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会的工作是秘密的，我同政府的关系，一直没有公布。我对政府的其他部门，仍然不断进行更为猛烈的批评和攻击。在英国，有经验的政治家对这一类事情并不感到奇怪，正如政见上的严重分歧，有时并不妨碍个人间的友谊一样，但科学家之间的嫉忌心要强得多。1937年，技术小组的科学家和林德曼教授之间，发生了相当严重的分歧。他的同事不满意他同我有密切的接触，也不满意我把他的见解向委员会提出。他们认为，只有蒂泽德爵士（帝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才能向委员会说明他们的集体意见。林德曼因此被请求退职。他向我提供一些事实供讨论用，这是完全正确的；其实，这是我们两人共同参加这项工作的基本条件。他虽已离开，我为了公众的利益，并得到他的完全同意，仍继续当委员；到1938年，我又使他复职，这在下面就要提到的。
在30年代，在英、美、德、法各国，有许多人想到利用从飞机和其他金属目标反射回来的电波的可能性。我们把它称为无线电测向器（R．D．F．），后来称为雷达。它的用处，就是靠反射回来的射电波，而不是靠人们的感官，眼睛或耳朵来侦察敌机的临近。在大约离地面七十哩的高空，有一层反射电波的天幕（电离层），由于它的存在，所以普通的无线电波不致消失在太空之中，并因此而使远距离无线电通讯成为可能。把短促的脉冲波发射到空中，然后接收它的回波，这是几年来我国科学家，尤其是阿普尔顿教授一直在积极进行研究的技术问题。
1935年2月，在政府担任研究工作的科学家沃森·瓦特教授第一次向技术小组说明，用射电回波来侦察飞机是可行的，并建议进行试验。该小组对此十分重视。当时人们认为，要研究出侦察五十哩内的飞机的技术，也得要五年的时间才能成功。1935年7月25日，防空研究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亦即我第一次出席的会议，蒂泽德提出了关于无线电定位的报告。我们做了初步试验，证明有采取进一步实行措施的必要。军事各部门奉命制定计划。于是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并在多佛…奥尔福德纳斯地区设立一系列的试验站。对于雷达侦察船只位置的可能性，也进行探索。
到1936年3月，沿南海岸一带的各个站都已开始建造和装备，可望在秋季进行试验。在夏季，建筑上有所耽搁，并且出现了敌方电波干扰的问题。1937年7月，空军部提出计划，经防空研究委员会的同意，准备以一百万镑以上的费用，在1939年底以前在怀特岛到提兹河之间设立一连二十个站。
这时，侦察已经飞入内地上空的敌机的试验，也在进行。到年底，我们可以跟踪在三十五哩范围以内一万英尺高空的敌机。对船只的侦察也有进展。业已证明，从空中确定九哩以内船只的位置是可能的。近洋舰队中有两艘已装备了侦察飞机的仪器，而飞机测距、高射炮射击指挥和探照灯定向等试验，也分别进行。工作有所进展。到1938年12月，计划中的二十个新站，已有十四个装上了临时的设备。从空中已能够测定三十哩以内的舰艇方位。
1939年，空军部用比较长的长波无线电（十米）建成了所谓海岸雷达网，使我们能够发现六十哩左右的海面上空临近的飞机。在战斗机司令部道丁空军中将的指挥下，建立了复杂而精密的电话网，把所有这些雷达站联结起来，而在阿克斯布里奇设立中央指挥站，在那里，可以把观察到的飞机的行动，在大地图上一一标明，由此可以指挥我们自己飞机的战斗行动。还设计了所谓〃敌我识别器〃（I．F．F．），这使我们的海岸雷达网，可以把装有这种仪器的英国飞机同敌机区别开来。后来又发现这些长波无线电站不能侦察在海面低飞而来的飞机，为了对付这种危险，又建造了一组补充站，称为〃低空侦察连锁站〃，使用短得多的电波（一米半），但它的效力只及较短的距离。
敌机一旦进入内地，我们就只好依靠皇家观测兵来侦察了。观测兵只靠眼睛和耳朵，但用电话交换机连接起来，确实也极为有效，后来在不列颠空战的早期，它是我们的主要基础。但光是侦察由海上来的敌机，还是不够的，虽然这可以使我们至少在十五到二十分钟之前发出警报。我们还得设法为我们的飞机导航以追踪来犯的敌机，并在我国领土上空加以截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又建造了一些〃地面指挥截击站〃（G．C．I．）。但所有这些，在战争爆发时，都只是略具雏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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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也忙得可以，在1939年春，〃齐柏林伯爵〃号飞船飞临英国东岸上空。德国空军通讯兵司令马蒂尼将军预先在飞船上装有特殊的收听设备，以侦探英国是否有雷达侦察设备。这个企图失败了，但如果它的收听设备效率很高，〃齐柏林〃号一定能够把我们有雷达这一情报带返德国，因为我们的雷达站在那时不但在工作，而且侦察出它的活动，推测到它的意图。德国人如果收听到我们的雷达脉冲波，也不会感到惊奇，因为他们已造出了一种技术上效能很高的雷达系统，在某些方面还比我们的先进。但可以使他们惊异的，就是我们实际运用新发明上所达到的规模，而且把这一切联合起来，构成总的防空体制。在这一点上，我们在世界上是领先的，英国的成就并不在于设备的新奇，而在于实际运用的功效。
