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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在位期间，中央政府曾派出许多委员会调查全国木材短缺的状况，每一个委员会都确定地说，全国的森林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当时的作家们都为英国木材的流失而感到惊慌，他们认为那大片的森林已经“严重地衰减和损坏”了。这种对森林的破坏不仅意味着燃料的短缺，而且还将威胁每个人的家庭生活和几乎每种工业的运转；此外，这也预示着当时许多重要的建筑材料即将匮乏。木材在几乎所有的建造方面都派得上用场，包括房子，家庭用具，手推车，劳动工具，容器，当然还有船。海军认为木材的短缺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因此，国家通过了一些法律，限制对木材的砍伐，并且加重了对偷盗木材者的罚款。在艾塞克斯郡，那些因“偷盗树篱”而被抓的人，将被“鞭打至鲜血淋漓”。
在城市里，能够更加敏锐地感觉到燃料的短缺，尤其在伦敦。整个英国的人口是处于增长的趋势，而伦敦的人口则增长得更快。当然，由于城市不断扩大，附近郡县的森林渐渐被砍伐至尽，因此人们不得不从越来越远的地方拖运木材。木材主要用于家庭的取暖和做饭，但很多生产流程也离不开它。一项统计表明，单单是伦敦的酿酒者，每年就要烧掉2万货车的木头。由于燃料短缺越来越严重，木头价格的上涨速度已经超过了通货膨胀；贫民们苦不堪言，因为燃料已占据了他们绝大部分的生活开销。
那段日子里，伦敦居民的生活尤为艰难，他们甚至无法在家中取暖。也是在那时，欧洲进入了一直延续到18世纪的所谓小冰期。就平均温度而言，自从最后一片薄冰从北半球消融之后，那是欧洲最冷的一段日子；人们跌入漫长的严冬，泰晤士河偶尔会被冰层覆盖。据说，在1564年至1565年的冬天，伊丽莎白女王每天都到河面的冰层上散步。在1607年至1608年的冬天，伦敦的人们在泰晤士河上举行了第一次冰上集市。小贩们卖着吃的和喝的，人们兴高采烈地进行着各种娱乐活动，有的跳舞，有的打保龄球。在此后的两百年里，人们曾多次举行这种集市，而且一次比一次精巧。
如果16世纪的燃料短缺愈演愈烈，那么它最终不仅会减缓伦敦经济的发展，还将影响到伦敦人口的增长。像当时的大多数城市一样，伦敦的出生率一直低于死亡率；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部分是因为瘟疫、天花和伤寒的间歇性爆发，它们很容易在拥挤的城市贫民中传播。墓地里的坟墓在不断增加，城市要想发展，就必须从农村吸引更多的居民，填补死亡所造成的空缺。但是，人们尽管迁居心切，却不得不考虑，燃料短缺仍没有得到解决，这不仅会遏制经济的发展，而且将使原本就不方便的城市生活变得更加困难。最终，伦敦的生活会变得让人难以忍受，人们于是宁愿选择待在农村，这样离森林更近，而且起码他们可以在自己家里取暖、烤面包。后来，由于森林仍在继续缩减，燃料的短缺可能会减缓整个国家的人口增长。人口统计学的研究表明，在前工业时代的英国，经济的不景气导致了人们的晚婚，和人口出生率的降低。
但是，能源危机却从未像燃料危机那样严重，这要归功于——煤。16世纪70年代，英国国内的用煤量剧增，到1603年，也就是伊丽莎白统治末期，尽管人们对煤的抱怨仍不绝于耳，但煤已经成为英国重要的燃料来源，伦敦的富人们尽可能地避免用煤，因为他们依然蔑视煤烟。在1630年有一种传言：三十年前，“伦敦体面的女士们从来不进入烧海煤的人家或房间，也不愿吃任何用海煤烘制或烧烤的肉”。然而几十年后，那些体面的女士和先生们屈服了。在17世纪20年代，煤昂首进入了富人家的大雅之堂，就像进入贫民家一样。
第一部分 可以移动的气候第5节 英国的宝石（3）
到17世纪，伦敦的人口已经达到了20万，是50年前的将近两倍，而且增长的速度还有望提升。（到1750年，伦敦也许就能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伦敦的城市规模已经可以容纳日益增长的专业化人员，他们促进了商业、金融业、法律和教育等机构的发展，开创出繁花似锦的文化景象，伊丽莎白时代也因此而名扬后世。伦敦的贸易商们将英国一步步推向世界；最终，他们把持了国际布料交易，并且在与美洲的贸易中发家致富。不久以后，英国就摆脱了半殖民的地位，一跃成为世界贸易强国。
