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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同志：
谈一下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这是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和观点，对陶铸系统批判的一篇。当然以后还有二、三篇。主席号召大批判。现在系统批判的文章还比较少。我们要打倒刘邓陶，就要从政治、思想、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批判。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进行系统批判的样板。今后要围绕一些文章进行报道，要学习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文章写得很好。写文章就是要抓住中心，要踏踏实实，质量要高，我们要用主席思想来报道批判文章，以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为榜样。
戚本禹同志：
姚文元同志的文章的发表是中央重要的战斗步骤。重要的会议你们参加了，中央首长的讲话是当前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方针和政策，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写出来的，特别是根据江青、康生、伯达、总理、春桥同志的讲话写出来的，特别是江青同志接见安徽的形势讲话很重要。文化革命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主要是大方向，矛头指的谁，指对了就不断胜利。现在根据中央讲的，对大方向的干扰有两方面，就是从“左”和右的方面来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这篇文章指出了“左”和右两方面干扰的典型。陶铸是从极右到极“左”，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所以要抓住这个代表人物狠狠地批判，通过批判提高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把人们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很好，很扎实，这是大批判中的代表作。（姚文元同志插话：文章写了半年了，是中央文革小组集体智慧的结晶。）这篇文章是从批陶到批“五·一六”兵团这个反革命小集团。“五·一六”是陶铸极“左”的发展。
江青同志：
这篇文章是个重型炮弹，发出去以后，要有各种型号的炮弹，报馆电台要组织各种炮弹。文章出来后，要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在批判走资派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在批“五·一六”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引导大家端正方向，引导到主席革命路线轨道上来，要批判极“左”，要批判极右。
姚文元同志：
这篇文章能在全国文化革命中起点作用，应归功于主席和主席思想、主席路线，尤其是中央文革小组同志们的集体劳动，特别是江青同志的帮助。我是一个小学生，作了些事情完全应该，应宣传主席，不应宣传我，决定广播是中央决定的。
报纸要有革命的战斗的风格，要敢于用主席思想批判错误的东西，即是向主席学习，而且要见于宣传。我们都是主席的小学生。107） 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天津赴京代表团谈话纪要
陈伯达 谢富治 江青
1967。09。08
〖时间：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凌晨零时五十分至五时三十分，地点：人大会堂安徽厅。出席首长：陈伯达、谢富治、江青、戚本禹。陪同接见的有：郑维山、罗元发、肖文玖。被接见的成员：五代会、大联筹双方代表，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解学恭、肖思明、杨银声、江枫和北京军区、天津驻军工作人员。零时五十分，陈伯达等首长进入会场，大家热烈鼓掌。〗
陈伯达：鼓掌有什么用啊，我们听得不少了，年纪大了，耳朵吃不消了。你们是刚从天津来的是不是？（众：是。伯达同志看到赵健敏后说）啊，老朋友又来啦。叫赵什么？（郑维山：赵健敏。）好厉害呀！向我进攻的理论家。告陈伯达的信谁写的呀？今天谈什么？停止武斗的协议执行的怎么样？只管鼓掌不管执行怎么行呢！赵健敏，你贴大字报说陈伯达怎么歌颂你了？（赵：我没贴。）我是含蓄地批评你，不是歌颂你，是批评你。
谈谈吧，停止武斗协议执行的怎么样？（白金生：我说点儿。）又是你，光听你的了，算了吧！换一个吧。（工矿总部赵凡：我谈谈。）你是哪个组织的？（赵凡：我是工矿企业的，赵凡和工代会林启予简单说了执行协议情况。）
戚本禹：同志们，最近天津发生的一些事情，中央文革小组很关心。天津协议达成后，情况并未扭转，有些地方比过去还严重。天津是北京的门户，现在处于这种混乱状态，我们很着急，中央文革小组很担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要问题是什么呢？是斗争大方向问题，就是斗争矛头指向谁。这也是天津市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关于斗争大方向，最近中央首长有很多重要指示。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讲了很多话，同志们听到了吧？他们做了很多分析。江青同志接见安徽代表还有个重要讲话，一会还可以放录音。解决天津问题，首先必须了解全国的形势。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全局在胸。了解了全局，才能解决好局部问题，如果对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理解不正确，就无法解决天津问题。最近，中央同志的讲话，批判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左”倾盲动主义，从极“左”的方面来干扰文化大革命；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从右的方面来干扰文化大革命。要批评这两种倾向。中央对形势的正确分析是正确解决天津问题的指导方针。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特别着重批评了目前干扰大方向的一些错误倾向：
