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日于保定”
第二部分 华北之恐怖第9节 华北现状
一位美国老教士向上海总会提出一件机密的报告，称为“一九三八年二月之华北现状”，下面是从该报告中摘录的几段：
“二月十六日平津泰晤士报，刊载该报主笔潘纳尔君（Pennell）所作空前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一文，叙述平津一带现状，非常具体而详悉。他在远东事件（Oriental Affairs）一月号上也发表了华北之无政府状态一文，那一篇文章内所叙述的各点，大部分还是准确的。所不同者，要是借用爱尔兰人表达真相的说法，在若干地方，这‘无政府状态’已逐渐组织起来。换一句话说，凡是中国政府机关已告撤离的地方（事实上仅撤离铁路线附近和有日军驻守的少数城镇），已经有若干起而代之的新势力。这新势力似乎可以分为下列三种，即：第一，仅顾本身利益的地痞土匪；第二，较具社会思想的集团，如复兴的红枪会等，在山东最为活跃，在冀南也已发现；第三，中国的流动部队，有的与著名的八路军发生组织的关系，有的在组织上并无关系。这三种势力都在彻底反日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不过，第一种地痞土匪的势力常给第二种和第三种势力压服消灭，第三种势力则有吸收或巩固第二种势力的希望。
“目前这三种势力大大地增加了占领区域内日军的困难。民间已有许多故事，讲起他们的事迹，其中若干部分大可保存下去，成为新三国演义的材料。平汉路沿线的日军确已多少感到恐惧。保定的日本兵在黄昏以后就不敢远离他们的营房，这消除了老百姓心里惴惴不安的一大原因。T县的驻军据说曾有三次被突击所消灭。
“日军遭遇打击后，对于附近的居民，常常采取报复的手段，这是最悲惨的一面。其次，流动部队袭击T县的驻军后，日本兵就用洋商经理处栈屋内的煤油或汽油，烧死了许多老百姓。
“在我离开北平的几天以前，另一在山东服务的教会团体的司铎，也到了北平。据P博士讲，他曾报告发生于他们周围的许多暴行，简直和南京方面所泄露出来的情形一样。侮辱妇女的事情不限于住宅和院子内，在街道上也是肆无忌惮，有一次，一个日本官员曾因此殴打一个外国牧师。山西方面，在十一月间，日军的进展已告停顿，前锋抵平遥南郊，距太谷约三十里。两面的山地则为半独立的流动部队以及直属八路军的部队所控制。不断的袭击使日军陷入慢性的不安状态，但也使日军对于留居在作战区域内可怜的老百姓，时时采取报复的行动。
“日本兵不懂得用煤的方法，因此有许多中国人的财产，受到不必要的破坏。日本兵除木料之外，显然不知道其他东西可以引火，即使有大量存煤，他们也弃而不用。于是他们向各村镇搜索木料，毫不考虑其来源。所有门、窗、木柱、木筏、桌子、长凳、农具，以及各种木料，都给日本兵捆载而去，做煮饭或取暖的燃料。保定一个城门口，整天整夜放着大火焰，情形非常浪费，任何木制的东西，只要可以拿到，都认为是合法的引火物。
“我离开北平的前一天，听到一件最残酷的事情。八路军某部队突然出现于离保定不远的铁路旁，召集附近村庄上的老百姓，破坏路轨。工作的成绩非常美满，石家庄和北平之间，整整有六天不能通车。（这一件事情我们是从法文北京纪事报上看到的，但新政府的外国文机关报在两天以前还完全否认。）后来路轨是修复了，实力相当雄厚的日军开到出事地点。他们先光临一个村庄，最初似乎并无特殊的目标，不久以后，他们却围捕两百个男子，拖去枪毙。过了若干时候，惊怖的老百姓逐渐回到家中，日本兵突然又出现，捉去强健的壮丁六十人。据说他们是要给日本兵去烧死的，但在准备行使火刑的时候，情形相当混乱，有人乘机松绑，使大家脱逃。日本兵于是又捉去许多老人，以代壮丁……
“据报告者称，他乘平汉车更向北进时，看见铁路旁的一个庄子，正火焰沸腾，包围四周的日本兵，一见庄子内有人逃出，就开枪射击。经过详细的诘问后，我有一位接近的中国朋友（过去七年内我们发生了非常密切的关系），确信那一个庄子必定是他的岳父母和其他亲戚所居的庄子。某国使馆人员也接到一个报告，据说在那一带铁路附近所有的庄子，统给焚毁了……”
一九三七年八月九日，日本军官一人和陆战队队员一人，驾车驰往上海西郊虹桥中国军用飞桥场附近，被击身死，于是上海和扬子江三角地带，成为中日两国的战场。
