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处在你的地位，我怎样也不会接受十四吋的计划。
如果海军部决定建造两艘十四吋炮的军舰，而几个月后日本和美国却一心一意地建造十六吋炮的军舰，那么，我们的海军部就显得够愚蠢的了。我想倒不如推后些日子，还可以省去六个月的建造时间。以每艘七百万镑的代价来特意建造并非世界上最强的战列舰，那是不堪设想的！老费希尔常说：
〃英国的海军，在海上总是第一流的。〃
不过，这些都只是预言而已！对于所有这一切，在以前，我曾想过多次，否则我也不敢冒昧地向你陈述。我一定按照你的建议和查特菲尔德谈谈。
海军大臣对我的意见绝无反感，我们之间此后时有函件往返，我并且同他和第一海务大臣有过几次谈话。霍尔爵士在1937年5月底离开海军部前，他交给我两份海军参谋部所拟的备忘录：一份是关于战列舰问题；另一份是关于巡洋舰问题。海军部对战列舰设计的理由是：自从华盛顿条约以来，英国为了经济的原因仍然主张减低排水量和缩小炮的口径，所以在1936年，当政府终于批准建造新战列舰时，不可能把十四吋口径炮或三万五千吨排水量的条约限制置之不理。而〃英王乔治五世〃号级战列舰的设计，在确知其他国家在最近的将来是否继续接受条约的限制之前，就不得不开始进行。事实上，〃英王乔治五世〃号级军舰的炮塔，直到1936年5月才开始定造。如果海军部把设计的决定推迟到1937年4月以后进行的话，则到1941年，可用的军舰就只有两艘而不是五艘了。如果外国到时超过华盛顿条约的限制，那时，1938年计划开始建造而将于1942年完成的军舰的设计，就可以采用较大的吨位和口径。
如果我们终于不得不建造前后对称的十六吋口径炮舰，而同时又不牺牲〃英王乔治五世〃号级在结构上的坚固性和其他特性，则其排水量就得大为增加。结果造成的军舰不能通过巴拿马运河，除了增加每一艘军舰的造价外，我们还得扩充我们的船坞。海军部同意我的主张，即认为设三座炮塔共九门十六吋口径炮的军舰优于四座炮塔共十门十四吋口径炮的军舰。他们后来设计的战列舰，都是只有三座〃多管炮塔〃的军舰。
在把这份篇幅很长很厚的文件加以研究以后，我认识到我们不能因要在第一批的五艘战列舰中安置较大口径的炮而拖延了。作出的决定已不能更改。但我还是提出，作为准备措施，应早日把较大口径的炮和炮塔设计好，现在还得造好必要的工具和设备，以便炮厂能够改制较大口径的炮，即便要花相当的费用也在所不惜。
我和海军部讨论战列舰的设计时，我还不知道他们已经进行设计，并做出了十四吋口径炮的四联装炮塔即总共十二门炮的图样。如果那时我知道这一点，我就得重新考虑我的意见了。所谓〃多管炮塔〃的用语，使我发生误会。三座四联装炮塔，可能避免我在设有四座炮塔的军舰上所看到的许多缺点。十二门十四吋口径炮的威力，虽不能同九门十六吋口径炮相等，但在金属的重量方面却有相当大的改进。
然而，海军部的这种方针却产生了不幸的后果。设计这种全新的十四吋口径炮的四联装炮塔，拖延了很多时间。工作开始不久，海军部就决定将重叠于船前的第三座炮塔改为双联装炮塔。于是，二三千件复杂的机械配件都得重新设计。
这次计划的变更又使〃英王乔治五世〃号和〃威尔斯亲王〃号的完工延迟了至少一年之久。还有，我们的新舰现在已减为十门炮，于是，我以前认为它的舷炮齐射时后座力不如十六吋口径炮好的那种看法，又更站得住脚了。在这个时候，美国人解决了把三座有三联装十六吋口径炮的炮塔装置在三万五千吨的船身上的问题。法国人和德国人采用了十五吋口径炮，法国人在两座四联装炮塔上装八门炮，德国人在四座双联装炮塔上装炮八门。德国人也像日本人一样，无意接受条约的限制，〃俾斯麦〃号的排水量便超过了四万五千吨，因而具备了一切有利条件。只有我们，在这许多年之后才决定建造五艘与我们海军生命和保持我们制海权息息相关的战列舰，但结果还是从十六吋口径回到十四吋口径，而别的国家则加大了口径。因此，我们建造的几艘军舰，每一艘都用了五年的工夫才能完成，而且都没有达到其应有的更大的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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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6月15日，第一海务大臣领我到波特兰，让我参观〃潜艇探测器〃。这是侦察在水下的潜水艇的仪器，其方法是发射声波进入水中，当声波遇到钢铁结构时，便反射回声。
根据这种回声来测定潜水艇的方位，可以相当准确。我们在第一次大战结束时，这种新事物刚刚开始。
我们在旗舰上过夜，同海军总司令福布斯爵士作了一次长谈。次日整个上午，我们都在反潜艇学校度过，他们给我讲了差不多四个小时，我得到极其详尽的报告。于是我们乘驱逐舰出海，当天下午和晚上，他们为我举行了一次极有趣味的演习。几艘潜艇分布在附近的海域上。我站在这艘装有〃潜艇探测器〃的驱逐舰的舰桥上，另一艘驱逐舰约在半哩外，二者始终保持联络，我看到并听到了全部过程。这是海军部的神圣的宝贝，是他们专心致志、埋头搞了一代的时间所获得的成绩。以前我曾常常批评他们的政策。但在这次，我无疑地同他们一样，对他们的成就作了过高的评价，我一时忘了海洋是多么地辽阔广大。虽然如此，这二十年中，假如每年没有花大量资金，雇用和训练数以千计的技术熟练的官兵来进行研究，并且拿不出什么东西来虽然是微不足道那么，我们在对付德国潜艇的问题上（后来事实证明是十分严重的问题），也许除了吃败仗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给查特菲尔德的信中写道：