一、不是把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解放军。到处抓军内一小撮，抓什么“广老谭”、“湖老谭”，到处抓陈再道。中央认为这是错误的，这样估计我们的军队，完全是错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光荣伟大的军队，是举世无双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个部队从秋收起义到现在，四十年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事业建立了伟大功勋。即使是几次“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占统治地位时期，广大干部战士也不是跟他们走，而是跟毛主席走的。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确定了毛主席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我们的军队始终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艰苦奋战。
四九年解放后，军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其中有一段，彭德怀篡夺了军队的领导权，企图推翻党对军队的领导。但一直受到抵制，并很快被中央识破了，庐山会议罢了他的官，由林副主席领导我们的军队，部队面貌很快改变了。三年困难时期，军队始终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坚定地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特别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搞思想革命化，做出了伟大成绩。因此，毛主席发出号召向解放军学习，如果象有些人所说的，到处是一小撮，那毛主席不是号召错了吗？同志们认真考虑一下，究竟是毛主席估计的正确，还是你们少数人估计的正确？为什么毛主席不号召我们学习西北局、中南局，而是号召我们向解放军学习呢？就因为我们解放军确实伟大。有的同志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把矛头指向解放，煽动群众，企图打倒人民解放军，对军队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敌对的态度。这里有坏人煽风点火，挑拨离间，进行捣乱，我们看得很清楚。军队在“三支”“两军”中也建立了伟大的功勋，有很大成绩。当然，由于介入仓卒，没有经验，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有的地方，军队支左犯了些缺点错误。但这是认识问题，只要中央一指出，就马上改正，高姿态的改正，这就是军队伟大的地方。如山东、湖南就是这样。象赵永夫、陈再道那样的，是极个别的。我们的整个军队是伟大的。他们有缺点错误，就高姿态检查，勇于负责，很快改正，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出他们不愧为伟大的军队，不愧为毛主席领导的军队，不愧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而某些人想利用军队在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煽动群众，把矛头指向军队，企图把军队冲垮、打倒，这是极其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中央负责同志都严厉地批评了这个问题，希望引起天津同志的严重注意，否则就要犯错误。
二、不是把矛头指向“走资派”，而是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北京、湖南，就出现了反革命阴谋集团。象“五一六”，直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指向中央文革，挑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关系，企图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是一小撮阴谋集团。还有的象上海的革命委员会，刚建立，他们就企图把它搞垮。新建立的革委会并不是说没有缺点，是有缺点的，有的缺点甚至很大。但这是新生事物嘛，缺点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有缺点要帮助改，扶植他成长。有些人不是帮助改，而是非打垮不可，唯恐天下不乱。乱是有阶级性的，不是什么乱都好，要看乱谁。一种是无产阶级乱资产阶级；一种是资产阶级乱无产阶级。现有人想乱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刚建立一点新权威、新秩序，他们就想搞乱，这是我们所反对的。新的革命委员会有缺点，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也不包庇。