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抵抗力。
即使在今天，要想评估煤烟对公众健康的影响，也是很困难的。这种评估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详细统计数字的完备分析，而17世纪的伦敦人还远远不具备这种统计分析的能力，但他们正努力在这方面迈出重要的第一步。于是，就在伊夫林出版《防烟》的1661年，有人创造出一种对伦敦死亡率记录的系统分析方法，他被后人视为统计学的奠基人。
此人名叫约翰·格朗特（John Graunt），是一位毫无名气的布料商。从16世纪开始，伦敦就保存有死亡人数的记录，这主要是为了让富人们知道瘟疫何时会再次盛行，以便于他们及时逃离。负责收集这些记录的是一些被称为调查员的“古代老嬷嬷”，她们的工作可不是什么好差事：检查伦敦所有的尸体，然后做记录，并确定死因。格朗特想，如果把这些数据制成表格并加以分析，或许会比单纯的数字更有用。他于1662年公布的观察结果给查理二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查理二世于是推荐格朗特去当时虽刚刚新成立却极富声望的“皇家协会”（Royal Society），还说：“他们如果再发现这样的小商人，就应当二话不说地予以接纳。”
一些调查员的分类做得比较有趣，而另一些则故弄玄虚。在死者的上面，列着死亡原因，如惊吓、悲伤、发痒、痔疮、行星、光线增强，还有一种只知道叫“妈妈”（Mother）的病。尽管如此，格朗特的分析还有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它证实，婴儿和孩子的死亡率高得惊人，大约1/3的伦敦亡故者是四、五岁以下的孩子。它也表明，肺病是导致死亡的最大元凶，死于肺病者占死者总数的1/5到1/4。如今我们已经知道，当时的人们整日生活在烟尘之中，因此可想而知，许多人正是因烟尘而病情加重致死的。
在某种程度上，格朗特自己对煤烟的看法也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伦敦的死亡率之所以高于农村、并年年攀升，煤烟是罪魁祸首；他还写道，虽然有些市民已经习惯了伦敦，住在伦敦就像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但那些新来者和孩子们却不行，因为这里的空气里含有烟尘、散发着异味儿，而且很沉闷，相比之下，还是农村的空气更有利于健康；否则，为什么那些体弱多病的人纷纷搬到农村去呢？”但另一方面，他也像其他人一样相信，煤烟能够抵制带有病毒、会使人生病的空气。
格朗特的观点在今天的法庭上都是站不住脚的。（诚然，在法庭上，一旦特殊的利益集团向某些规则提出挑战，大多数这种统计分析最终都会俯首认输，即使这分析有着流行病学的证据。）尽管如此，他的工作还是意味着，在探究燃煤对人体和环境的影响这一缓慢而系统的进程中，人类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其他人才得以分析更严重的空气污染会给工业革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已经清楚地了解了17世纪伦敦居民和伦敦市与煤的遭遇，但也许这不影响单个的人们所做出的选择。煤所造成的污染慢慢地残害着伦敦居民，但如果缺乏热量，他们的生命将更加短暂。据估计，伦敦一个贫困家庭的煤的开销占家庭微薄收入的至少1/10，或者更多，而且这还是在煤供应充足、价格偏低的前提下。这些钱买来的燃料，仅够在最冷的时节，一个房间里的一只小火炉、在一天的部分时间里燃烧——也就是说，仅能维持生存，而不能过得舒适。但要想靠木头来提供这些热量，他们就必须出二到五倍的价钱，而且，木材紧缺带来的供不应求还会导致木头价格上扬。在社会边缘地带挣扎的这些穷人，当然会选择煤作为燃料。
17世纪中期，伦敦居民不仅欢迎、而且翘首盼望煤的身影。在一次次战争期间，煤的供应被切断了，平民差点儿为此举行武装抗议。在这种所谓的“燃料匮乏期”，空气猛然清洁了许多，伦敦那些原本几近荒废的园林也恢复了盎然生机，这令园林主人们诧异不已。但与此同时，穷人们“怨声载道”，据说许多人因没有燃料而死去。当煤重新回到伦敦，人们又开始争相购买，可以预想，只要人们的家中还有煤火，伦敦的园林就只能奄奄待毙。
第一部分 可以移动的气候第6节 踏上革命的征途（1）