我常常回想起你让我参观的那些情况，我深信国家要感谢海军部和掌管海军部的人，我深信，他们多年以来忠心耿耿地努力工作，使我们能够避免最大的危险之一。
使我惊奇的是，〃潜艇探测器〃指示得清晰而有力。在我想象中，原以为它的指示是隐约的、模糊不清的。我绝没有想到我竟会听到潜水艇那种东西会自投罗网。这是一种惊人的方法和成就。
〃潜艇探测器〃本身没有征服潜水艇，但是，如果没有它，则潜水艇就征服不了
第十章 对意大利的制裁
1935年
第二次重大打击阿杜瓦之战的记忆审慎时期在外交部的一次谈话和平投票英国海军在地中海的实力霍尔爵士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发言和英国海军的调动我在卡尔顿俱乐部的发言墨索里尼侵犯阿比西尼亚在英国的强烈反应兰斯伯里先生辞去议会工党领袖的职务假制裁鲍德温先生的和平决定保守党会议鲍德温先生对选举所采取的行动他的巨大多数霍尔…赖伐尔协定议会的动乱我在国外墨索里尼征服阿比西尼亚对欧洲的影响。
世界和平现在又受到了第二次重大打击。英国丧失了空中均势之后，接着就是意大利投到德国方面。这两件事合在一起，便使希特勒可以沿着他早已决定的狠毒的路线前进了。
我们看到墨索里尼对维护奥国的独立有过不少帮助，这对中欧与东南欧有重大意义。现在他却要走到相反的阵营中去了。
纳粹德国也不再孤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主要协约国之一，竟然很快就同它携手合作。安全的天平发生这种一头沉的转变，我心里十分不安。
墨索里尼对阿比西尼亚的野心，是不符合二十世纪的伦理道德的。这种野心是属于黑暗时期的行为，那时白种人认为他们有征服黄种、棕种、黑种或红种人的权利，用优越的实力和武器来征服他们。在我们现在的文明时代，人们所犯的罪恶和残暴行为是以前野蛮人所畏缩不敢犯，或至少没有能力去犯的，像这样的行为，非但古老陈旧，而且不可恕宥。
况且，阿比西尼亚还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说来奇怪，1932年坚持要使阿比西尼亚加入国际联盟的，就是意大利；而加以反对的，乃是英国。那时英国认为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性质，以及这块野蛮地域中所盛行的暴君专制、奴隶制度和经常进行部落战争等等，都与国际联盟的会员资格不符。但意大利偏要这样做，于是阿比西尼亚便成了国际联盟的一个会员国，享有国际联盟所规定的一切权利和它所能赋予的安全保障。
阿比西尼亚问题的确是测验这个世界政府机构是否能够满足一切善良的人对它所抱的希望的一个问题。
意大利的独裁者并非只是为扩张领土的欲望所驱使。他的统治、他的安全，是依靠威望来维持的。四十年前，意大利在阿杜瓦所受到的战败耻辱，以及那时一支意国军队不但遭受歼灭或俘虏，而且很丢脸地被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引起全世界的讪笑，使所有的意大利人莫不痛在心头。他们曾经看见英国人在经过若干年后，如何洗雪在喀土穆和马祖巴的战败之辱。在意大利，报阿杜瓦战败之仇，就像法国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一样，令人显得扬眉吐气。墨索里尼想不冒很大危险，不费重大代价，轻易地巩固他本人的权力，或者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提高意大利在欧洲的威势，这似乎只有洗雪几十年前所蒙受的污辱，并且把阿比西尼亚并入最近建成的意大利帝国版图才能办到，此外就没有其他办法了。
所有这些思想，都是错误的和卑劣的，但是，想了解别国的观点，总不失为明智的事，所以或许可以把这些思想记录下来。
当我感到反抗纳粹德国重整军备的可怖斗争已无可阻挡地、大踏步地迫近的时候，我实在很不愿意看见意大利和我们疏远起来，甚至跑到对方阵营中去。毫无疑问，在这个时候，如果国际联盟的一个会员国对另一个会员国的进攻没受到非难，就将最后破坏国联作为集合各国力量的因素，而只有这种力量才足以控制复兴起来的德国的威力以及可怕的希特勒的威胁。从国联尊严受到维护上所能得到的好处，多半要比意大利所能给予、保留、或让与的为多。所以，假使国际联盟准备用各会员国的联合力量来抵制墨索里尼的政策，那么，我们就有责任真诚地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是从各方面看来，英国似乎没有带头的义务。面对着德国的重整军备，英国必须考虑到自己因为丧失空中均势所导致的弱点，而且更须考虑到法国的军事地位。有一件事是明显而确定的：