中国军队在八月间采取攻势，想把日本军队逐出公共租界的根据地，这努力是失败了，中国军队一面屡次移动阵地，一面继续抵抗日本海陆空军立体的压力，直到最后因日军已完成包抄的形势，乃不得不于十一月十四日从上海附近撤退，中国军队这种英勇的失败以及英雄的抵抗，便是扬子江区域内战争的特点。
日军在占领上海苏州杭州广大面积内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后，继续推进，而于十二月十三日攻入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
日军急速向前推进，跨越中国人口最稠密地方最安闲的一个区域，凡铁骑所过之处，生灵涂炭，精华毁灭，这一章所搜集的几篇报告，很忠实地描写出悲惨的轮廓。
一位外国观察家曾有几次去过那些地方（在占领以前及占领以后），据他审慎估计，这一次扬子江三角地带战争的结果，至少有三十万中国平民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其中一部分是惨遭屠杀的。他说，日本兵强迫老年人和孩子运送重量过大的东西，等他们力竭倒地时，日本兵就用刺刀斫戳，掷入路旁的小沟里。日本兵对于已死的人也要加以虐待。日军所过的地方，有许多中国坟墓被发掘，棺木被焚毁。据他观察的结果，认为日军向南京推进时，曾采取一种有计划的恐怖政策。
一位英国记者赴松江（上海南三十里）视察后，曾于一月十四日致电伦敦，报告具体的事实如下：
“松江以前曾经做过戈登将军指挥常胜军时的总司令部，是沪杭路上一个繁盛的县城，现在却呈现着满目荒凉极度破坏的景象了。接毗的市廛已为轰炸所毁，几乎没有一所房屋是完整的。断垣残壁，焦土灰烬，这真是可怕的景象。所看见的生物，只有野狗，因吃了死人肉，而不自然地臃肿起来。松江全城本来可以容纳十万人左右的居民，我却只看见五个年老的中国人，躲在法国教会的一幢宅子里，流着眼泪，他们已经断食，恳求我带到上海来。
“松江的情形正可以说明上海南京间广大繁荣的三角地带内的整个情形，并且也正可以表示这是历史上人口移动规模最大的一次。几万几十万甚至是几百万的中国人，事实上已经离开了这一个区域，但谁也不能够答复这问题：他们究竟陷入了怎样的境地？从上海到松江这三十里路程的范围内，宛如一片沙漠，但见未经收割的熟稻，倒在田里发霉，焦黑的废墟毁去的村舍，点缀着沿途的景色，可怖的臃肿的野狗还守望着原来的田园。
“路上遇到许多队开回上海的日军。那些日本军队都满载而归，看上去非常有趣。战马拖着黄包车，车上装满了箱笼皮包，日本兵却骑着驴子、黄牛甚至水牛，活的猪猡缚在炮架上，劫掠队一路所搜获的大鸡小鸡，也随军带来。有一处，我看到日本大批的辎重车辆和几尊野炮。同时我又看到几千箱的啤酒瓶，已给日军喝空了。”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是中国的威尼斯，是京沪路上一个山明水秀的城市，离上海约五十哩，除铁路以外，还有几条新筑的公路可通。凡到中国来作简短旅行的外国人，都知道苏州。平常的人口约有三十五万人。自中国军队退出上海附近后，事实上未经设防的苏州，即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九日陷入日军的手中。
下面关于苏州情形的一篇报告，是一位美国人写的，原文见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九日上海密勒氏评论周报增刊“中国之毁灭”号内。编者曾有这样的按语：“本文作者已侨居中国三十五年，姓名不便宣布，他目睹日军的恐怖残暴行为，所以他的报告异常真切。”原文如下：
“十一月第二个星期内，日机开始向苏州市区投掷高度爆炸性的炸弹，于是美丽古雅的苏州城所有三十五万居民——年老的年轻的和残弱的，面对着令人厌恶的野蛮势力，成为无法挣扎的可怜虫。
“巨量的炸弹从天空撞击而下，猛烈爆炸，肢体、尘垢、砖石和泥灰，不断飞腾，好像一道道的瀑布，这真是骇人的景象，可怖的疯狂的场面，使我们不敢正视，不敢留恋。日机整天在头上翱翔着，投下死亡的礼物。
“轰炸的最初几天内，惊怖欲狂的苏州居民大多数躲避到防空壕里。后来因为空袭的次数太多了，我们便讨论继续躲避在防空壕里呢，还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照常工作，结果我们决定照常工作。