在学会用火的数十万年之后，我们的祖先发明了许多巧妙的方法，借助火的力量，把自然界的物质转变成各种生活用品，从金属、陶器、砖块和玻璃，到盐、肥皂和啤酒。在那忙碌而又充满创造之喜悦的黄金年代里，回荡着烘焙与沸腾、熔化与冶炼的交响曲，但我们的祖先也许想不到，他们的火还具有另外一种力量——运动的力量。对于他们来说，把物体从A点移到B点是颇费力气的，他们只能借助肌肉、水或者风来完成。（当然，如果你成心想毁坏你所要移动的东西，比如一片森林或一个敌人的村庄，那么你最好用火。）由于缺乏知识，当时的社会所能完成的体力劳动是非常有限的。
然而，在18世纪出现了一种装置，使得人类终于能够将燃料转化为动力，从而摆脱了那由来已久的限制。这种装置就是蒸汽发动机，是以煤为燃料的。事实证明，蒸汽发动机就好比工业革命搏动的心脏，可能也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一项发明。当时，为了获取一些赖以生存的日用必需品，人们不得不进行更深的钻研，而煤的适时出现，不仅“引出”了发动机，而且启发了发动机的发明者。
丹尼尔·笛福除了写过《鲁滨逊漂流记》之外，他自己的旅程也被载入了英国的史册。他在18世纪早期游览纽卡斯尔之后，曾写道：
在伦敦，我们看到大批满载煤的货船不断地抵达在这个日益扩大的城市，我们不由得纳闷：这些煤是从哪里来的？它们没有掏空整个国家吧？相对地另一面，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从各个矿坑里挖出的大量煤堆，应该说是煤山，这里有多少矿坑，我们就有多少疑惑：哪里的人们能够用得了这么多煤呢？
在笛福游览之前的一个多世纪里，纽卡斯尔就一直心无旁骛地专事出产大量煤矿。由于英国煤需求量的狂增，到17世纪早期，纽卡斯尔的传统农业经济已经被煤产业挤垮了。随着伦敦逐步与广阔的世界接轨，纽卡斯尔的市场变得越来越狭窄。在煤的时代，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和文化出场了。
不断扩大的煤矿靠一些从农村迁来的工人运转，他们如潮水般涌进纽卡斯尔，挤在矿井经营者们为他们临时搭建的小屋里。附近的当地人并不欢迎他们。在17世纪早期星法院的一宗案件记录中，一位居民指责矿工都是“下流人，是各郡县的渣滓、糟粕，像藤蔓一样从各郡县蔓延开来”，还说有些矿工是贼，有些是“可恶的诅咒者”，有些“整天醉醺醺的，有的还同时与两三个老婆相安无事，还有的是……遭人唾弃的皮条客”。这样说也许过于偏激或夸张了，但也确实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矿工的普遍态度。一面是小地主阶级，资格较老且生活稳定，一面是来自各郡县的劳工阶级，贫困而动荡，挤在临时棚屋里，在这二者之间已经很自然地滋生出一种紧张的情绪。
矿工一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排斥，通常被视为异类。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位历史学家认为，“煤成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一条鸿沟。中世纪的农民和工匠，无论多么贫困、多么讨厌，也从未像17世纪大多数矿区的煤矿工那样遭受邻居们的疏远”。久而久之，这些被孤立的矿工形成了与其他地方有所不同的习惯和口音。当这些被社会放逐的人们因无法得到某种日益重要的日用品而受到生存的威胁时，他们就会像战争时期的战士那样，萌发出团结的强烈愿望。最终，他们会逐渐认识到，如果把力量凝聚起来，他们就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也正是这种认识，激发了后来一些声势浩大的英国和美国的劳工运动，给社会带来了强烈的震动。
从一个方面来说，17世纪的英国煤矿工人是幸运的。至少他们没有生活在苏格兰。在苏格兰，整个矿工一族的命运都被煤矿牵制着，他们其实已经沦为一种工业时代的农奴。有时，矿工不得不在矿主的协议上签字，受其奴役，而换来的只是一点点薪水或者一双鞋。矿主也会给矿工新添的孩子举行洗礼，借以劝诱矿工让孩子长大后也为矿井工作。而孩子一旦进入矿井，他（她）的一生就要葬送在这里了。
典型的是，在苏格兰，采矿是一种家庭劳动：男人们在井下采矿，女人和孩子们把煤拖到地面上。就像很久以前的农业封地时代一样，这些家庭被视为一种财产，如果矿井被转让，他们也随之被卖掉。他们如果逃跑，就会被戴上“专为矿工、女巫和声名狼藉的犯罪分子准备的镣铐”。
话又说回来，暴力和威压并不是苏格兰矿主给予手下矿工的全部待遇。显然，一些矿工挣的工资其实比当时其他普通矿工要多，这表明，这些矿工除了遭遇屈辱之外，还保留了一定的讨价还价的权力。如果肉体摧残的威胁和金钱的诱惑是防止矿工逃跑的两大手段，那么我们就大概知道了矿工们在地面之下的处境。
