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应归英管辖。以致内港地方，亦时见英差足迹，业经阁爵李前部堂及本部堂照会辩论。前于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四日，接广州口岸英国总领事官照称，……查新租界水面，英国所租者，系马士深圳两湾及深圳河，其与各该海湾及深圳河毗连之内港，自仍归中国管辖。
“香港总督谓英权不能主流入海湾之河港与流入租界内深圳河之河港，尚属公允。惟谓各海湾潮涨能到之处与深圳全河至北岸潮涨能到之处，全为英权所可至，语颇宽泛，易滋误会。嗣后新租界各海湾与华岸毗连者，应以沿湾水尽见岸之处为界。其划归租界内之深圳河，则仍照王道所订合约，以北岸为界。所有与马士深圳两湾及租界内之深圳河毗连各河港，俱以口门左右两岸相对直线为界。以此详细声明，则彼此官差人等，自可了然，亦免将来别生枝节……”
封尘百年，鲜为人知的史料，今日抄来，摆在我们面前，中英两国勘探界线的情景，英国侵略者的贪婪、狡诈、强暴嘴脸，清廷官员的懦弱无能，活灵活现，是一幅生动的历史教材。有史家论及这段历史时说：当初在订立“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时，总理衙门曾有一条奏折，对于被迫租了地方给人，却仍保留九龙城内的“治权”，颇沾沾自喜。在奏折上有句云：“臣等以展租界址与另占口岸不同，允仪暂租专条，尚可操纵自我，仍留九龙城及原旧码头，以便文武官员驻扎，兵商有船往来停泊，及他日自造铁路根据。”还说英人表示订立这专条之后，就可以帮助清政府提高通商口岸的税收，颇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之感。当时群臣昏庸误国，实在可叹。
港英政府在九龙城问题上也玩弄条文上的文字游戏，制造纠纷，侵犯中国权益。《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在九龙城仍由清政府保留治权的词句之后，紧接跟了一句“惟不得与香港的防备有所妨碍”。卜力声称，香港界址所以要“展拓”，并不是有什么“土地”野心，只是为了香港防卫上的需要。至于专条中“惟不得与香港的防备有所妨碍”，没有具体的规定。专条订签不久，港英借口九龙城的清朝官民，燃放爆竹迎神，惊吓了城外的“英兵”，说这是与香港的防备有妨碍的行动。于是，用武力强行把当时驻扎在九龙城内的清朝官员押解出境。专条本来是写得明明白白的事，这完全是狡猾的殖民主义者故意在条文上玩弄外交辞令，蓄意制造事端，扩大地盘，至此，九龙城被港英占据，取消了清政府的治权。但是，卜力不说强占，自1899年之后，对外均说九龙城内的清朝官员“弃守”，使九龙城陷于无政府状态，所以他不得不接管。
剥夺新界乡民权益
在《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英政府同意“议定在所展界内，不可将居民迫令迁移、产业入官，若因修建衙署、筑造炮台等，官工需用地段，皆应从公给价”。港督卜力在初进新界伊始，为了减少进驻阻力，也以文告形式向乡民保证：“你们的商业和地产利益，必获得保障”。这些文字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但是，墨迹未干，在英国接受新界之后，港府即于1900年7月公布《田土法庭条例》，规定在1898年6月9日条约所订的租约期内，新界的一切土地均属于政府产业，凡于宪报公布所定日期后占有这些土地的居民，便是霸占政府公地，除非其所有之土地经由政府发出官批，或由田土法庭核发其它契据。
同年11月又公布实施香港法例第一二四章收回官地条例，“不承认土地潜在利益”，即使在收赎土地之前，地价已增涨数倍，收地的“赎金”也不超过每尺5仙，中下等的田地还要递减。完全违背了“从公给价”的条款。
1902年，卜力又制订新界管业则例，则例载明：“凡公路、电喉……及关于上述各项公用事业必需之地方，均听候英国政府使用”，“政府随时有收赎必用地方之权”。有一位上至祖父下至孙儿，90多年以来一直生活在新界的居民撰文说，港府的“一纸规例，民产价值尽失，尤其官定贱价，否定民产的潜在利益，简直是立法强抢。”
对于港英政府出而反尔，自食其言，侵犯新界乡民权益的行为，新界人民非常愤慨，反抗行动不断发生。为了加强对新界的控制，防止新界人民起而反抗，1903年8月，香港政府又发表公告，有关治理新界的内容如下：“关于治匪工作，现经调遣陆军分驻一带要冲，并充实警队守护力，军警通力合作，联队出任逡巡，并在大埔墟设总警署，敷设电话，与香港九龙各警署联络……关于治民工作，新界全部地方划分八区四十七分区，乡村耆老，德望所归，则委为各区长老，而负约束子弟之责，遇有纠纷事件则予审判之权，同时由辅政司骆克统制监督。”
借机索取赔偿
