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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死了，没有儿子，便立了定陶王刘康的儿子刘欣为帝，是为汉哀帝。这位皇帝的荒唐比起成帝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形容同性恋的典故“断袖”，就是在说他和宠臣董贤。而王家的权势虽然暂时受到了打击，但到底根深蒂固，不久哀帝一死，王家就又迅速地执掌了朝廷大权，到了王莽，干脆篡汉自立，建立了新朝。
第18节：管宦官叫爹妈（1）
建宁元年（168年）正月的一天，在百官隆重的迎接仪式下，一辆豪华的青盖小车载着一个12岁的孩子缓缓地驶入皇宫。这个孩子名叫刘宏，他是解渎亭侯刘苌的儿子，汉章帝的玄孙，即将成为东汉的第十一个皇帝，这就是汉灵帝。
说起来，汉灵帝能登上皇帝的宝座完全是一个意外的幸运。刚刚死去的汉桓帝没有儿子。他的窦皇后及其父亲窦武，决定在皇族中选一个继承人。他们看上了刘宏，因为刘宏的曾祖父是河间王刘开，父亲解渎亭侯刘苌与桓帝刘志是堂兄弟，刘宏是桓帝的亲堂侄。但这些亲戚关系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刘宏年纪小，当时还是个只有12岁的孩子。
原来，从汉章帝开始，东汉的统治就出现了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的现象。外戚专权，在西汉就已经很普遍了，最后就是外戚王莽取代了西汉，建立了新朝。因此到了东汉，皇帝们就对外戚掌权很是忌惮，但是，东汉自章帝以下的诸帝都是少年登基，年幼不能理政，只能靠皇太后临朝称制，太后自然会想到依靠娘家的人，于是就带来外戚的专权。可皇帝总会长大的，汉灵帝刘宏不甘心大权一直在外戚手中，而外戚专权却使得朝中大臣大多拥护他们，皇帝就只能依靠身边亲信的宦官来剪除外戚，其结果就是外戚倒台，宦官主政。等到下一届皇帝即位，这样的循环就再来一遍。不论是外戚还是宦官，他们都不是按政府正常途径选拔官员，一旦掌权，往往结党营私，横征暴敛。于是东汉就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走向灭亡。对于外戚来说，只有皇帝登基的时候年纪很小，太后称制才名正言顺，他们才能得到专权的机会，而东汉诸帝又往往早亡，没有子嗣，所以他们在选择皇位继承人的时候都愿意选小孩子，以便于控制。12岁的刘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推上皇位的。
汉灵帝虽然登上了皇位，但十几岁的小孩什么都不懂，自然得由窦太后执政。窦太后的父亲窦武被封为闻喜侯；其子窦机为渭阳侯，位拜侍中；其兄子窦绍为鄠侯，迁步兵校尉；窦靖为西乡侯，位拜侍中，掌管羽林左骑。窦氏一家权倾朝廷内外，十分显贵。一轮新的循环又开始了。
但是，这时的情况稍稍有了些变化。外戚和宦官相继专权，把持朝政，朝廷中那些按照“察举”等正当程序选拔出来的官员，自然十分不满。此外，东汉朝廷很重视儒学教育，在首都洛阳的太学规模不断扩大，学生人数竟能达到三万人之多。这些人聚集在京师，干预舆论，影响政治的力量十分可观，他们和朝中正直的士大夫联合在一起，以“清议”为武器，已经成为了独立于外戚和宦官之外的又一股政治力量。他们对外戚和宦官的抵制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戴，使得皇帝有时也不得不屈从。汉桓帝时，就曾迫于太学生的诣阙请愿，不得不把因为得罪宦官而遭受处罚的官员赦免。但宦官们对此岂肯善罢甘休，就诬陷他们结党谤讪朝廷，惑乱风俗。于是汉桓帝下令逮捕“党人”，并列出名单公告天下，凡属“党人”，一律禁锢终身，不得做官并出游。这件事就被称为“党锢之祸”。只是朝廷虽然把这些人宣布为罪人，但他们在民间依然有很高威望，连朝廷中的高官，也有不少同情他们的，窦太后的父亲窦武，就是其中的一位。
窦武虽然也是外戚，但却和这些清流士大夫关系不错，曾经在党锢之祸后为“党人”请求过赦免。现在灵帝即位，窦太后临朝，朝廷大权已经在他的手里了，他就把那些被禁锢的名士又召来做官，并和一向反对宦官的大臣陈蕃联合起来，打算诛灭宦官。这时，大宦官曹节被封为长安乡侯，暂时受到压制，但通过灵帝乳母和太后的身边宫女，向窦太后献殷勤，又取得了窦太后的信任。结果，窦太后对窦武和陈蕃的密谋一直犹豫不决，反反复复。最后，这件事情被被宦官得知，就激起一场大事变来。
