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建构（各种观念可以通过各种社会建构来传播和吸引人们），研究新传统如何产生以及传统如何起作用和被推翻。换句话说，这些集体（如国家、政府或市场）的个人主义的和工具主义的模式，必须用政治形势以及科学和工业的进步等模式来补充。（关于进步的这种分析将在下节看到。）历史学家可以运用这些模式，部分地同别的模式一样，部分地结合他们所运用的其他普遍规律以寻求解释。然而，这仍然是不够的；这还不能满足历史决定论要满足的一切实际需要。
如果我们把历史科学同理论科学加以比较，并且根据这个比较来考察历史科学，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历史科学对普遍规律不感兴趣从而使他们陷入困境。因为在理论科学里，规律和别的东西一样是作为有关观察的注意中心而起作用的，或者作为进行观察的观点。在历史学中，普遍规律多半是很平常的和不自觉地被运用的，因此未能起到这个作用。这个功能必定由别的东西所取代。因为，毫无疑问，没有观点就没有历史，历史和自然科学一样必定是有选择的，否则历史就由一大堆不相干的乏味材料所塞满。按着因果链条追溯到远古是毫无帮助的，因为我们要着手研究的每一个具体结果，都有各种各样的无数部分原因；这就是说，原始条件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多半是我们不感兴趣的。
摆脱这个困难的唯一途径，我认为就是自觉地把特意选择的观点引进自己写的历史中去；这就是说，写我们感兴趣的那种历史。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歪曲事实，并塞进事先设想的观念框框，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没有塞进去的事实。恰恰相反，与我们观点有呆的而又可以获得的全部证据，都应加以仔细而客观的考虑（在“科学的客观性”的意义上，在下节讨论）。这只意味着，对于与我们观点无关因而我们不感兴趣的那些事实，我们就不必多费心思了。
这种选择的方法起到了历史研究的作用，这些作用在一些方面类似于科学中的理论作用。因此，选择方法之所以常常被当作理论，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这些方法所引出的一些罕见思想，可以作为可检验的假说来提出，不论单称的还是全称的假说，都完全可以看作科学的假说。但是，这些历史的“方法”或“观点”照例是不能被检验的。它们是无法反驳的，因而显著相符也是毫无价值的，即使符合的情况多如天上的星星。既然这种选择性观点或历史兴趣中心不能成为可检验的假说，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为历史解释。
历史决定论错误地把这些解释当作理论，这是它的重大错误之一。比方说，把“历史”解释为阶级斗争的历史，或种族优势斗争的历史，或各种宗教观念的历史，或“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斗争的历史，或科学和工业的进步的历史，都是可以的。所有这些都是多少使人感兴趣的观点，而且其本身完全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历史决定论并不这样说，它们没有看到必定有多种多样的解释，而且基本上具有同等程度的建议性和任意性（其中有些甚至可以特别富有成果——从某种重要性来看）。反之，他们却把历史解释当作学说或理论，断言“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等等。如果他们确实发现他们的观点是富有成果的，并且许多事实都可以按此加以排列和解释，他们就错误地以为这是他们学说的证实甚至证明。
在另一方面，古典历史学家虽然正确地反对这种做法，但他们却容易犯另一种错误。为了客观，他们认为必须避免采取任何选择性观点；但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他们往往不自觉地采取了某些观点。这必然使他们力图客观的努力受到挫折，因为一个人若不知道自己的观点，他就不可能对他的观点采取批判态度并认识其限度。
摆脱这个困境的途径显然就是要认识到，采取某个观点是必然的；坦率他说出这个观点，并且永远认识到，这是许多观点中之一，即使它相当于一个理论，它也不能是可检验的。
32．关于进步的社会建构学说
为了使我们的考察不那么抽象，我在这一节里以极简略的概述来勾划一个关于科学和工业的进步的理论。以这种方法，我将举例说明在最后四节所提出的思想；尤其是关于境况逻辑以及避开心理因素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论点。我采用科学和工业的进步作为例子，因为无疑正是这个事件唤起十九世纪近代历史决定论，而且也因为我在前面已讨论了密尔在这个课题上的一些观点。