防空研究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在1939年7月11日举行。那时，在朴次茅斯到斯卡帕湾之间，就有二十个雷达站，能够侦察到在五十至一百二十哩范围内飞行在一万呎上空的飞机。一种很满意的反干扰器和一种简便的敌我识别器已投产制造。我们还制造出装在飞机上的用信号引导飞机追踪敌机的试验装置，并进行了试飞。至于从空中侦察船只位置的试验装置，后来发现过于笨重，不适宜在飞机上使用，因而把它交给海军部，以便研究它是否能够放在船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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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提到一件事。1939年6月，蒂泽德爵士遵照空军大臣的愿望，邀我乘坐一架相当简陋的飞机，视察在东海岸建成的各种设施。我们整整飞了一天。我将我的视察印象送给空军大臣，现在印在下面，因为从这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开始进行的雷达工程的一般情况。
丘吉尔先生致金斯利·伍德爵士……我在蒂泽德的带领下，到马特累斯汉和波德塞视察了一次，这次视察，非常有趣，也很受鼓舞。如果我把我的一些想法提出来，也许会有所帮助。
这些重要的无线电测向站，有立即加以掩护的必要。我们起先认为，可以用较少的费用来建立两倍至三倍的伪装站；
后来我考虑一下，觉得似乎可以使用烟幕……
这个巧妙的新装置的一个弱点，当然就是敌机在越过海岸之后就脱离无线电测向站所及的领域，那时我们只好靠观测兵了。这好像是从二十世纪中叶退回到早期石器时代似的。
虽然我听说观测兵也是很有效的。但我们必须认为，应用无线电测向器来跟踪已侵入内陆的敌机，是迫切需要的。要使无线电测向站能转过身来侦察内陆上空，还得有一段时间，并且也仅在空中战场拥挤而混乱时才有可能……
无线电测向器的进步，尤其是在测距方面的应用，肯定对海军有很大的用处。这将使海军不论能见度如何，也能和敌人交战。在1914年，当德国的战列巡洋舰轰击斯卡巴勒和哈特尔普尔时，如果我们的视力能够穿过大雾，那么，他们的命运就完全两样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海军部对这项试验还不热心。蒂泽德也指出，不分昼夜，不管能见度如何，都可以准确发射鱼雷，这对驱逐舰和潜水艇都有极大的价值。我原先还以为这是久已进行的一件大事，因为这对我们是极其有利的。
辨别敌我的方法，对海军也是具有重大的效果的，应该用它来完全取代有危险的识别信号的方法。我想海军部对此是知道的。
最后，我为业已取得的进展向你道贺。使我们这个岛国获得无限安全的第一步已经走了，可惜我们所需要的还不仅仅是这一步，而时间是短促的。
我将在下卷说明如何凭借当时只有极少人知道的一些设施，挫败了1940年秋冬两季德国对大不列颠的攻击。毫无疑问，在斯温登勋爵及其继任人的领导下，空军部和防空研究委员会在使我们的作战飞机获得这种极其可贵的加强措施方面，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在1940年，当主要的责任落到我的身上，而我国的生存又有赖于空军的胜利时，由于我曾根据最详尽的官方的和技术的资料，进行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深入研究和思考，这就有利于我作为一个非军人也能透彻了解空战的各项问题。虽然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弄通技术上的问题，但这门学问对我极有帮助。我认识在棋盘上的每一颗棋子，知道它们是怎么走的，别人和我谈起这一套时，我也能够完全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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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几年里，我和海军部的接触，是经常的，而且是很密切的。