建宁元年（168年）九月初七日，宦官发动了宫廷政变，先把汉灵帝和窦太后挟持在他们手里，夺取了玉玺，又派人去逮捕窦武等人。后来就宣布窦武和陈蕃谋反，把他们杀掉了，那些被他们提拔起来的清流士大夫，自然又被统统罢免，朝廷大权，再一次到了宦官手里。
第19节：管宦官叫爹妈（2）
汉灵帝刚刚当上皇帝，就碰上了这么一场政变。他只是十来岁的小孩子，又来自外藩，从没有生活在皇宫，哪里能明白这士大夫和宦官的斗争是怎么一回事。甚至宦官曹节等指控“党人”图谋不轨的时候，小皇帝还不知道“不轨”是什么意思。不过他看到周围人头纷纷落地，也觉得挺害怕的，从此甘愿把大权交到宦官手中。他周围的张让，赵忠等十名宦官，都曾担任中常侍，封为列侯，号称“十常侍”。这些宦官本是在皇帝身边的伺候之人，见皇帝年幼，也甘愿给他寻找各种新鲜玩法，好让他寻欢作乐，不理国事，方便自己弄权。汉灵帝见这些宦官如此知心知意，就更加宠幸他们了，有一次竟然说：“张常侍是我爹，赵常侍是我妈。”
宦官们作了皇帝的“爹妈”，从此大权在握，其父兄子弟、姻亲宾客遍布天下，专横跋扈，贪婪放纵，大肆抢掠财物，损害百姓。甚至连他们造的宅第，都模仿宫室的样子。他们怕灵帝登台看到，就骗他说：“天子不应该登高。天子登高，百姓就会失散。”灵帝对宦官言听计从，从此就不敢再登台榭。
宦官连皇帝都糊弄住了，对以往的宿敌清流士大夫，就更不肯放过。建宁二年（169年），宦官侯览又指使人诬告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结党，图危社稷。结果又起大狱，有好几百人死在狱中，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经此两番折腾，朝野正直的政治力量也就算被折腾完了。熹平四年（175年），汉灵帝又下令：“宦者可以为令。”也就意味着身处禁中的宦官们，可以合法和直接地参与到由士大夫们组成的政府管理机构之中。在此之前，宦官们是只能通过影响皇帝的方式，间接地操控帝国的政府的。这样一来，宦官们没有了制衡的力量，此后更加肆无忌惮，灵帝一朝，也就成为了东汉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第20节：一位酷爱做买卖的皇帝（1）
汉灵帝既然把朝政交给了堪比“爹妈”的宦官十常侍，他自己就不再为这些事情烦心。但他此时还是一个少年，正是贪玩爱动的时候，也不会在后宫里天天睡觉，总要给自己找一些消遣的方式。说起来这位皇帝还很有经济头脑，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做买卖。
皇帝对做买卖感兴趣，也与他的出身有关。他本是一个小小亭侯的儿子，属于落魄的皇族，要不是运气太好做了皇帝，也就相当于民间一个小地主。不过他虽然做了皇帝，却不忘本，依然保持着乡下小地主的作风。皇帝号称天下之主，富有四海，但在灵帝眼里，这些都太虚了，觉得这钱要攥在自己手里才行。于是外邦、各郡、各封国每次进贡，未纳入国库前，他就先行抽成据为私有，直接送进皇宫，还美其名曰“导行费”。这种行径，就连他身边的宦官吕强都看不过去了。写奏章委婉地劝他作为天子，当以天下为重，不要为贪几个小钱惹得百姓不安。灵帝还没看完就大怒不已，把奏章扔在地上，对他的“爹”张让大骂吕强可恨。“爹”自然顺着他，也把吕强大骂了一顿。从此之后，汉灵帝继续我行我素，“导行费”照收不误。
汉灵帝大收“导行费”，给自己积攒了一笔丰厚的钱财，便在西园设置了一个小金库把这些钱存了起来。他有了丰厚的本金，财大气粗，就开始开创自己的商业事业，在后宫建造了一条“商业街”。仿造外边的街市，也设有各种各样的商店和摊贩，让宫女嫔妃一部分扮成各种商人在叫卖，另一部分扮成买东西的客人，还有的扮成卖唱的、耍猴的。所卖的东西种类也很丰富，从胭脂、发簪、玉佩到女人的内衣，从书、画、琴、棋到各种色情服务，五花八门，热闹非凡。皇帝自己就穿上商人的衣服，装成是卖货物的商人，在集市上走来走去，或在酒店中饮酒作乐，或与店主、顾客相互吵嘴、打架、厮斗，玩得不亦乐乎。皇帝这么有经济头脑，那些“群众演员”也不含糊。这条“商业街”里不少货物都是搜刮来的珍奇异宝，宫女嫔妃们就陆陆续续地偷窃而去，甚至为了偷的你多我少而暗地里争斗不休，灵帝却一点也不知道。不过他知道了也不要紧，从全国各处搜刮来的钱财，自会源源不断地进入他的小金库。本钱如此充足，这些些损失，也就不会放在他大老板眼里了。