“十一月九日，日机散发传单，提出警告，谓三天以后，苏州全城将遭更猛烈的轰炸。那是可能的吗？我们已经是住在事实上的地狱中了。古老的苏州城将被毁灭，这一个警告，使我感到现实的太可怕，使我无法以适当的字句来形容不久就要出现的悲剧。当我看到大大小小，男男女女，成群结队的老百姓，带了很少的行囊，离开他们的故居时，我觉得凄怆万分，这一种情绪我是无法传达给你们的。
“民船、黄包车以及其他车辆，此刻都没有了，大部分的难民必须徒步奔逃。我和另一同伴在事前曾经从中国军队方面取得民船两只，到了十一月十二日的晚上，我便设法把第一批难民用汽艇拖往广福。我立刻重回苏州，想运送第二批难民。但两只民船给中国军队扣去，只剩下一艘汽艇，我将汽艇交给同伴，他和其他朋友，又向广福出发。
第二部分 华北之恐怖第10节 无耻的欺骗
“进城已经太迟了，所以我和朋友在城外一个冷落的医院中过夜。而这正是日机大举空袭的一夜。只有上帝以及尚未逃出孤城的人们，知道那一夜的恐怖滋味。日机先向全城及其四郊放射照明弹，于是以急速的飞行散播死亡的种子。没有人知道日机向这一个不设防的城市，到底掷下了多少枚炸弹。在整整十二个小时内，落下的炸弹，密如雨点。我的朋友睡在地板上。有几次我躲到床底下。奇怪的很，我感觉到床底下比较安全。
“天一明，我们就起身进城，我们所目睹的死亡和毁灭，其为状之惨非任何笔墨所能形容。我们的心里真难过极了，昏闷极了。一位中国牧师领导着难民一千人往广福去，这是惟一令人快慰的事情，然而，这也是如何悲惨的一种景象呵！小孩子、老头儿、老太婆、跛足的，以及炮弹炸弹轰炸下的残废者，跟随着牧师蹒跚前进，我想起了当初的基督。两天以内，五千个难民从苏州移送到广福。
“我自己也到广福去，直到十一月二十一日，始回苏州。我和同伴沿途须小心避免践踏尸首，因为尸首堆满路上，散遍田间。我们到达苏州时，日本兵抢掠的行动，已经很为活跃了。但教会的财产尚未遭蹂躏。从那一天起，直到十二月十一日为止，我们差不多每天来往于苏州广福之间，我们看见每一家银行、每一家店铺和每一家住宅，都已门户洞开，日本兵进进出出，川流不息，好像是一群群的蚂蚁，背上驮着一捆捆的丝、野鸭绒被、日用商品和各种家具。
“可是，有一次我们终于发觉教会的产业也大遭劫掠，一幢房屋的正门边门和后门都被撞开，校舍和住宅的大门，显然给斧头和枪刺所戳破。大大小小的房间均蒙光顾，各式各样的箱箧，均蒙检阅。凡是不需要的东西，任意投置，地板上凌乱不成样子，在我的住宅内杯盘狼藉，显然经过了猛烈的抛掷。在一个朋友的家里，地板上一架梵哑令（音译——编者注），损坏到不堪修理的程度。
“另有一次，我去察勘晏成中学校舍。日本兵不知道我突然前往，所以我在校内和他们狭路相逢。他们正在拼命打开一具保险箱，一个兵用鹤嘴锄斫柜门，另外几个兵想整个粉碎保险箱，更有几个兵则搬动校长和教务长室内的桌子。当我往别处找寻译员时，他们带了家伙扬长而去。要是再过一个钟头，保险箱就给打开了。
“离开校舍时， 我们听到来自教堂的音乐声，走进教堂，看见一个日本军官按着钢琴，几个日本兵搬动议会室内的桌子。我斥责他不应该放纵士兵来劫掠教堂，他表示歉意，立刻走出。
“第二天早晨，我们再到晏成中学，保险箱门终于给日本兵打开了，抢去约四百块钱。有趣得很，那些匪徒把发薪信封内的三百块钱，丢在地板上，大概以为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信件。同时，据我们调查的结果，另有几处教会房屋内的保险箱，以及银行商店内的大保险箱，均遭日本兵破坏，把所有的东西掳去。日本军队的‘好纪律’，显然是无稽之谈。
“老实说，关于苏州的大规模的劫掠行为，我们与其责罚个别的士兵，不如责罚整个的日本军队。为什么呢？因为赃物的数量殊非个别的士兵所能随便带走，事实上我们看见许多赃物是以军用卡军装运的，有一辆军用卡车，满载中国红木家具，停在日军司令部门口。
“日军占领苏州后，我们第一次回去的时候，看见街道上尸骸累累，而那些尸骸足足搁了十天。我们后来再到苏州的时候，看见野狗都肥胖了许多，建筑物的毁坏，也同样可怜，损失的总额达百万元以上。
“以上所述固已令人惊骇，但最痛心的事情还在下面，就是日军侮辱各种阶层的妇女。兽欲勃发的日本兵到底奸污了多少妇女，恐怕没有人能够估计。我个人知道许多次强奸的事情，因此相信我所接到的一切报告，皆属确实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