1899年5月26日，英军攻占深圳之后，即停止继续北进，放弃了原来计划的进攻新安县城的目标。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卜力感到兵力不足，如继续进犯必须增加兵力。二是有人指出，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会给人以英国参与瓜分中国的印象，俄国驻华公使可能乘机攻击英国政府。三是害怕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在攻占深圳之前，卜力于4月28日曾写道：
从深圳河到东江一带是中国最动乱的地方，它是“三合会”总部所在地，是盗贼之乡。统治这样一个地区需要加派军队，大量增加警察，殖民地要增加很大花费。我以为，现在以河为界最好，就算以殖民地的需要来说，也没有必要再拓展。
面对中国居民的反抗，卜力进退维谷。一方面他不打算收回他的侵略观点，他认为，只要有效地控制深圳，整个河谷和北面山区都保得住，那么撤出深圳便属失策。另一方面，他也自知实力有限，中国群众的反抗行动给他增加许多麻烦。于是，他放弃了继续北进，暂时守住深圳，观察利害。
伦敦方面也表示，同意3月份划定的界线是新界的边界。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再纠缠下去。
这时卜力考虑的是何时撤出深圳英军才能从中国方面夺得更多利益。因此，英国占领深圳军队的撤退快慢，要取决于赔偿谈判的进展。占了你的地，要还给你，你得赔偿我侵占时的军事费用。这就是英国人从鸦片战争开始以来，一贯的逻辑。卜力要价高，谈判拖延很久。
6月13日，卜力接到英国政府交还深圳给中国的通知，这时，卜力还没有捞到想得到的利益，所以，他借口说，广州的动荡会影响撤军。他在向英国殖民地部的报告中说，香港殖民政府对交还深圳很不满意。深圳河谷一带的亲英人士也不满意，“对英军友善的村庄”担心英军撤走后遭到报复。
但是，顾虑到日俄可能开战的形势，英军需要集结于香港，长期呆在深圳会士气低落。英兵不退，1886年中英双方商定的十月底之前要迁往深圳的三个海关关卡无法搬迁，对港方海关不便，对走私有利。这时卜力处于矛盾状态，自知不能久占深圳，又想在谈判桌上取得更多利益，所以只能拖着，既不进，也不退。
在港英国人对于把深圳交还给中国确实议论纷纷。一些英国人仍企图在深圳建立什么“合法政权”，有些人说，盖斯科恩少将的告示已宣布推翻了深圳中国政权，为什么要撤退？有失面子。有些香港英国人用讥讽的口气说，“番鬼佬同中国人一样，都是要钱，为9。3万元就把深圳卖掉了，他们干得好呀！”卜力作最后挣扎，他建议由当地土乡绅、长老在英军监督下成立深圳政府。
英国政府考虑到形势的复杂，决定交还深圳，但是，英国殖民地部与卜力观点一致，拖延撤军，向中国方面多索取一些利益。直到11月2日，才下达了立即撤出深圳驻军的命令。11月13日在深圳附近的上埔军营士兵集合，22日撤回新界。
一位英国外交人士在形容中英深圳问题的谈判时说，这件事是“英中外交关系的一个奇妙插曲”。
作为退出深圳的代价，英国殖民部建议索取10万元赔款，包括7000元利润，沙士伯里要15万元，但如果有更好主意，可以放弃赔款。英国殖民地部对此无兴趣，改为要求西江向外商开放。
英国放弃了深圳，香港英国政府却从别的地方捞到补偿。不费分毫就得到了新界境内的中国财产，包括几个中国海关关口，横栏灯塔，九龙城寨军政设施等。本来窦纳乐曾向中方保证作价偿还这笔财产，中国海关估价为2。2万元，实际上香港政府预算中并没有这笔开销，根本就没准备偿还。
接收中国财产是卜力在1899年6月中想出来的主意，一些建筑物被用作港英警署机关。即将离任的九龙海关关长希利要求香港政府付款，卜力拒绝，只给他一纸收据。开始伦敦政府赞成付款，在中国赔款中扣除。10月底，英国政府鉴于接收威海卫中国财产时就没有偿付，决定依照前例行事。英外交部反对无偿占有，要卜力对建筑物估价。沙士伯里同意不了了之，除非中国索偿，又当另行考虑。英伦各部门意见不一，拖到次年3月，当时的广东总督李鸿章要求对接管前的军事设施估价偿还，或者允许中国拆毁建筑物，运走材料。卜力得不到退兵补偿，于是，借机声称“鉴于女皇陛下政府花费在对付抗拒接收租借地的开销超过所述建筑物的价值，兹建议以此等建筑物之价值抵偿，不必偿还，亦不许中国政府拆除运走。”就这样，又是不了了之。
港督话神州
卜力，曾先后担任五个地区，20余年殖民统治的总督。作为总督，他必须代表英国殖民统治的利益，执行英国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所以才有上面介绍的所作所为。但是，作为一个人，又是十分复杂的，多变性的。从卜力的《港督话神州》，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个卜力。
