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伞兵队（队长井庆爽）对罗定机场进行突袭，破坏敌机场设施、摧毁其作战能力。
第一伞兵队是陆军突击总队中最先完成科目考核的队伍，他们有机会进行比较充分的针对性训练，担任“首发”任务也就理所当然（所以直到现在，仍有许多人认为“广东空降”在“湖南空降”之前）。
但是，战场局势变幻莫测，计划经常赶不上变化的节拍。
就在第一大队紧锣密鼓地实施准备工作的时候，1945年5月下旬，“雪峰山会战”进入了最后的“决胜阶段”。国军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部与日军第二十军主力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交战，第74军（施中诚部）、100军（李天霞部）牢固地控制了武冈、新化、安化三个战略支撑点，5月底，从第六战区调来的第十八军（胡琏部）自辰溪一线展开反攻，6月5日，从云南赶来的新六军（廖耀湘部）也陆续投入战斗，至此，国军的“五大主力”有三支聚集在湘西，完全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
这时候，美国空军的轰炸机、战斗机正在战场上空轮番出击、忙得不可开交，而运输机部队却显得十分清闲——他们把新六军从昆明送到湖南芷江以后就没有多少事可干了。
6月6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他的司令部在昆明）、美军“作战司令”麦克鲁（就是帮着杜聿明说情、给伞兵提供装备的那个人）离开昆明前往湖南安江的前线指挥部。这两位司令是能够支使中国伞兵和美国空军的人物，临行之前，他们要求“陆军突击总队”派遣部分兵力配合雪峰山战场的决战，但具体应该打哪里、或者怎么打，却没有做明确的指示。
由于第一伞兵队正在准备实施“袭击罗定机场”的计划，前往湘西参战的任务就只能交给第二伞兵队来承担了——于是，“中国伞兵首次空降作战”的殊荣，终于鬼使神差地落到了蔡智诚和他的战友们的头上。
前面讲过，到1945年的6月，除了第一伞兵队，陆军突击总队的其他伞兵（包括第二队）都没有进行过实战演练。但事已至此，必须立刻派遣一支部队投入战场——其实，雪峰山战役这时候已进入了尾声，从某种角度而言，伞兵参战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了实际的战术价值。
第五集团军和美军顾问团并没有和第二伞兵队打招呼，当天就确定了作战方案。他们把伞兵的空降地点选定在湖南衡阳的洪罗庙。
洪罗庙位于衡阳市西北约50公里，它并不是一座“庙”，行政地名应该叫“洪市镇”（高歌“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的夏明翰烈士就是洪市人）。在当时，衡阳县城已经被日军占领，这个洪市镇就成了国民党县政府的所在地，因此，这里可以算是国军在敌后的一块抗日根据地。
之所以选择洪罗庙作为空降地点，除了由于“根据地”的环境比较安全，还因为这里靠近衡宝公路（衡阳至宝庆，宝庆就是现在的邵阳），以洪罗庙作为出击跳板，可以封锁敌后方交通线，阻挠衡阳、零陵的日军向主战场进行增援，并拦阻从雪峰山败退下来的敌人；另外，还有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洪罗庙的附近有一个简易机场，伞兵二队的4、5、6分队可以借助这块场地完成机降作业。
那个时候，国军没有装备滑翔机，所谓“机降”，其实只能是坐着运输机降落。洪罗庙机场是第10军（当时的军长是方先觉）修建的一个备用机场，44年4月份破土动工，刚修了没多久、衡阳就沦陷了，从此就再也没有人管理，因此，现在能不能起降DC…3之类的运输机，谁都不知道。
不过，凡事都应该从好的方面着想，美军顾问还是制定了实施机降的计划，并确定由赫斯少校负责指挥这次行动，伞兵二队的姜键队长担任他的副手。
有意思的是，也许因为伞兵空降这种作战方式对中美军人来说都是个新鲜课题，上级机关把这次行动搞得非常神秘——从6月6号中午起就封锁了巫家坝机场，对内对外一点口风也不露，甚至连姜键队长都是夜晚临上飞机前才知道作战方案的，其他人当然全都被蒙在鼓里了。