如果英国充当领导，他就不能姑息，因为姑息手段，于国际联盟毫无用处，而对英国则是极其有害的。如果我们认为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决裂对欧洲的法律和安宁来说是正当而必需的，我们就必须把他打倒。打倒了这个较小的独裁者，或许可以把所有的力量这些力量现在仍然具有压倒优势连结起来，发挥作用，从而使我们能够遏制那个较大的独裁者，以防止德国掀起第二次战争。
这些一般的感想，就是本章记述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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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斯特雷扎会议以来，墨索里尼企图征服阿比西尼亚的部署就日趋明显。对意大利这种侵略行为，英国的舆论显然是会加以反对的。在我们当中，那些认为希特勒的德国非特危害和平而且危害人类生存的人，都对当时被认为是一等强国的意大利竟然从我们这边倒向那边而感到焦虑。我记得有一次宴会，在座的有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和达夫·库珀先生，那时库珀先生还只是一位次官，在这次宴会中，人们已明显地预见到欧洲均势上这种不幸的转变。大家提出一个计划，在我们当中请几位去见墨索里尼，对他说明，如果他发动侵略，在英国将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什么结果。这件事情没有下文，即使去了也不一定有什么用处。墨索里尼像希特勒一样，以为英国是一个已被吓倒的、精神萎靡的老妇，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只是吓人而已，无论如何也没有发动战争的能力。跟他要好的劳埃德勋爵曾注意到，当1933年牛津大学学生发表拒绝〃为国王和祖国而战〃的乔德决议时，曾给他留下多么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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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我在议会里表达了我的忧虑：
我们似乎已经给人一个印象，就是我们自己像一只挂上铃子的羊或一位向导一样，正在向前走，领导着欧洲舆论，去反对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野心。甚至有人建议我们采取单独行动。我听到外交大臣说，此说并无根据，才使我放心。我们必须尽我们的责任，然而我们必须只根据其他各国都承认的义务采取共同行动。我们并没有强大到可以去做全世界的立法者和发言人的地步。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但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能被要求去做超出我们的责任的事情……
在现在，确实有一团乌云笼罩着英意两国的深交旧谊；这一团乌云，我看是不易消散的，虽然每一个人的确都希望它会消散。我们两国之间是有老交情的，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一件只有很少人知道的事实，就是在上一个世纪，当意大利加入三国同盟的时候，它特别地要在条约上规定，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同盟条约规定的义务不得导致它同英国之间的武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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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间，外交大臣请我和反对党领袖分别到外交部看他。
关于这些磋商的事情，已由政府公布了。霍尔爵士对我说，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侵略，已引起日益加甚的焦虑，并且问我，应该准备怎么样来反对它。我在答复之前，希望能多了解一些在两位大臣领导下的外交部的内部的和个人的立场观点，便问到艾登的见解如何。霍尔说：〃我去叫他来。〃于是，几分钟后，艾登笑容可掬地来了，态度十分和气。我们进行了一次愉快的谈话。我说，我认为外交大臣·可·以·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