许多年前，烟囱还只是上流阶层享有的小小奢侈品，但如果没有后来它的普及，煤就不会走进伦敦人的壁炉和家庭。在16世纪中期，即使在最简朴的家庭，也可以见到烟囱。而有人却为这种发展感到惋惜，因为他们相信，那早些年曾经充斥房间的木头烟，不仅能使家中的木材变硬，而且可以保护居民的健康。虽然如此，但是不得不承认，正是烟囱的建造和使用的普及，使得人们在木材稀缺时能够从烧木材过渡到燃煤。由用炭火转为用煤火时，人们应当把壁炉和烟囱改得狭长一些，以便空气能够充分参与燃烧（建筑学意义上的这点儿改造，为许多年轻人提供了诸如清扫烟囱之类的工作机会）。烟囱的普及不仅改善了室内空气的质量，而且还促使煤有用的能量和与之伴随的污染分道扬镳——温暖通过管道进入房间，而煤烟则被排放出去，任由外面的世界品尝这苦果。
不久，伦敦居民对煤烟的忍受程度就受到了检验，因为越来越多的煤烟从各家各户的壁炉中倾泄而出，进入城市的空气中。在1578年，有报道说，伊丽莎白一世“对海煤烟的味道感到无比伤心和苦恼”。1603年，伦敦一个酿酒富商的儿子，休·普兰特（Hugn Platt），写了一本书，试图把伦敦从煤烟中拯救出来，那书的名字叫：《煤球——一种新型、便宜和精巧的燃料，由海煤和其他易燃物混合而成，气味甜美，数量众多》（A new； cheape； and delicate Fire of Cole…balles； wherein Seacole id by mixture of other bustible bodies both sweetened and multiplied）。（普兰特在当时已经很出名了，因为他写过一本教女人如何驻颜的小册子。）在这本介绍煤球的书中，普兰特指出，煤烟已经对伦敦的建筑物和植物带来了危害，但他并不把这视为一个全新的难题。他的专利技术是从在美洲大陆的实践中得出的，方法是用煤和肥土制成煤球，他认为这样可以减少煤烟的危害，至于原理则是不可言传的。
在17世纪，随着伦敦居民燃煤量的增长以及城市的扩展，伦敦的空气质量变得越来越糟糕。有一本名叫《防烟（Fumifugium）》（该词从拉丁文fumo“烟”和fugo“驱走”而来）的书，生动详细地描述了这一问题。这本书是1661年写成的，作者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是一位著名的英国作家兼政府小官员。他对艺术、建筑、园艺和政治都很感兴趣，他发现伦敦的空气质量比欧洲任何其他城市都差。他看到煤烟从各种资源中喷薄而出，于是写道：“伦敦这座城市号称理性动物的聚居地、至高无上的君主宝座，其实更像艾特纳火山、火神的庭院、斯特龙博利火山岛，或者地狱的郊区。”1700年，作家蒂莫西·诺斯（Timothy Nourse）发表了一篇关于伦敦空气的论文，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虽然伦敦魅力惑人、荣誉重重，但那空气中充斥的浓郁的煤烟意味着，“也许在欧洲所有的城市中，再也没有比伦敦更肮脏、更令人不快的地方了”。
当然，我们并不能确切地知道伦敦的空气究竟受了怎样的污染，但许多轶闻趣事却让我们略知一二。伊夫林在书中描述了阳光是如何艰难地穿透煤烟，还写道，旅行者往往在几英里之外，还没有看到伦敦，就已经闻到了煤烟的味道。他还观察到，煤烟所到之处都会留下一种“黑乎乎的细屑”，那细屑“不仅含有硫，而且还有刺激性和穿透性很强的酒精，能够腐蚀最纯的铁棒和最硬的石头”。诺斯也警告人们注意煤烟对建筑物造成的损伤；确实，“我可以明白地说，煤烟用它那隐匿的邪恶之手，剥落并威胁着建筑物”。
煤烟对物质的破坏并不仅限于户外。伊夫林提醒人们，煤灰可以渗入每一个房间，“悄悄溜进我们非常隐秘的壁橱，和最珍贵的储藏室”，在每样东西上留下“黑色的肮脏微粒”。家具、被褥，尤其是壁挂，都遭到了煤烟的严重侵扰。诺斯写道，挂毯由于常年遭受煤烟的破坏，“不仅会失去华采，而且还会散发出浓烈的臭味”，因此用壁板装饰墙壁成为一种时尚。
布料也深受煤烟和煤灰的危害，需要经常清洗。这不仅恶化了伦敦原本就已经相当严重的卫生问题，而且使得伦敦富人与准富人之间的差距更加悬殊。诺斯所关注的，更多是有地位的人们的处境，而非他们的财富，因为为了去除被污染的空气中的煤烟味道和煤灰颗粒，他们已经濒临破产。“总之，在这么多不可避免的麻烦中，那些富人无法舒服而清爽地生活，无法显得举止文雅、气定神闲，而要想采取大规模的改善措施，则需要更多的金钱，这是目前他们尚不具备的；其他那些（其实是很多）人，生活的天地更为狭窄，却心怀在社会上崭露头角的雄心壮志，但由于其出身和资质的限制，他们往往会力不从心地败下阵来，转而与和自己水平、地位差不多的人结伴前行。”
