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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三儿记不得日本人是什么时候走的，等他清醒一些的时候却觉得脸上有些异样，眼睛无论怎样努力也睁不开了，他用手指扒开肿胀的眼皮朝天上望了一眼，发现天还是这样蓝，阳光还是这样明亮，文三儿明白了，他终于可以活下来了，和生命相比，刚才那顿暴打不过是小菜一碟。对了，要不是方警官拦着，自己这会儿八成是早过了奈何桥啦，方警官，恩人哪，我得给他磕头谢恩，方警官呢？他在哪儿？文三儿又一次扒开眼皮寻找方景林……
他发现方景林早走了。
文三儿忘不了这一天，他牢牢地记住，这一天发生了两件大事。刚才挨揍当然算一件，但这还不算最糟糕的，也多亏了那个方警官。平时洋车夫们最恨警察，背地里管他们叫“臭脚巡”，却没想到“臭脚巡”里也有好人，刚才若不是那位方警官替他们挨打，文三儿和那来顺非让日本人毙了不可，他们杀个中国人就像捻死个蚂蚁一样。
在文三儿挨打后的半个小时里，离前门箭楼不远的廊房头条发生了一件血案，在这场血案中有两个人丧命，其中一个死者是刚才扇文三儿耳光的日本宪兵。另一个死者是个中国人，关于他的死是谁也没想到的，连文三儿听说后都大吃一惊，他竟然是老实得三脚踹不出个屁来的二顺子。
二顺子是个老实得近乎木讷的人，他从小到大没和任何人红过脸，小时候连胡同里的丫头片子都敢欺负他，二顺子受了欺负只有蹲在墙根儿下捂着脸哭的份儿，就是打死他也不敢还手，是远近公认的老实人。就这么个人，居然干出了惊天的大事。
二顺子以卖烤白薯为生，他有辆经过改装的手推车，车上放个油桶做的煤火炉，炉上架着铁丝网，把白薯列于网上烘烤至烂熟，那股焦糊甜香的味道能飘出很远，北平的老百姓喜欢这种食品。
自从北平实行了粮食管制令后，二顺子抓了瞎，白薯无疑属于粮食类，当然也被列于禁止私自买卖之列，违者就算是“经济犯罪”。二顺子他爹死得早，他十四岁就干起了烤白薯的营生，家里的老娘和妹妹都靠他养活，一家三口人的日子过得一直紧巴巴的，这种混账禁令明明是要断了二顺子的生路。
二顺子是那种认死理的人，北平人管这叫“轴”。他不识字，眼界和见识都很狭窄，只晓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小心谨慎地过日子，对门外发生的任何事都没兴趣。就连29军在卢沟桥和日本人开仗这么大的事儿，二顺子也是稀里糊涂，他只是模模糊糊听街坊们说过，根本没往心里去，打仗就打呗，关他什么事？二顺子关心的是生存问题，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国家和民族。自从日本人发布了粮食管制令后，二顺子也明白了再这么大呼小叫地卖烤白薯会捅娄子，至于会捅多大娄子，二顺子却不具备这种想象力，他认为如果继续干下去，一旦被日本人发现大不了挨几个嘴巴，还能把人拉到菜市口砍脑袋，为这点儿小事值当吗？烤白薯当然还得卖，不卖他一家三口吃什么？
二顺子的三姨早年嫁到门头沟一带的山里，多年来一直走动得很勤，那里现在还比较太平，听说是共产党在那边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日本人除了例行公事的扫荡，平时不大敢越过卢沟桥、永定河一线。二顺子的货源都是取自于门头沟的三姨家，关键是如何把白薯弄进城里，这是种技术性较强的操作。西直门、阜成门的城门有日本兵站岗，通常是两个日本兵带两个伪军上岗，他们可以随便检查过往行人，尤其是挎篮子和背口袋的行人，目的是抓捕私运粮食的人，不少夹带粮食的人都在那里翻了船，被抓进宪兵队，其结果是不死也得脱层皮。
别看二顺子平时胆小，一旦关系到他的生计问题时，胆儿就大得出奇，他去门头沟运白薯时，都是昼伏夜出，专走小路，到了城外先找个僻静地方把白薯埋藏起来，然后往怀里揣几个通过岗哨，就这么来回倒腾，有时要跑个二三十趟才能把货全部运回家。二顺子的运气还算不错，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还没出过事。
然而幸运不可能永远伴随二顺子，今天就出了大事。
那两个日本宪兵把文三儿和那来顺暴打了一顿，已经打得有些累了，便把那个中国警察打发回巡警房交差，他们两人穿过前门牌楼，沿着前门大街向南走去。该着二顺子倒霉，他卖烤白薯的地方就在廊房头条的东口，正处于日本宪兵巡视的路线上。
二顺子的买卖很红火，买烤白薯的人围了一圈，近来北平市民们吃混合面把脸儿都吃绿了，一见到香喷喷的烤白薯就像被勾走了魂儿，纷纷掏钱围了上来，二顺子的买卖从来没这么好过，他一时有些忘乎所以，不但提了价还敲着炉子吆喝起来。