回想一下，孔德和密尔都认为，进步是一个无条件的或绝对的趋势，它可以回归为人性规律。孔德写道：“连续规律尽管由一切可能的权威用历史观察的方法来说明，也不应被视为定论，除非它合理地回归为证实的人性理论……”他相信进步规律（Law of progress）可以从人们的一种倾向演绎出来，这种倾向驱使人们不断完善他们的人性。在所有这些方面，密尔和孔德一模一样，他试图把他们的进步规律回归为他们所说的“人性的进步”，而人性进步的第一个“推动力……就是希望增进物质上的舒适”。按照孔德和密尔二人的观点，这个趋势或类规律（quasi…law）的无条件性或绝对性使我们能够从它演绎出历史的最初阶段或时期，而不需要任何原始的历史条件或观察材料和资料。于是，历史的全过程在原则上就可以如此演绎出来；密尔认为，唯一的困难在于“这个系列如此之长……，每一个接着出现的时期都是为数众多的各种各样的部分组成，而不是人的能力所能计算的。”
密尔这个“回归法”的弱点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我们承认他的前提和推理，也不能推出社会的或历史的结局是有意义的。进步可以由于某种非人力所能为的自然环境的损害而变得微不足道。除此之外，密尔的前提只根据“人性”的一个方面，而没有考虑到其他方面，例如健忘或懒惰。因此，只要我们观察到任何与密尔所描述的进步恰恰相反的情况，我们都完全可以同样地把这些观察“回归”为“人性”。（的确，最流行的所谓历史理论的说法之一，不就是把各个帝国的衰亡解释为懒惰和贪食等性格吗？）事实上，我们可以设想，不能引用“人性”的某些倾向来解释的事件是极少的。但是，能够解释一切的方法可能恰恰有可能什么也解释不了。
如果我们用较为站得住的理论来取代这个过于天真的理论，那么，我们就必须做出两个重大修改。第一，我们必须力图发现进步的条件，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就必须力图想象（比方说）进步被阻止的条件。这就直接导致如下的认识：先是心理倾向不足以解释进步，因为我们可以发现进步所依赖的条件。第二，我们必须抛弃心理倾向的学说，而采取较好的另一种学说：我建议对进步条件采取建构的（Institutional）和技术的分析。
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来阻止科学和工业的进步呢？关闭或控制实验研究机构，压制或控制科学期刊和其他讨论手段。制止科学讨论会，压制各个大学和其他学校，压制书籍报纸文章的发行，并最终压制言论。所有这些确实可以加以压制的东西，都是一些社会建构（Sociol institutions）。语言是一种社会建构，没有语言，科学的进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没有语言就没有科学，也没有不断成长和进步的传统。写作是一种社会建构，印刷和出版组织以及科学方法的其他一切建构性工具（institional instruments）都是社会建构。科学，尤其是科学的进步，不是孤立的努力的结果，而是思想的自由竞争的结果。因为科学始终需要各个假说之间的竞争和严格的检验。各个相互竞争的假说又需要由人来代表，比方说，它们需要辩护律师，需要法官，需要公众。由人来代表的这种情况必定是建构的组织，如果我们希望它确实起作用的话。这些建构必须获得法律的支持和保护。归根结底，进步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政治因素，依赖于保障思想自由的政治建构，即有赖于民主。
有趣的是，通常所说的“科学的客观性”，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各种社会建构，而天真的看法则认为，科学的客观性在于科学家个人的精神的或心性的状态，在于他的修养、细心和超脱的科学精神。这种天真看法是作为怀疑看法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因为怀疑的看法认为科学家是不可能客观的。根据这个看法，在自然科学中缺乏客观性的情况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在自然科学里，科学家的感情不会被激动，但是，由于社会科学涉及社会偏见、阶级偏见和个人利益，所以在社会科学里，缺乏科学的客观性就至关重大了。由所谓“知识社会学”（见本书第6节和第26节）所详尽发挥的这种学说，完全无视科学知识的社会性或建构性（Social or intitutional character），因为它基于一种天真看法，认为客观性依赖于科学家个人的心性。它看不见如下事实：自然科学课题的枯燥和超脱并不妨碍偏见和自私对科学家的信念的影响，如果我们真的信赖科学家的超脱精神，那么，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就成为不可能。“知识社会学”所忽视的，恰恰就是知识的社会学——科学的社会性或公众性（Public character）；它不知道科学的主观交流性（inter subjectivity）以及传播和讨论新观念的科学机构正是科学客观性的保证。所有这些也使科学家个人的思想受到某种限制。