1936年夏，霍尔爵士出任海军大臣，他准许他的官员可以同我自由讨论海军部的事务；我既然对海军极感兴趣，自然就充分利用这些机会了。我从1914年在贝蒂时就认识现任第一海务大臣的查特菲尔德海军上将，我和他在海军问题上的书信往来，则始于1936年。我同第三海务大臣兼海军军需署署长亨德森海军上将亦有多年的交谊，他专管军舰的建造和设计。他在1912年时是我们海军中最好的火炮专家，当时我是海军大臣，常常去看战列舰在从承包人接收炮架之前的试炮，我对他的工作有极高的评价。这两位官员在他们身居高位的时候，对我都极其信任，虽然我同他们有意见分歧，并曾多次严厉批评过他们已做的或没有做的工作，但从来没有因工作上的不满或指责而有碍于我们的交往。
海军航空兵究竟应属海军部还是应属空军部的问题，在这两个部和两个军种之间发生剧烈的争论。我赞成海军的意见，我曾把我的主张在议会上提出来，使我收到第一海务大臣写给我的一封恳切的感谢信。在信中他提出了海军政策的全部问题。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到恰特韦尔看我时，问我对这个似乎双方都有道理的问题有什么看法。我为他拟出了一个备忘录，这个备忘录后来几乎逐字逐句都为英王陛下政府所采纳。①
①见附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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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府终于决定又开始建造战列舰时，我对战列舰的设计非常关心。直到这时为止，皇家海军所有的主力舰，实际上都是在1911年到1915年我主持海军部的期间内建造或设计的。只有〃纳尔逊〃号和〃罗德尼〃号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建造的。我曾在《世界危机》一书中详述我第一次任海军大臣时重建海军的全部过程，以及〃伊丽莎白女王〃号级快速战列舰的设计经过。那时我能充分发挥费希尔勋爵的才能和妙想。对于军舰的建造，我常常能运用我自己的思想，而我这些思想又是从许多海军专家那里得来的，至今我仍持有坚定的见解。
我一听到内阁已同意一个建造战列舰的规划方案时，我就立即断定，我们的新舰应继续装备十六吋口径炮，而且用三座装有三门十六吋口径炮的炮塔；这样是可以达到在排水量三万五千吨的限度之内的，这个条约上的限制，只有我们才严格遵守。我和霍尔爵士有过几次商谈和通讯。我听到一些议论，不能使我信服，我开始在下院提出把装十四吋口径炮和十六吋口径炮的军舰舷炮齐射时的后座力相比较的问题。他们提出了下列数字，供我个人参考：
装有九门十四吋口径炮的军舰舷炮齐射的后座力……六点三八吨。
装有九门十六吋口径炮的军舰舷炮齐射的后座力……九点五五吨。
十六吋口径炮的数字，并不是根据〃纳尔逊〃号现有的十六吋口径炮，而是根据美国人预备装在他们的新主力舰上的一种假设的十六吋口径炮算出来的。
我深深感到十六吋炮的舷炮齐射后座力确有其优越性。
于是，我写信给霍尔爵士：
爵士：1936年8月1日
蒙你对我的意见给予重视，至感荣幸。乍看起来，这是有理由的。我不能答复关于延搁如此之久的问题的争论。这一次又是只有我国受条约之苦。我深信不疑的是，我们可以建造一艘三万五千吨的军舰，装三座十六吋口径炮的三联装炮塔，它比起用十四吋口径炮的办法来，火力一定要强大得多。它不但是可能比较好的军舰，而且肯定被列为较好的军舰。每一个人，包括在舰上服役的人在内，都会认为它是海军力量更加强大的标志。不要忘记，德国人在他们的大炮的每一吋口径中都取得了比我们好得多的实效。他们发射的炮弹比我们的重，打得更远、更准确，结果有巨大的打击力，不仅是舷炮齐射后座力大大增加，而且十六吋口径炮弹的爆炸力当然比十四吋口径炮弹大得多。如果能穿过装甲，则在炮弹的爆炸力上再下些功夫也是值得的。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炮塔的数量，如果三座炮塔可以取得更大的打击力，那么，装四座炮塔（我假定每座重二千吨）是多么大的浪费！如果用三座炮塔，则可以使装甲增厚用以抵抗炮火和鱼雷，舰面甲板上也可以腾出较多的地方来安装高射炮群。如果你要你的部下向你提供十六吋炮军舰的图解说明，我深信他们会给你说明十六吋炮舰一定比十四吋炮舰有更好的布局。当然，关于射击控制、炮弹播散等问题，还会有所争论，我在这些问题上是完全外行了。但是我想，使用四发和五发轮番齐射，也许能收到较好的射击效果。
如果我处在你的地位，我怎样也不会接受十四吋的计划。
如果海军部决定建造两艘十四吋炮的军舰，而几个月后日本和美国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