两个日本宪兵刚好走过这里，一见二顺子在敲炉子吆喝，顿时脸就搭拉下来，他们觉得这个支那人实在是欠揍，既然皇军已经颁布了粮食管制令，这小贩还居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跟皇军对着干，要是偷偷摸摸地干也就罢了，可这小子竟然大鸣大放地敲着响儿吆喝起来，似乎唯恐别人不知道，这简直是拿皇军的法令当放屁。
二顺子丝毫没有察觉危险的迫近，他一边忙不迭地收钱一边继续高声吆喝，冷不防后腰上挨了一脚，一等兵穿的是坚硬的翻毛皮鞋，用力又很猛，身材矮小的二顺子轻飘飘地飞出三米开外，一头扎在土地上，把嘴唇都磕破了。
二顺子从来没有挨过这样狠的毒打，他觉得很委屈，很无助，这些日本人也太不讲理了，他从十四岁起就是以烤白薯为生，这么多年来一直靠这个过日子，又不是你们日本人来了以后才干的这行，招谁惹谁了？天下事再大也大不过一个“理”字，是个人总得讲理，日本人也不能例外，凭什么打人？二顺子哭了，他哭得很伤心。
那两个日本宪兵却顾不上理会二顺子，按照惯例，他们先要把违法商贩的营业用具捣毁，然后再考虑怎样收拾当事人。军曹先是一脚把火炉踹倒，炉子里的白薯便滚落在地上，一等兵仔细地用脚将白薯一个个地踩瘪。二顺子顾不上哭了，他心疼地爬过去想把被踩得稀烂的白薯捧起来，却又挨了一脚，被踢回了刚才的位置。二顺子哭喊着跪在地上连连向军曹磕头：“太君，太君，您饶了我吧，我以后再不敢卖啦，您别砸我炉子，您别砸我车呀……我一家三口可全指着它吃饭呀……太君，我求求您啦……”
一等兵从临街的铺子里找来一把锤子，照着二顺子的手推车轱辘就是一锤，金属瓦圈立刻变了形，车轱辘的辐条也弯了，这一锤像是敲在了二顺子的心口上，他发出一声惨叫：“别砸啊，求求您啦……”
一等兵“啪”“啪”又是几锤，手推车在连续的重击下成了一堆废铁，他转身又将锤子砸向火炉。
此时二顺子感到万念俱灰，他和许多北平胡同里长大的穷孩子一样，没见过世面，也抠抠搜搜惯了，在旁人看来，这辆破破烂烂的手推车似乎是堆废铁，可在二顺子心里却是他一家三口人的全部希望，毁了它就等于毁了二顺子的生活。二顺子终于绝望了，一个绝望的人是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的。谁也不知道二顺子在这一瞬间都想了些什么，也许他什么也来不及想，只是出于一种下意识的行动。据目击者说，二顺子双手握住火通条闪电般地跃起，敏捷得像只豹子，他倾其全力用火通条向那个背对他砸车的一等兵捅过去……那根火通条是用一根十二毫米直径的钢条打磨而成，顶端被打磨得异常锋利，此时，这根通条变成了令人生畏的利器。一等兵的反应并不慢，他听到身后有动静忙转过身来，在这一刹那，这根本来可能捅进他后背的利器却直接穿过了他的脖子，两尺多长的通条犹如热刀子切黄油，毫不费力地从脖子的另一侧穿出，一等兵还没来得及叫一声就仰面栽倒……二顺子握住通条使劲想拔出来，继续攻击军曹，但他已经没有机会了。军曹的枪响了，他号叫着不停地扣动着扳机，枪声不间歇地爆响着，直到弹匣里的子弹全部射进二顺子的胸膛……
方景林盯着两个日本宪兵走远才离去，此时文三儿和那来顺已经被打得晕头转向，分不清东南西北，方景林怜悯地看看他们，一声不响地走了。
他沿着护城河向西继续巡逻，心中的怒火久久难以平息，他记住了那个日本军曹的相貌，心想总有一天要亲手干掉这个鬼子，现在他和那鬼子已经不是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而是个人之间的刻骨仇恨，他侮辱了方景林，早晚要让他用命来偿还。方景林当然知道，一个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不应该意气用事，一切应以党的事业、组织原则为重，个人的荣辱算不了什么，道理谁都懂，但他是个男人，实在无法做到坦然地面对侮辱。
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耳旁响起了熟悉的声音：“景林兄，别来无恙乎？”
方景林一听就知道是徐金戈，他没有回头，继续向前走着说：“金戈兄，你没有走？”
“走，上哪儿去？我喜欢北平，我不在，北平不热闹呀。哟，你脸怎么了，让人打了？”
“这有什么奇怪，干上这行，不是我打别人就是别人打我，习惯喽，有事儿吗？”方景林嘴里说着，眼睛却在观察周围的动静。
“需要你帮忙呀，我想拜访你们的局长沈万山，能帮我联络一下吗？”
方景林笑了：“你们戴老板是什么眼光啊，军统怎么净出汉奸？”
“不好意思，所以要清理门户嘛，不然我们老板没脸见人呀。我想知道沈局长的住址和行动规律，而且要快一些。”
“我怎么找你？”方景林问。