关于这个方面，我会提及在第6节（客观性和评价）所提出的学说。该节提出了如下论点：由于社会问题的科学研究本身必然对社会生活发生影响，所以知道这种影响的社会科学家不可能对他所不感兴趣的客观性保持足够的科学态度。然而，这种情况并非社会科学所特有。自然科学家或工程师也有同样情形。他虽然不是一个社会科学家，但他也会认识到新式飞机的发明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刚才我已概述了科学和工业进步所依赖的社会建构方面的条件。现在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些条件多半不能说是必要的，它们合起来也不是充分的。
这些条件之所以不是必要的，乃是因为没有这些社会建构（也许语言除外），科学进步并非绝不可能。人们毕竟已经从说话“进步”到书写及其他（尽管这种早期的发展，严格说来，也许不是科学的进步）。
在另一方面，并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使有了全世界最好的建构组织，科学进步也会在某一天停止。例如，说不定有某种神秘主义的流行病。这当然是可能发生的，因为有些知识分子确实已经退回到神秘主义去而与科学进步（或与开放社会的要求）相对抗，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照此行事。也许人们会设计出一套进一步的社会建构，例如教育的建构，以抵制观点的统一和鼓励不同意见来消除这个可能性。还有，进步观念及其热烈宣传也会产生某种效果。但是，所有这些都不可能确实保证进步。因为我们不能排除（比方说）存在着传播极乐世界幻想的种种细菌或病毒的逻辑可能性。
因此，我们发现，甚至最好的建构也不可能是连笨旦也会操作的。我以前说过：“建构好比堡垒，它们不但要设计得好，并且要恰当配备人员。”但是，我们不能保证正直的人一定对科学研究感兴趣。我们也不能保证一定会出现富于想象力并热衷于提出新假说的人。归根结底，在这些事情上往往在于纯粹的偶然。因为真理不是明显的；孔德和密尔误以为“障碍”（说的是宗教）一旦消除，只要愿意就能看见真理。
我们认为这个分析的结果可以加以概括。在绝大多数的，或者在全部的建构社会学（institutional social theories）中； 人的因素将仍然是一个非理性的成份。与此相反的学说却教导我们，要把社会理论回归为心理学，就象把化学回归为物理学一样。我认为这是出于一种误解。它出自一种错误的信念，以为这种“方法论心性主义”（methodological psycholgism）是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必然结论，以为它是如下难以反驳的学说的必然结论，这个学说认为我们必须把一切集合体的现象理解为由于个人的行为、相互作用，意念、希望和思想所造成，是由于个人所创造和保存的传统所造成。然而，我们并非必须接受心性主义才能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建立理性模式的“零点法”也不是一个心理的方法，而是一个逻辑的方法。
事实上，心理学不能是社会科学的基础。首先是因为它本身恰恰是一门社会科学。“人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社会建构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而对人性的研究就以对这些建构的理解为前提；其次是因为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人们行为的未意料的结果或反应。在这里“未意料的”（unintended）不一定指“不是有意识地想望的、它特别指那些可能破坏行为者全部利益的反应，不论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有些人也许说，喜欢住在山上和过宁静生活可以从心理方面加以解释，但是，如果事实上有许多人喜欢住在山上却不能享受宁静生活，那么这个事实就不是一个心理事实；这类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理论的问题。
就此，我们得出了与孔德和密尔那个至今还很时髦的方法极不相同的结论。我们不把社会学问题回归为人性心理学这个貌似坚实的基础；我们可以说，人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中和一切社会建构中终归是不确定的和捉摸不定的成分。它确实终归不能由社会建构完全控制的因素（这是斯宾诺莎最早发现的）；因为每当企图完全控制它就必然导致专制；这意味着人的因素是万能的——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妄想是万能的。
那么，人的因素能否由妄想的反面——科学来控制呢？毫无疑问，生物学和生理学能够或不久就能够解决“改造人的问题”。然而，改造人就必然破坏科学的客观性和破坏科学本身，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