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米切尔传记的作者，克雷格·费兰（Craig Phelan）的话说，公众眼中的米切尔是“一个和缓节制的王子，一个提倡用正义的方法而不是革命的手段的进步人士，一个随时准备仲裁任何辩论的人”。
由于罢工一直拖延下去，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于是邀请米切尔来到白宫，与接替高文执掌瑞丁公司的乔治·F·巴尔（George F。 Baer）一起，共同商议解决的办法。巴尔不善于维持与公众的关系，他曾经宣称，保护工人福利的应当是神派来掌管美国财富的人，而不是工人闹事的煽动者。在那次讲话之后，他得到了一个绰号：乔治·“神授权力”·巴尔。在白宫，巴尔十分傲慢无礼，一次次地冒犯米切尔会长，以致于罗斯福总统说差点儿“把他从窗户扔出去”。
最后，罗斯福跳过巴尔，责成当时仍控制着各铁路公司的J·皮尔蓬·摩根来解决罢工的问题。虽然矿工们的工资只增长了10％，这个结局却赢得了很多欢呼，因为这标志着团结的胜利，也是对煤巨头们的一次有力的冲击。它是美国劳资关系中的一块里程碑，因为这是总统第一次介入大型劳资辩论并且站在工人这一边，它也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煤矿工人领袖和平、怀柔的形象，用费兰的话说就是，“一个联盟领导者的新模式”。
1902年的罢工也给人们上了生动的一课，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已经多么依赖煤，而一旦煤的供应出现短缺，这个国家将遭到怎样的伤害。在罢工已经平息之后，又过了几个月，煤的供应和价格才恢复正常，而一些地区也因此而面临困境。1903年1月，伊利诺斯州阿科拉（Arcola）镇的300名市民，温和地袭击了一列运煤的火车，那火车是开往芝加哥的，只是中途稍事停顿。之所以发生这次袭击，是因为阿科拉镇的煤供应已经中断一个月了，一半的市民无煤可用，商店不得不停业一个星期。当铁路公司拒绝卖煤给这个小镇后，这些好市民只得用他们的马车包围了火车，然后爬上装煤的车厢，开始铲煤。这次袭击行动的倡导人包括镇上的两位银行总裁、两位部长和一位警官。其中一位银行总裁还细心地计算了每个人运走的煤的数量，以便以后向铁路公司支付赔偿。
显然，美国的煤供应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政治问题，而是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的。当时，在全国大部分地方的许多城市和小镇，有无数人依靠煤来取暖、做饭。一些农村家庭仍然使用木头取暖，但是随着炉子这种颇具争议的用具日益增多，木头已经不那么时兴了，因为很难把它砍成适合炉子的那么小块儿。
正如当初英国人也很不情愿接受炉子一样，美国人不喜欢炉子，也有着相同的理由：它们把火藏起来了。对于很多人来说，露在外面的火焰是家庭温暖的主要标志。哈里特·比彻·斯托威曾说过，敞开的炉膛“喧闹、欢快地燃烧着，仿佛在发出邀请，还舞动着火舌”，正是这种温暖的记忆鼓舞着勇敢的战士们度过了艰苦的战争年代，他还说，战士们决不肯“为了保卫不透空气的炉子和锅灶而光着脚在雪地上流血牺牲”。
然而，节省燃料终究还是战胜了传统的习惯和美丽的外观。19世纪30年代，完全用铸铁箍起来的炉子开始迅速普及，而南北战争之后，更是成了普遍的用具。自从我们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之后，那敞开的炉火、跳动的光芒就一直是人类日常家庭生活中的亮点，但在当时的许多美国家庭中，它却消失在一个铁盒子里。（也许这一失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一个世纪之后，作为跳动的光芒替代品的电视，受到了如此热烈的欢迎。）失去了敞开的炉火，家庭生活还在另外一个方面发生了重要变化：做饭。从远得无法追忆的时候起，人们就不得不弓着身子在火上做饭，现在终于可以站起来了。
在1897年的Sears目录上，我们可以看到，一只样式简单的炉子售价5。97美元，而样式最奇特的炉子则售价48美元。当初的炉子都是用铸铁制成的，后来才逐渐换成轧钢的，里面还填上了一层层家常的绝缘体——石棉。当然，有些炉子是专为取暖而设计的，就没有做饭的地方，但厨用炉子都是在火箱上直接有一个空缺，以便尺寸合适的锅可以坐在火上。在火箱的下面或者旁边，是一个封闭的烤箱，它吸收附近火炉节气闸的热量，并且使火炉散逸出来的热量在从烟囱管跑出去之前，能够传到下面的烤箱周围。炉子可以烧木头，也可以烧煤（烟煤和无烟煤都可以），或者既烧木头也烧煤。作为家庭燃料，煤在很多方面都比木头方便：它不用劈，能比相同重量的木头释放出更多的热量，而且煤火比木头火更持久、更稳定。尽管以现代的标准衡量，炉子可就一点儿也不方便了。