“还是我找你吧，你每天的巡逻路线我知道。”
“明白了，还有别的事吗？”
“景林兄，我知道你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问句不相干的话，你属于哪部分的？该不是共产党吧？哦，你要是不想回答，就算我没问。”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难道做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还不够？不瞒你说，我这差事本来是混饭吃的，忠于职守是我的本分，谁让我当了警察呢？可就在刚才，我挨了日本宪兵四个耳光，这你就明白了吧？我和日本人还有当汉奸的人结了仇，只要是杀他们，需要我帮什么忙都成。”方景林满脸激愤地说。
徐金戈似乎放了心，他拍拍方景林的肩膀以示安慰：“老兄，你受委屈了，无论如何要忍着点儿，这个仇咱先记着，早晚得报，你忙着，我先走一步。”
方景林默默地看着徐金戈的背影想，即使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自己也没有权利暴露身份，尽管徐金戈还是个血性汉子，但军统这个部门可是个专出魔鬼的地方。
二顺子的死使文三儿掉了几滴眼泪，文三儿没什么朋友，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拿他当回事儿，只有二顺子真心对他好，他对文三儿的崇拜是真诚的，即使是上次文三儿在酒馆里吹牛挨了一顿暴打以后，连文三儿自己都臊眉搭眼地不好意思见二顺子，可二顺子见了面仍然恭恭敬敬地叫他文哥，还千方百计地找辙给文三儿台阶下，按二顺子的解释，像文哥这种有功夫的高人，根本不屑于和那些小痞子一争长短，功夫越高深的人越是能忍，听说书的讲，韩信当年还钻过人家的裤裆呢，文哥不愿出手是怕伤了那两个小子，谁愿意为了这点儿小事就闹出人命官司？听二顺子这么一解释，文三儿心里便释然了，不但不觉得有失尊严，反而觉得脸上有了光彩，甚至还产生了一种使命感，文爷是干大事的，犯得上搭理那些痞子吗？通过这件事，文三儿和二顺子的关系又近了一层，可是，就这么活蹦乱跳的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文三儿这才对亡国奴这个概念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什么叫亡国奴？按文三儿的理解，就是自己的国家被人灭了，老百姓都成了案板上的黄瓜，人家想怎么拍就怎么拍，是想凉拌还是爆炒人家说了算，仗打败了，人家就是爷，中国人就得当孙子。
最让文三儿纳闷的是，平时人货软的二顺子那天不知哪儿来的一股邪劲儿，居然宰了一个日本兵，还真有点儿血性。文三儿扪心自问，这事儿要是搁在他身上，打死他也不敢这么干，这是闹着玩的吗？
文三儿想了很久，最后作出了一个决定，他要为二顺子报仇。既然是报仇，那当然要确定一下谁是主要仇人。照理说导致二顺子死亡的仇人是日本人，这文三儿好像惹不起，日本人太厉害了，连29军都打败了，何况一个拉车的文三儿，中国那句老话给他找到了台阶，“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日本人的账以后再算，问题是，谁是间接的肇事者？这需要好好琢磨一下。那天若不是那来顺嘴欠，先拿人家日本娘们儿开涮，那日本娘们儿就不会去找日本宪兵，那两个日本宪兵要是不来，文三儿也就不会挨揍，可他们来了，不但打了文三儿还又溜达到廊房头条，在那儿又杀了二顺子。要这么算起来，罪魁祸首应该是那来顺，全赖这孙子那张臭嘴，更可气的是，那来顺忒不仗义，一到关键时刻就把事情往别人身上推，让文三儿去顶雷，幸亏那两个日本宪兵不懂中国话，不然那天麻烦可就大啦。大裤衩子这号人，说轻了是他妈的小人，说严重点儿简直就是汉奸，二顺子不能就这么白死，冤有头，债有主，仇人就是那来顺这孙子，文三儿终于从逻辑上把这件事情想明白了。
徐金戈接到“黑马”的指令，要他赶到广安门内大街一家叫做“南山堂”的西药店，有要事通告。徐金戈不敢怠慢，马上赶到广内大街，找到“南山堂”西药店。
接待徐金戈的居然又是曾澈，他一身典型的买卖人打扮，上身是团花黑缎子马褂，下身是薄棉布裤、扎裤脚、窄条黑丝带裹腿，头上戴着黑缎子小帽头，帽顶上有一颗红珊瑚的顶珠。徐金戈笑了起来，在他的印象里，曾澈总是一身军装，佩少校领章，在任何时候都是军容肃整，脸上带有军人特有的冷峻与强悍，今天猛不丁看到曾澈这身打扮，徐金戈感到很好笑。
曾澈微笑着向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