动”完成后，希姆莱来到巴黎视察。他对奥伯格和克诺亨的工作非常满意，他的路线和主张得到这两个人很好的贯彻。这一年——１９４３年，对他来说是飞黄腾达的一年。他的职衔越来越多，当上了德国内政部长和巩固德国民族的帝国委员，其次还兼任公共卫生部长。然而战局对德国越来越不利，他便决定在法国招新兵，以充实武装党卫队。
在此之前，法国成立了以达尔南为头子的民兵部队，他是奥伯格最器重的一个人，他希望民兵可以起到像德国冲锋队那样的作用。
１９４３年的法国完全被盖世太保束缚住，但是反抗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居民们在晚上还是关起门来偷听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从中了解到许多前线的情况，斗志受到鼓舞。
监狱里关押着四万多人，但外面的人仍组成抵抗小组和游击队，靠飞机上空投下来的武器同德国人战斗。因此，盖世太保不得不使自己的方法适应新的形势。
奥伯格为了主宰法国，便想争取得到贝当政府、特别是警察的全面合作。为此，他特意去维希拜会贝当。经过事前的精心准备，他带着克诺亨和传令官哈根去了维希市。
贝当在花园饭店接见了奥伯格和他的两名随从。会谈进行了八分钟，并涉及到准备公布的《奥伯格一布斯凯条约》的第二个文本。贝当对这个关系到无数法国人生命的条约细则一无所知，他责问布斯凯为什么这么晚才把这个文件告诉他这个国家元首，而地方长官和警察局长却比他知道得还要早。
他对奥伯格说：“我对法国发生的事也感兴趣。
奥伯格表示完全理解。其实他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一个法国元首不对法国的事感兴趣反而奇怪了。
当他们乘电梯的时候贝当才把话解释得清楚一点儿：“就我而言，我认为，法国最大的敌人乃是共济会会员和共产党。”
接见后，法国方面为他们举行晚宴，这次会谈是成功的，贝当表示愿意进一步合作。
而实际上，奥伯格的这一努力是徒劳的。法国的游击队日益活跃起来，每天都有地方当局通知他某某地方发现了游击队，请求保护。甚至在行政部门和警察中间也建立了积极的抵抗小组。在这个恐饰的年代里，法国警察中的许多人暗中帮助无辜者和地下抵抗运动的战士，先后有大批警宫被捕。
不久，传来贝当可能被秘密抵抗组织拐骗的情报。据派到国家元首身边的情报员报告说，贝当打算离开政府和维希，某些人士也向他建议过这件事。这个可能性对奥伯格来说非同小可。他采取了严厉的“狐穴作战计划”防护措施，对维希进行彻底搜索，对所有可疑者或撤走或逮捕。接着在城市周围设立防护区，每条街道设立岗哨，检查过往行人。所有这些预防措施都是和特遣队共同实施的。
这时，走狗达尔南被任命为法国武装党卫队的“名誉”大队长。奥伯格期望他能给法国警察以新的动力。布斯受到了冷落，他们怀疑这位警察总监对德国心怀二志。１２月２９日，勒内·布斯凯退出了国家警察总署。在他离开自己的办公室以前，他让人烧毁了一大批不愿落到达尔南手里的档案。两天以后，善于敲诈勒索、极端主义小组的头子达尔南搬进了他的办公室。这回他可以得心应手地模仿纳粹体制了。他要按照奥伯格的计划，把民兵部队中的大多数人输入到武装党卫队，参加希姆莱的军队。
达尔南一上任就得到无限的权力，他的民兵部队实际上作为国家机构在活动，法国政府的警察越来越多地被民兵部队年排挤。如果说布斯凯还有一点法国人的良心的话那么达尔南则是个完全德意志化的极端纳粹分子。他完完全全地站在纳粹主义一边对待自己的同胞，他开始做连德国人也不愿意公开做的事情。
奥伯格终于找到了比布斯凯更合适的合伙人。新官上任，达尔南下令进行新的大搜捕，仅三月份就有一万多人被投入监狱。而后又成立了军事法庭。这个滑稽可笑的法庭由三名不是法官的律师组成，他们的姓名是保密的。他们在监牢里举行秘密会议，所作的判决立即执行，不得提出上诉。这里没有起诉人，也没有辩护人。
军事法庭于１月底在马赛、随后又在巴黎开展工作。在圣旦的“审理”中判处了十六名抵抗运动战士死刑，并且立即执行。这些“法官”大多是民兵部队成员。
军事法庭一般在下午开会。中午，他们要参加一顿丰盛的午宴。当法官们酒足饭饱，腆着肚子走进监狱时，各个牢门都被牢牢地锁好，连窗户也被遮挡起来，如同到了晚上。片刻之后，监狱的双扇大门徐徐启开，一辆卡车开了进来，停在环形路上。人们听到棺材被御下来放在路是的撞击声。
当大门再次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时，一支步伐整齐的行刑队走进高墙里。他们静待命令，随时准备射击。
死神降临牢房，顿时一片寂静。犯人们的心紧缩，不知道这次又轮到谁。审判是闪电式的，牢门忽而打开，忽而关上，不时听到走向法庭的人的脚步声。几分钟或十几分钟，“法官”便完成了工作。这时牢房的最底层传出绝望愤怒的叫喊声。
“精干”的“法官”们不动声色地走出接待室，他们一天的工作也就完成了。被判死刑者这时正在给亲人留下最后一封信。
行刑队的脚步声、口令声和枪刺碰地的声音响了起来。“犯人”们高唱《马赛曲》和《国际歌》，渐渐远去。随着排枪的鸣响，“永别了，同志们！”、“法国万岁！”的口号声响彻监狱上空。
当行刑队离去后，有人把毛坯棺材打开放进浑身污血的尸体，然后钉牢，装上汽车。达尔南的法庭就这样残酷地杀害了几千名自己的同胞。
可以说，在法国，达尔南是纳粹德国最感实的走狗、最可恶的帮凶之一。
布斯凯退出国家警察总署后，住在巴黎的一栋房子里，受到监视。１９４４年６月６日，即诺曼底登陆这一天，他和他的父亲被捕，十天后，他被绑架到德国。一家人住在特格恩西的一幢别墅里。德国人不想让他落到盟军手中，他知道得太多，政治上于他们不利。但也不想让他死，他毕竟是合作者，杀了他，兔死狐悲，信誉上不利。
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在法兰西土地上的肆虐横行，并没有吓倒法国人民。他们团结起来，以各种方式与占领者做斗争，在盟军解放法国时，他们积极配合，为祖国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五章 人类历史最黑暗的一页——党卫队的血腥统治
无论对欧洲这个古老而文明的大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