仅仅点燃炉子这一件事就很复杂，家政学的课本和一些妇女杂志都有很多建议，教人们如何正确点燃炉子。首先，要把上次燃烧残留下来的炉灰清理出炉膛——但不要彻底清除，因为把一些烧得半透的煤留在炉膛底部是有用的。由于煤不容易点燃，所以可以先往炉膛里投放一些油纸和木屑，然后再放大一些的木条，注意要十字交叉着放，这样不仅可以防止煤漏下来，还可以保证空气流动。这时可以加一些煤，但不要太多。然后在烟囱管里塞一卷儿燃烧的纸，以形成上升气流。在点火之后几分钟，等第一铲煤已经开始燃烧，就可以加入更多的煤了。要不时地松一松炉灰，并且继续加煤（有一本杂志建议，可以戴着手套小心地把大小煤块协调着放好）。此外，还必须不断地调整节气闸和通风孔，以控制气流和燃烧。炉子通常整天烧着，有时整夜不熄，以避免重新点火的麻烦，还可以供应随时可用的温水，并且让整个厨房保持温暖。
1899年．波士顿家务管理学校（Boston’s School of Housekeeping）的一项试验表明，每天需要花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照看一座现代煤炉。其中大部分时间花在维持炉火的基本程序上——运煤（292磅煤可以用六天多），调节炉火，添加燃料，筛选并清空炉灰——但是还有1/3的时间是用来在炉子表面涂上黑铅，以防止炉子生锈。“黑铅”是石墨的通俗叫法。煤在过长的“煤化”过程中受到强烈的积压和加热，最后只剩下了碳，这就生成了石墨——至少绝大多数石墨是这样形成的。*像钻石一样，石墨也是纯粹的碳，只不过更软，它有很多微小的用途，比如制造铅笔和防止铁锈。
就这样，人们每周花好几个小时照看他们炉子里燃烧的煤，然后再花几个小时，更细心地在炉子外面涂上一层过度加工的煤。这些滚烫、乌黑、浑身裹着烟灰、不含碳的精灵们，就像庞大的煤雕塑，成为数百万家庭的主要角色，尽管需求永无止境又难以控制，但它们却用石炭纪的能量温暖着厨房。这在一年中的大约八个月里是一种福音——厨房的煤炉通常是家庭的惟一热源——但在余下的时间里则是一种诅咒。当然，有一个难题就是，煤炉由于使用固体燃料，因而不能在需要的时候立即扭开，在做好饭之后及时关掉；在做饭之前，它需要很长的时间预热，而用完之后，也没有便捷的方式熄火，除非把炉子里的燃料全都浪费完。20世纪早期一些家政学方面的书，推荐那些财力允许的人们另外买一只煤油炉在夏天使用。
在一些大家庭，客厅和卧室的炉子用的煤更多。1869年，凯瑟琳·巴彻（Catherine Beecher）和她的妹妹哈里特·巴彻·斯托威（Harriet Beecher Stowe）估计，在冬季，中太平洋的一个煤炉要用3吨无烟煤，而北部的一个煤炉则要用4吨。这种使用中央取暖设备的新尝试意味着，在一些较大的新式家庭里，连地下室都得用煤。巴彻姐妹并不怎么喜欢这些封闭的暖气炉，她们相信，如果是没有经验的主妇使用这些暖气炉，那么她的家人“不仅可能碳酸（二氧化碳的水溶液）中毒，或者缺氧致死，而且还会因得不到空气中应有的湿气而感到不适，或者健康受损”。
的确，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室内空气的质量，这不仅与暖气炉有关，也通常与火炉有关。人们都知道，有裂缝的火炉会导致家庭一氧化碳中毒，这种气体真的可以置人于死地，但巴彻姐妹描述的却不是这个，而是——因一种更微妙的“受损了的”气体而中毒。她们担心火炉会把空气变得有害于健康，因为它像人一样消耗氧气、释放出二氧化碳。不知为何，这种担心与仍然存在的沼气致病理论和由此发展而来的细菌理论绞在了一起。在这些理论的笼罩下，不透气的房间似乎成了一个个死亡陷阱，家庭主妇也多了一份职责：为了维护家庭的健康，她得让窗户一直开着，哪怕它嘎嘎地作响。空气质量已经不仅仅是个健康的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妇女的问题，而且此后几十年里一直如此。
煤在家庭生活中还有一个常见的用处：照明。当看到巴彻姐妹所描述的19世纪60年代，气体照明已经从英国传到了美国的城市和一些大乡镇的时候，您不要以为那是天然气，那其实是煤气。在乡镇边缘的煤气厂里，煤被烘烤，释放出煤气，然后，这些煤气通过地下管道输送到路灯里，以及人们的家里。这种穿过墙壁和天花板、到达照明器具里的煤气管道，由一个小小的开关控制着煤气流动的开始和停止（如果这些开关失灵，则后果不堪设想）。最后，照明器具一般都在喷气火焰的上面罩一个白热灯罩，这样会比无遮无掩的灯光更集中，因而更明亮。这些灯罩通常还裹着球形的玻璃，而样式最奇特的树枝状的灯，有时候被称为“煤气吊灯”。