1909年，卜力出版了《港督话神州》一书，把近代中国及其文化介绍给了西方世界。
中文版译者余静娴对卜力和该书作了如下介绍：
布莱克（即卜力）于1898至1903年间，受英国政府委派，出任驻香港总督。期间正值西方列强窥伺中国，清王朝日益腐败，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此时，他走访了中国大陆许多地区，尤其对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长江、黄河、珠江等大河流域，以及中国南方诸省进行了比较周密的考察，并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如实地记录在书中。他以一个西方人特有的猎奇眼光及注重事实的思维定式，对中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结构、社会治理、农业劳动、民族宗教、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对抽吸鸦片、赌博、乞丐帮会等奇闻轶事，以及上至政府官员，下至三教九流的各式人物，进行了极其细腻的描述，使读者仿佛亲历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作者用朴实流畅的语言娓娓道来，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中国社会生活图景，在中国历史画卷的长廊中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片断，不仅使读者增长见识、了解近代中国社会，而且又使人得到历史趣味感的享受。如作者怀着对中西方文化巨大差异的浓厚兴趣，像爱探寻的顽童一般，把敏锐的目光投向下层社会的每个角落，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市井百姓的普通生活——理发、街头早餐、婚俗、山上挑担脚夫、风水迷信、赛龙舟、行业公会庆典游行等，使本书犹如一面镜子，向读者展示了中华文明发展的轨迹。又如书中两处记载了清朝皇帝按照祖制规矩，一年一度在立春那天率皇子及大臣去先农坛举行纪念春天开始的祭祀仪式的细节。这种源远流长的皇帝亲自开犁的礼仪，显示了对当时中国9/10人口所从事的农业的重视。
译者曾费尽周折，才找到该遗址以考证典礼细节，因众多的北京人对先农坛和该祭祀仪式浑然不知。感慨之余，深感布莱克对此描述的史料价值。
西方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变化。一般说来，17、18世纪以前，他们多以好奇和赞美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在他们的笔下，中国似乎是处于哲人治理下的“模范社会”，因此他们对中国倍加颂扬。然而，到了18世纪后期、尤其进入19世纪，随着中国国力下降，西方殖民主义者加紧对中国的殖民扩张，他们对中国的研究大多为其殖民政策服务，并采取了歧视和贬损的态度。然而布莱克基于自身的体验，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事实上，中国的地大物博震撼了来自英伦三岛的作者，他以浓重的笔墨描绘出中国壮观的山川、富饶的江南平原和瑰丽的香港夜景。他以赞扬的口吻描述了中国人刻苦耐劳的美德：“有一项竞争中国永远不会参与，那就是比谁更懈怠和懒惰。中国的每一位国民都在竭尽全力工作，这个国家保存了完好和强大的实力。”正因如此，才有对土地与河流的充分利用，才有较高文明形式的农业、养殖业以及精湛的手工艺。诚然，对于在清朝专制统治和西方列强威逼下苦难深重的广大人民，他首先得站在英帝国立场上，处处捍卫其利益，但作为人，他还是发出了同情的哀叹，揭示了内陆河道尤其是西江上猖獗的强盗抢劫，1903年的广西大饥荒，中国官员的昏庸，刑法的严酷，以及广大妇女身受封建压迫，缠足，沦为小妾、婢女的悲惨境遇。
布莱克在书中提到，在古希腊人曾开采过的矿上，现代人移去堆积了数百年的矿渣石头，结果，下面的土壤中长出了植物，开出了成串的奇异小黄花。这些种子已被石头压了数百年。作者由此生发开去说，“古老中国的胸怀中也潜藏着进步的种子，这些种子长期受到传统观念的重压，不能萌芽。”“而摧残进步之花的两座大山是无知和偏见。”他认为，要提取传统观念中的养分，不仅予以保存，而且要加以升华，“才能使真实、纯洁、幸福之花开遍整个大地”。他承认，西方人对于中国只有一孔之见：“普通的欧洲人一提到中国，头脑中就会浮现出一个未开化、不诚实、充满尔虞我诈、有过多原罪的国家。”但他经过数年的研究，形成了难能可贵的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