被雨吸收的煤烟也确实是个难题，雨水涤去空气中的煤灰，再落到地面上时就成了一个个黑点儿。（18世纪的伦敦人喜欢撑黑色的防护伞，这毫不奇怪。）于是，这些煤灰就为伦敦那以脏闻名的街道铺上了一层黑色的地毯，直到再次变干、被风吹散。诺斯也曾抱怨街道上的那股煤烟微尘，他写道：“当人们认为自己在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其实已将含有硫磺、散发着臭气的颗粒吸进了肺里，这些极具杀伤力的颗粒足以使普通的喷嚏恶化成中风的那种喷嚏。”然后，按照伊夫林的描述，这些煤灰都一古脑流进了泰晤士河，它们给那些游泳的人们穿上了一件可以看见的黑色外套，即使他们离伦敦城还有几英里的距离。
污染对植物的影响一开始就很明显了。普兰特在1603年开出的“煤球”的处方，正是为了减少园林所受的污染。1661年，伊夫林写道，煤烟已经给蜜蜂和花带来了灭亡，许多品种的花都从伦敦绝迹了。至于果树，生长在伦敦的“那些倒霉的水果”有一种“苦涩的、令人不愉快的”味道，而且都不能完全成熟。1700年，一本名叫《城市园丁》（City Gardener）的书问世了，书中列举了一些可以在煤烟中顽强生存的植物，它们将因此而在伦敦及其他燃煤城市的园艺中受到冷落。
伊夫林确定地说，他所指责的污染也正危害着伦敦居民的健康。伦敦人的痰变得越来越黑，他们还不停地咳嗽、吸溜鼻涕，教堂里时时有责骂声、吐唾沫声，伊夫林把这一切都归罪于煤。他音乐界的朋友从乡下来到伦敦之后，纷纷抱怨他们的音域少了三个音符。伊夫林还描述了游客们来到伦敦后，通常如何出现种种身体不适的症状，而当他们一离开伦敦，这些症状就马上消失了。总的说来，他相信，“伦敦是世界上咳嗽、肺结核和其他肺病最猖獗的地方”。
此外，伊夫林和诺斯都相信，煤烟正在谋害人们的生命。伊夫林写道，煤灰引起的肺结核杀害了“众多的生命”，并断言，将近一半的伦敦死亡者都是死于某种肺功能的失调。诺斯还特别注意到了煤烟对婴儿的影响，他写道：“在这种散发着臭味且烟雾弥漫的空气中，也许那些出生的婴儿很难在伦敦长大；因为他们新生的躯体就像脆弱的植物或者花朵，很快就会在这硫磺般的空气中枯萎。”
当然，只凭这些作家对煤烟致命性的坚信，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他们还相信，疾病是由“病毒”或者空气中散布的放射物传播的。在将近两个世纪或者更长的时间里，这种病毒传播疾病的理论影响极大；若不是路易斯·巴德斯（Louis Pasteur）在19世纪晚期做的那次实验，这种理论也许已经深入人心了。虽然这种关于病毒的理论会使人们相信煤烟是疾病的罪人，从而将责备的矛头对准煤烟，但事实上，人们的态度却十分复杂。在病毒这方面，人们最害怕的是腐烂的植物和动物的脓血，而不是烟；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在烟囱出现之前，一些英国人相信，那弥漫在房间里的木头烟是对他们健康有益的。
有一种思想流派也认为，煤烟杜绝了更多可以导致疾病的危险病毒进入人体，尤其是瘟疫。伊夫林在他那本《防烟》中，也曾特地对煤烟可以抵制瘟疫的乐观看法表示过异议；他指出，在欧洲，伦敦拥有最糟糕的空气和最高的死亡率。伊夫林声称，煤烟预防传染病的这种观点，早在1661年就已经在医学院失去了立足之地。但是，仅仅四年之后，淋巴腺鼠疫再次肆虐伦敦，医学院于是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书中介绍说，燃煤可以改善带有传染病菌的空气，但需要添加一些芬芳的易燃物，书中附有这些易燃物的清单，如雪松和香料等。（医学院还推荐人们用开枪时产生的气体来净化空气。）煤烟可以赶跑传染疾病的跳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确实在减缓瘟疫传播的方面有一定的功劳。但另一方面，被污染的空气侵害着伦敦人的健康，也许削弱了他们对瘟疫和其他传染病的抵抗力。
即使在今天，要想评估煤烟对公众健康的影响，也是很困难的。这种评估在很大程度上有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