很难想像，还有什么工作环境比17世纪的煤矿更凄惨、更危险。黑暗、潮湿、狭窄、阴冷，顶部随时可能在你头顶坍塌，空气令人窒息、中毒，或者在你脸上炸开，也可能会有水突然冲进来，把你淹没或者永远困在井底。挖煤是几项最危险的工作之一。古代哲学家认为自然界的构成要素是土、空气、火和水，而在这四个方面，矿工们都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采矿也许是那个危险的时代里最危险的工作，生动而毫不夸张地证明着一个社会为了获取燃料而付出的代价。早期一个道德学家总结说，人类要在如此可怕的环境中工作，正是上帝对人类原罪的一种惩罚。
矿工们还担心，那些莫名其妙地降临的灾难是在煤中出没的鬼怪们作祟。这使在井下的艰苦劳作更加恐怖。矿井下面充满过去生命留下的奇异印记——如蕨类植物在地下深处的一个完整印迹——这种说法对矿工们毫无帮助，因为这有悖于他们对整个世界历史的看法。
在矿工们面临的各种危险中，有三种致命的毒气，它们都产生于矿井内部，都是碳的变异，并且都是从煤自身散发出来的。第一种，叫“窒息气（choke damp）”（德语里的“dampt”或“damp”意为烟雾或水汽），大致类似于温室气体二氧化碳。这种气体达到一定浓度之后，可以结束一个生命，就像熄灭一堆火。鳞木及其他史前的沼泽植物在因“假死”而沉睡了若干年后，最终被暴露在空气中，因而得以继续腐烂，这就是煤的氧化过程，而如果在这一过程中混入了碳，就会产生“窒息气”。
在17世纪作家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无形的毒气如何出其不意地置人于死地。在一次事故中，一个包括8名男子和1名女子的小组在矿井中闯入了一片窒息气较浓的区域，结果他们全都“跪地而死，像是中了枪”。据另一次事故的记载，在窒息气的袭击下，一个矿工根本来不及叫喊，只说了声“天哪”就死了。矿工们在顺着一条绳子滑下竖井时，有时会与这种毒气不期而遇。沿着绳子，他们开始滑动，就这样走向死亡。如果遇到窒息气之后还没有立即死亡，同伴们会对那个痛苦的人施行“普通救治”：在泥土中挖一个坑，把受伤者胃朝下放着、嘴放到那个坑里。这种救治的最后一招，是给受伤者“灌满上等啤酒”； 如果这样仍然不能挽回受伤者的生命，他们就只好“绝望地结束救治”。人们注意到，一些幸存者“会从此留下轻微的脑部问题”。
第二种折磨矿工们的气体叫“白色湿气”，也就是一氧化碳。一氧化碳由不完全的燃烧产生，通常出现在矿井失火或爆炸之后，有时会杀死前来救火的人们。（如果你的暖气炉出了故障，一氧化碳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你杀死在睡梦中。一氧化碳也是你需要检修你的汽车的一个原因，因为如果发动机调整得不好，汽车就会释放出大量这种极具污染性的气体。）虽然一氧化碳是没有味道的，但不知为何，古书中记载的白色湿气却往往具有一种花香。在一个报道中有这样的描述：“一种芬芳的香味在矿井中散发开来，像紫罗兰的幽香，又像甜甜的花香；正当一名矿工贪婪地呼吸这一阵猛烈的芳香时，他却突然倒地身亡，在他虚拟的享受中永远睡去。”
白色湿气是如此狡诈危险，因此矿工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下矿井时带上一只装在笼子里的金丝雀或老鼠，因为动物对毒气有着非常灵敏的反应，这样就可以发出预先的警告。（后来，人们发现带金丝雀比带老鼠更好，因为金丝雀中毒之后会戏剧性地从栖木上摔下来；而老鼠中毒之后则“鼻头呈粉红色”，并且“蜷缩不动”。相比较而言，在黑暗的煤矿里，金丝雀的反应更容易被察觉。）但是，在17世纪，这种预警措施还远远没有开始使用。那时，狗是惟一用来帮着探测毒气的动物。人们如果怀疑矿井里有窒息气，就先把狗沿着竖井放下去。然而，一个1662年的报道表明，矿井的经营者们时常懒得先用狗做试探，除非第一个用绳子吊下井的人被毒死。
窒息气和白色湿气对矿工们的生命构成了名副其实的威胁，但是它们的杀伤力却都无法与第三种毒气相比：“爆炸气”。在17世纪和18世纪，随着矿井越挖越深，爆炸气的出现也更为频繁。爆炸气主要是甲烷气体，也是由腐烂的植物产生的。甲烷通常被人们称为沼气，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也是一种烈性的温室气体。爆炸气通常从煤层中渗出，有时也会“嘶嘶”叫着从煤层的裂缝中迅速泄漏。 爆炸气比空气轻，因而可以沿着矿井的顶部堆积。矿工总是要举着一根蜡烛在黑暗中照路的，最后，他就会遇到这种气体。*
如果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