7号凌晨起飞，机群飞进湖南。
到达芷江机场上空的时候，地面指挥塔通知伞兵指挥官：“据侦察报告，洪罗庙机场的跑道严重受损，不具备机降条件”。赫斯少校一听这话，立刻调头返回昆明，带走了美国兵、三个机降分队和伞兵队的队部（队部的人员也是属于机降的），另外，还有一架运送伞兵的C46也稀哩糊涂跟着飞回去了，那上面装着三分队的两个组和他们的分队长。
这么一来，只有八架运输机飞到了洪罗庙的上空，其中三架空投大活人、五架空投武器装备，最后落地的战斗人员包括伞兵一二分队和三分队的一个组。
——解释一下：有文章描述伞兵在洪罗庙的“跳伞高度是100米”，这话显得有点儿外行了。
国军伞兵全装（带武器装备）伞降高度是600米，半装（不带武器）高度是400米。强制开伞的低空极限是150米，如果从100米处跳下来，还没等降落伞打开、人就掉地了——据西西河晨枫兄的指教，现在的美国伞兵，用特殊方法可以实现100米高度的紧急空降——不过，在60年前，蔡智诚他们肯定做不到这一点。
刚刚降落到洪罗庙的时候，蔡智诚根本不知道以上这些情况。所以，听见周之江队长说“队部的人好象飞回去了”，他不禁吓了一跳。
这期间，不断有军官和士兵前来报到，有二分队、三分队的，还有一分队的，大家都说不但没有遇见姜键队长，就连两个分队长也找不到了。在场的人不免有些惊慌，纷纷嘀咕着：“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周之江连忙安慰部下：“不要慌，先把武器装备收拢过来。只要有枪有弹药，走到哪里都不怕”
说不怕是假话。不过事到如今，即便是害怕也没有办法了。
分队长指派机枪手担任警戒，让其他战士都到稻田里、山坡上寻找散落的装备。蔡智诚卸下行囊、身上只挂着把手枪，跑来跑去的又搬东西又做记录，忙得不可开交。
快到中午的时候，蔡智诚一抬头，看见姜键少校和一分队队长刘盛亨上尉沿着田埂走过来了，在他俩的身边还跟着一群挑着饭桶、端着菜盆的当地汉子，笑嘻嘻地冲着大家挥手，嘴里还嚷着：“弟兄们辛苦了，先掐饭（吃饭）、先掐饭吧！”
伞兵们不由得喜出望外。
原来，在昆明登机的时候，姜键并没有和他的队部在一起，而是上了一分队的飞机。机降分队返航后，姜队长按计划率领伞兵分队空降到洪罗庙。可刚一落地，他就拉着刘盛亨去联络当地官员了，弄得手下人都不知道他俩在什么地方。
湖南这地方有个现象，叫做“十里不同音”，各地区、各县的方言差别很大，有时候甚至连湖南人都听不懂湖南话。姜键是东北吉林人，对这些复杂的南方语调当然就更没有办法，只好让刘盛亨来当翻译，刘盛亨是中央军校十七期毕业生、湖南零陵人，自称“精通各种湘音”，有他在旁边，沟通起来就容易多了。
刘翻译确实有本事，没花多大功夫就打听到地方官的下落。衡阳县县长王伟能听说国军伞兵从天而降，连忙吩咐手下准备饭菜，又带着一帮随从把鸡鸭鱼肉送到现场“慰劳弟兄们”。
在蔡智诚的印象中，这位王县长，三十多岁的年纪，能说会道、办事挺热情。
（王伟能是本地人，黄埔六期生，他和戴笠是睡上下铺的关系。38年，王伟能正担任长沙警备二团的副团长，因此也是“文夕大火”的主犯之一，火灾发生之后，团长徐昆被枪毙，王副团长也就无法再在军队里混下去，只好跑回家乡、在老同学戴笠的帮助下拉起了一支“别动队”，七搞八搞一番、又当上了衡阳县长。45年的这时候，王县长还兼任着“衡阳县保安司令”，手上掌握着一股军统性质的游击武装，名称叫做“铲共义勇军”——顺便再说一句：解放战争期间，王伟能出任“北平青年训导大队”的少将总队长，49年随傅作义将军起义，全国解放后回长沙定居，刚进家门就被抓起来、接着就被枪决了……不过，现在又给他平反了。）
蔡智诚记得，在洪罗庙的田埂上“掐”的这顿饭，味道真不错——主食是米粉，荤菜是腊鸡、腊鱼和腊肉。
王伟能县长在边上一个劲地客气：“本县准备匆忙，委屈弟兄们了。先将就一下，晚上再请各位掐酒，我派游击队站岗放哨，让大家放心睡大觉！”
一席话哄得伞兵们十分开心。
姜键队长比较关心空投物资的回收情况，一边吃饭、一边让蔡智诚给他报告统计数据。
“60迫击炮弹十箱（100发）……可是，我们现在没有迫击炮”
“嗯，先挖个坑，埋起来”
“12。7毫米子弹十箱（40条弹链）……可是我们没有重机枪”
“嗯，先埋起来”
“帆布胶鞋四袋、军用毛毯……”
“嗯？……怎么会有这些东西？”