但有些人企图搞乱新建立的权威，搞乱刚建立的社会主义秩序，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三、不是把矛头指向“走资派”，而是把矛头指向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也是值得天津市的同志严重注意的。你们好好想一想，工厂那么多，每个工厂，都分两派，工厂和工厂，也是两派，互相打得头破血流，这是正常的吗？工人阶级是一个阶级，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没有根本对立的矛盾。轻工业工人和重工业工人没有根本对立的矛盾，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工人阶级是一家人。钳工、车工，不管什么工，利益都是一致的，目的就是一个，就是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不是为资本家，那为什么这样呢？就是那些“走资派”、坏人在背后挑动的，就和过去地主挑动农民打农民一样。伯达同志经常给我讲他们那里封建剥削阶级挑动农民斗农民的故事。家族两姓互相打，都是地主挑动的。凡有严重武斗的地方，背后一定有坏人，有走资派、地富反坏右、特务、野心家。不要看他讲得漂亮，很好听，什么高举伟大红旗呀，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呀，那都是骗人。实际上他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打着红旗反红旗，在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反复辟呀？这就是最大的复辟！工人阶级没有什么根本利益不一致的，就是坏人挑动的。
在天津开始有个野战兵团，是张淮三操纵的。万晓塘死了以后，我去天津，看到几十万人游行，我问一个小学教师：这是干什么？他说是追悼什么书记的。我说，马克思讲，凡纪念死人，都是为了活人，那是利用万晓塘整人的，他们以追悼万晓塘为名，挑动群众斗群众。现在万晓塘的阴魂不散。有的本来是一起造反的，现在也分成了两家，互相打。你们不要以为工人愿意打架，没那么回事，我们问过许多工人，他们都不愿意打。工人说是有些头头搞的，是坏人挑动的，或者是野心家干的。好工人是愿意靠四大搞革命的，武斗是坏人挑起的。
中央对挑动群众斗群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文汇报》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的党性与小资产阶级的派性》。现在有些人就是要制造派性，搞宗派，达到自己的目的。群众斗群众，坏人混水摸鱼。这样，就背离了斗争的大方向。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大方向。这样下去，就要背离毛主席指引的航道，就会走到邪路上去。中央负责同志从九月一日开始的重要讲话，就是要端正大方向，按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现在有的人想让船儿一会儿向左转，一会儿向右转，这是搞破坏。这一点同志们一定要认破。这是首要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切都无从谈起。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希望同志们一齐来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同志的讲话，真正弄明白什么是大方向，怎样掌握斗争大方向，怎样按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这样，才能正确解决天津市的问题。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
（一）少数头头认识有问题。他们对全国形势，对大方向，对解放军认识有错误。当然，这不一定是坏人，但他们不是用毛泽东思想看问题，而是用小资产阶级甚至是资产阶级观点看问题。
（二）阶级敌人破坏。美、蒋、苏修和日本特务，地富反坏右、社会渣滓、个人野心家，混进来在背后煽风点火，进行破坏。同志们要提高警惕，眼睛里要敌人。这么大的运动，难道敌人能不捣乱破坏？如果看不到敌人，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不要认为自己很高明，要吸取教训，如果不警惕，摔倒就会爬不起来，掉进去就会越陷越深。有的人看起来很左，其实是假的，是装的，是特务，是敌人。同志们要很好想想这个问题。“五·一六”的口号不是喊得很好吗？也喊保卫毛主席。那是阴谋，是敌人。有些人很善于伪装，例如胡风集团，就是窥测方向，投其所好，进行阴谋活动。我们要善于识别，要警惕，别上当。
（三）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使一些人对问题认识不清，这也帮了敌人的忙。如军队支左中产生了一些缺点错误，又迟迟未检查，或改正得慢，被敌人利用了，使群众发生了错误的认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无政府主义。没有政府，没有无产阶级的权威，各地普遍有这种现象，特别是天津更突出。是不是这样？（五代会：是！）你们（大联筹）这边呢？（大联筹：是！）这是不能容忍的。无政府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列宁曾经很严厉地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是革命的腐蚀剂。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无政府主义就很猖獗。天津现在就是这样，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