不过汉灵帝虽然很有商业头脑，但到底还是没有改变他小地主的本色：手里有钱当然好，但还是要有房有地才算踏实。于是，他搜刮来的大量钱财，除了开办“商业街”，还拿回河间老家去买田宅、起第观，进行地产投资。他还蛮有忧患意识，觉得有了这些家产，万一当不成皇帝时，还能回去作个土财主。不过他搜刮来的钱财实在太多，买田置地之外，还有不少剩余。聪明的汉灵帝当然深知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投在一个地方的道理，就把这些钱财寄放在深受他宠幸的宦官家中，为了保险，还没有只放一家，而是每家都存上个几千万。
皇帝的买卖越做越大，光靠区区“导行费”就不够了。于是汉灵帝开动他的经济头脑，想出各种各样搜刮的办法。他贴心的“爹妈”张让、赵忠也给他献计献策，叫他以修宫殿、铸铜人为名，加收田税，每亩多出十钱，如此自然聚敛到一批财富。但灵帝还不满足，又下令各州郡输送材木、文石到京城洛阳。让宦官掌握验收大权，检验时百般挑剔，判定不合格的，强迫各州郡以原价的十分之一贱卖，宦官随后又卖回给各州郡，赚取差价。州郡买了这些不合格的材木，运送到洛阳，宦官依然说不行。就这样反复操弄，运来的木材堆积如山，到后来都烂掉了。宫殿过了几年还没修成，灵帝却从其中大赚了一笔。至于各州郡吃了这场大亏，不免要把损失都转嫁到老百姓身上，他却不管了。
不过，汉灵帝也渐渐发现，劳心费力地想这些敛钱之方，虽然有效，但也还是太过麻烦。自己既然做了皇帝，就要发挥一下皇帝这个资源的优势。终于，他发现了皇帝手中掌握着一种独一无二的热销产品，那就是官位。
第21节：一位酷爱做买卖的皇帝（2）
这个绝招还是他的母亲董太后给他提供的，董太后出身小家，本来就是一个嗜财如命的人物，忽然一夜之间飞黄腾达做了太后，这份贪欲就更是涨到了极点。灵帝的四处搜刮，买田置地就曾经得到过她的大力支持。现在看到宝贝儿子又一次为弄钱而发愁，与他同心同德的董太后自然也十分焦心。但是，田赋已经提高得差不多了，供奉之物又早就进了汉灵帝的私囊，再找生财之路可不那么容易了。这时，董太后得知前代有过卖官的事情，顿时感到这是一股巨大的潜在财源，立刻喜上眉梢，报告给了儿子。具有商业头脑的汉灵帝也一拍即合，马上下诏，在上林苑设置了卖官的机构，公开卖官。
东汉的卖官起于邓太后，但那时只是偶尔为之，以比较温和的方式征富人之钱来“佐国之急用”而已，并没有将之作为生财的工具。但汉灵帝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他可是把这个当作天字第一号买卖来做的，自然不满足于前代的那种小打小闹，而要“正规经营”，于是就对各项官职明码标价，列出一张价目表来。当时初步定下的价格是：年俸600石的官职600万钱，2 000石的官职2 000万钱，依此类推，按官定价。除了皇帝的位子不卖之外，上至三公，下到县令，统统可以拿钱买到。即使是国家选拔的特殊人才，也要交一半或三分之一的费用。如果是肥缺或者重要职位，就得另外加钱。当然啦，这么直接地说拿钱买官毕竟有点不太好听，于是对卖官所得的钱，就起了一个专门的名字叫“礼钱”——只是赤胆忠心的官员给朝廷送礼嘛，于是买方卖方，就都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了。
汉灵帝的这场卖官大买卖从光和元年（178年）一直做到中平元年（184年）。买卖做久了，价格也就要随行就市，有所调整。地方官由于直接临民，刮起地皮比较方便，售价就要比朝官高上一倍，各县贫富不等，县官售价也就各不相同。不但平民想做官要买，就是官吏想升迁，也得出钱。为了激励他们出钱的踊跃性，求官的人还可以估价投标，出价最高的人就可中标上任。当然，买官的价格并不固定，也可以根据求官人的身价和拥有的财产随时增减。比如崔烈想当司徒，因为他出身于北方的名门望族，又是个大名士，便通过关系，只花了五百万钱就买下了价值一千万的司徒。到册拜之日，宫廷举行隆重的封拜仪式，灵帝亲临殿前，百官肃立阶下。望着崔烈春风得意的样子，灵帝突然觉得他这司徒一职来得太便宜了，忍不住惋惜地对随从亲信嘟哝：“这个官卖亏了，本来该要他一千万的。”旁边的中常侍便插嘴道：“他能出五百万，已经很不错了。陛下您要有点品牌意识，像崔公这样的冀州名士，岂肯轻易买官？现在连他都认可陛下的产品，正好给我们做免费广告，以后这官位就会更畅销了，陛下还担心收不回本来？”事后，崔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