也不知道美国人是怎么考虑的，空投物资里面除了弹药，还包括两百多双作战靴，甚至还有许多毛巾和毛毯——不过，这些东西用不着考虑如何处理，因为它们刚落地不久就被当地老百姓拿光了。
伞兵们搜寻空降物资的时候，田间地头聚集了许多围观的群众。
刚开始，老百姓只是远远地看热闹，后来就有几个大胆的人拿起镰刀、偷偷地把伞绳割了下来，那尼龙绳既结实又轻巧，确实深受农民朋友的喜爱。接着，发觉伞兵们并不怎么干涉，老百姓的兴致就越来越高，不仅明目张胆地割绳子，就连降落伞都被他们抱走了。到最后，“果里果里！（这里）——阿里阿里！（那里）……”，田野中、山坡上，到处都回响着人民群众兴高采烈的呼喊声，老百姓搬运物资的干劲比国军将士们高涨多了。
乡民们不敢触动武器弹药，可一旦发现鞋子、毯子、毛巾之类的“小东西”就毫不客气了。面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国军伞兵除了大声呵斥也没有其他办法，只好眼睁睁地目送着满载而归的男女老少扬长而去。
“惭愧、惭愧，此地民风膘悍，本县长治理无方啊”，县太爷连连道歉。
“算了算了，没啥关系”，姜键少校也只好表示大度——强龙不斗地头蛇，人家衡阳的腊肉米粉岂能白送给你吃，做出一点贡献也是应该的。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伞兵分队就驻扎在洪罗庙。
有文章说，“为了保密，伞兵空降后隐蔽在山谷中的一座古庙里”——其实用不着这样。
伞兵空降是在大白天进行的，一两百个降落伞在天上飘来飘去，不知道被多少人瞧见了，无论再躲在什么地方也难以保密。况且，6月7日以后，湘西战场上的日军主力已被歼灭，国军部队正向湖南腹地展开追击，这时候，中美联合航空队的各类战机整天在衡阳上空飞来飞去，日军68师团的58旅团在雪峰山被国军94军第5师（军长牟庭芳，师长邱行湘）全歼，只剩下一个57旅团还困守着衡阳，日本鬼子的兵力有限、除了收缩据点、根本不能采取什么行动，他们即便知道洪罗庙有国军伞兵，也不敢到“抗日根据地”来骚扰，所以，伞兵分队完全没有躲躲藏藏的必要。
不过，后来，伞兵们确实是搬到山上去了。
驻扎洪罗庙的伞兵是散居在民房里的。这以前，洪市的老百姓从没见过如此器宇轩昂、相貌堂堂、衣甲鲜明、从天而降还挂着外国手枪的大头兵，顿时十分羡慕、十分好奇。而有的伞兵也不自觉，有事没事就和房东家的姑娘乱吹牛，五迷三道的，把自己说得象是个脚踏风火轮的哪咤一般。“湘女多情”呀，您想，乡下大姑娘哪里经得起这么忽悠，三下两下就弄出点故事来了。
房东老头拎着棍子猛揍自家闺女：“哈里哈气、蠢起甲猪一样，人家是穿降落伞的兵，搞完事开起飞机就跑了，未必你还追得到他……”
这事闹得有点尴尬，甚至连当地的游击队员都对伞兵们产生了怨气。姜键队长担心引起矛盾，就把队伍拉上了牧云峰。
牧云峰距离洪罗庙大约两公里，风景很不错，据说明朝文人王夫之先生曾经在这里读过书写过字。山上有座牧云庵，是个尼姑庙，伞兵队的指挥部就设在庙里头。于是，有的士兵就觉得不甘愿了：“姜队长不许我们和细妹子说话，可他自己倒好，和小尼姑住在了一起……”
当然，伞兵在敌后也不尽是这样瞎胡闹，还是要办正经事的。
空降洪罗庙的当天，美军联络小组就找到了伞兵队——有文章说“化装成传教士的谍报人员潜入空降地域进行侦察”，大概指的就是这个联络组——其实，这个联络小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谍报人员，他们也不是专为伞兵服务的，刚成立不久的陆军突击总队还没有这么大的权威。
湘西的芷江机场是中美空军的重要军事基地，有“远东第二大机场” 之称（宣告结束抗战的“洽降会议”就是在那里举行的）。45年2月，随着中美空军进一步加强了对日军的空中打击力度，在湖南战场上空失事的盟军作战飞机也就相应增多，为及时营救遇险的飞行员，芷江空军基地就向敌后派遣了若干组“盟军联络员”——与伞兵打交道的就是其中的一个小组。
这个小组里有四个美国人，组长叫拉汉（不知道军衔是什么），另外还有个姓伍的翻译，是个印尼华侨。他们的任务是联络各地游击武装、搜寻并营救遇险飞行员，负责的范围是衡阳至祁阳之间，这正好是伞兵选定的空降地域。
一般情况下，美军联络小组并不从事情报侦察工作，但如果有紧急需要，他们也必须尽其所能。比如这一次，拉汉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