第二部分 全速前进第17节 煤君主沉浮录（3）
南北战争后，那些没有煤气的地方使用的光源主要是煤油。煤油是第一种市场广阔的石油产品，并使标准石油早在汽油和内燃机崛起的很久之前就得以建立自己的工业帝国。这些光源虽然陈旧，但却终究把抹香鲸油推出了历史舞台。这样，煤和石油就拯救了鲸，就像煤在几个世纪以来拯救了仅存的森林一样。
煤气光源的广泛普及之所以重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人们开始习惯于“从户外”获取燃料——以社区为单位的分配体系也随之应运而生——而不是依靠他们自己的燃料储存，地方政府也把能量分配看作市政功能应有的组成部分。有了这种人类以前从未体验过的气态燃料，人们也觉得生活更加舒适了。由此，煤气灯的时代就为电网和天然气网的出现铺平了道路，而它们也将成为后来提供家用能量的主力军。煤气也是第一个与石油直接争夺国内能源市场的煤产品。随着城市的发展，煤气的使用越来越广泛，而煤油的领地则日益缩小，最后只剩下了农村。煤彻底在照明市场取胜，还是在煤气和煤油都被电取代之时，因为几乎所有的电都是依靠煤而产生的。电的出现，标志着煤在与石油的战争中打了个漂亮的胜仗。
1902年的罢工更加明显地表明，美国已被分为清洁的无烟煤城市和肮脏的烟煤城市，前者如纽约、费城和波士顿，后者有匹兹堡、芝加哥、圣路易斯、辛辛那提和伯明翰等。*在纽约市，罢工引起了无烟煤的短缺，从而导致无烟煤价格上涨，用煤的人们不顾城市法律的规定，纷纷改为使用烟煤，给居民们带来了危害。据说有些工厂在天黑之后就换上烟煤，这样，煤烟不会引起太多的注意。那年6月，《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上曾有一个悲伤的标题：“首都陷入烟幕的笼罩”，在使用烟煤的城市里，每天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在罢工期间，曾有人写信给报社的编辑，为越来越多的人非法使用烟煤而悲叹不已，他在信中发问：“匹兹堡和芝加哥已在遭受那诅咒，难道我们也要把自己推向那痛苦的深渊吗？”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的那些燃烧烟煤的工厂，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把匹兹堡推向了“痛苦的深渊”，而他选择住在纽约，他在这时警告人们：“如果纽约容许烟煤立足，那么她将失去她骄傲地列身于世界伟大城市的一个重要资格：她纯净的空气。”
纯净的空气在使用烟煤的城市里已经看不到了，而且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再看到。大部分烟煤城市都把煤烟视为工业发展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并认为工业不仅是他们的物质财富之源，而且还是现代文明的源泉。这种信念一直牢不可破。到了19世纪末期，它开始与另外一些人所坚决拥护的观点格格不入，这些人认为，文明的生活应当是清洁的、美丽的、健康的，最终是道德的。简而言之，煤烟已经与崭露头角的环境论哲学产生了冲突。
也是在大约这个时候，美国人正越来越欣赏最荒芜的自然景致。反污染的呼声一再高涨，但这声音的来源却不是森林，而是厨房。抨击那些烟囱的是一些女性，长久以来，为了保护家人的健康，她们一直很注意保持家庭卫生，如今她们除了采取正面的清洁措施之外，还拧成一股绳，积极投身于一项被称为“地方家政管理”的运动。
全国中等和中上等阶层的女性们，只要尚有闲暇，便积极投身于一些地方性的俱乐部，如匹兹堡保护妇女健康协会，圣路易斯星期三俱乐部，等等。然而，煤烟并不是各地家庭主妇们心目中惟一的城市污点。事实上，她们发起的是更大规模的改善运动，“除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他的焦点还有水供应、污水处理和固体废物的转移等。对于其他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应当说很简单，但耗资颇广：由公众募捐大量资金，进行基础建设。市民和商人都必须纳税，从而享受更舒适的福利设施。而对于煤烟，政府不但没有通过公众集资来解决，反而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措施：说服那些往空气中排放煤烟的人自己寻找解决的办法，并自行负担费用。*
女性俱乐部有很多联盟——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