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业投资者，以取代东方公司。
1923年，香港一些商人得悉港府不满意东方公司的服务，便积极筹划组织新的电话公司。经过市场调查，新的投资人计算后认为，如果新公司重新兴建机楼与海底电缆，投资很大，如果把旧公司的设备购买过来，不但节省财力物力，而且缩短改造时间。他们与东方公司协商，但是，东方公司不肯将原有设备卖给新公司，他们自有打算。他们分析认为，新公司若要重新建机楼、铺海底电缆，成本惊人，而且需要时间。这样一来，旧公司就有机会继续经营下去。因此，继续坚持不同当局合作。而港府已经把东方公司当作香港通讯发展的障碍，继续采取措施对其施加压力。
1924年，港府在立法局首读的“电话则例”中提出，强行终止旧公司的服务，把电话服务专利权给予新的香港电话公司。
在这种情势下，为香港电话业务奋斗了42年的东方电话电力公司，如果不把全部设备卖给新公司，便都会成为废物。东方公司权衡得失后，决定将所有设备卖给新公司，于是新的电话公司在史塔士的支持下于1925年7月正式成立。
香港电话公司获得专利权后，马上向英国订购新设备，以满足港府对电话服务的要求。但是，订购了新的电话设备，并不是马上就可以从英国运来，而需要几年的时间，所以，从1925年至1929年间，新电话公司仍然使用旧式的接线电话。香港电话公司在等待自动电话设备的时候，在港九地区开始铺设埋在地底下的电话线，并且把服务范围延长到跑马地、筲箕湾、旺角、油麻地等地区。
直到1930年，新的自动接线设备才由英国运到香港，香港电话公司装上新机后，香港的电话才进入自动电话时代。
在新旧电话电力公司的更替中，港府扮演了积极干预的角色。
第十七任 金文泰CEcil ClEMEnti（1）new
1925年10月，史塔士被伦敦调回，11月1日金文泰抵港，就任第十七任港督。1930年2月任满离港，共5年。
金文泰（1875～1947），也译作克莱门蒂。英国人。毕业于牛津大学。1899年被招募为官学生来港，在广州学习粤语和中国书法2年。曾在新界土地测量处工作，1907年任香港助理辅政司，1909年代表港英政府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国际禁烟会议。次年任梅含理的私人秘书。1913年任圭亚那辅政司，1922年转任锡兰辅政司。
金文泰在港任职期间，禁止雇用童工，保护儿童会成立。九龙半岛酒店开业。修建启德机场。香港广播电台启播。
1927年2月18日，鲁迅应邀由穗至港，在青年会礼堂以“无声之中国”为题发表演说。次日，续讲“老调子已经唱完”，反对尊孔复古，由许广平粤语传译。
1930年金文泰离港后，赴新加坡任总督兼马来亚高级行政专员。受封爵士。1947年去世。译著有《岭南情歌》、《英属圭亚那的华人》等。
香港有的报刊认为，从金文泰以后的3位港督当政时期，是香港生息休养的时期，他们都为香港社会的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收复和反收复的较量
1921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对战后远东和太平洋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进行再分割，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会议期间，中国代表顾维钧提出要求取消和早日停止使用所有的租借地。顾维钧在议案中“历数了列强在华租借地破坏中国领土完整，危及中国国防、将中国牵入列强冲突的旋涡及被列强利用来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等事实，要求将此等租借地取消或从速废止之”。由于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压力和列强之间的相互矛盾，以及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使列强不得不有所退让。法国声称同意撤出广州湾；英国后来声称在集体交还租借地时会放弃威海卫；日本也被迫表示同意交还胶州湾。但是，英国代表、枢密院大臣贝尔福在会上力图避开新界的问题。他说，新界应该继续由香港管理，“因为没有它，香港就完全无法防守。”
第十七任金文泰在12月7日的第13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反驳了贝尔福的言论。中国代表指出，保留新界并不是保卫香港的唯一解决办法。由于英国得到其他帝国主义强国的支持，中英双方仅就新界问题进行过一次小小的交锋，就不了了之。
到了金文泰任总督期间，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更加高涨。1924年1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提出不平等条约问题。大会宣言中明确提出：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在这以后的几年内，中国国内的反帝爱国浪潮不断高涨。1927年1月，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湖北的工人、学生和其他爱国群众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面对这些疾风暴雨般的反帝爱国运动，英国当局坐立不安。香港总督金文泰竭力鼓吹合并新界，长久占据。1926年1月，他在一封机密信件中建议保住新界。一年之后，他在一份电报中说，鉴于中国各地都有人在煽动收回一切租地和租界，现在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尽快使该租界地（指新界）永久化。万一英国最终不得不对中国南方采取军事行动的话，可以把割让新界作为事实上交还威海卫的补偿，或者作为“慷慨地”修改条约的补偿，或者以之作为重归旧好的条件。
但是，英国驻华公使蓝浦生认为，金文泰的建议只会更加激发中国人的反帝爱国情绪，加剧帝国主义对英国的指责，因此，蓝浦生竭力反对金文泰的建议。于是，英国外交部决定按兵不动，免生事端。但是，稍晚些时候，金文泰被授权发表了这样的声明：“当内战的战火不幸在中国燃烧之际，英王陛下政府全力保护香港及其大陆部分，他们绝对不会交出香港，不会以任何方式在英国统治的大陆的任何部分放弃或削弱其权利或权力，英皇陛下政府保有它们符合它的最高利益。”
罢工谈判态度多变
金文泰上任伊始，1925年11月12日，他以兼校长的身份在香港大学发表演说。他表示，广州和香港，向来就亲睦如一家人，这一次工潮，双方都受到损失，深愿广州当局向香港伸出友谊之手。我们愿意立即牢牢把握住。
史塔士给金文泰留下的是一座“死港”。金文泰就任港督后，首先要处理的是前任留给他的大罢工和新界两个问题。他亲赴大埔作新界乡绅的工作，通过他们劝说村民把蔬菜、鸡鸭等副食品运送港岛，解决因罢工而产生的市民生活供应困难。为了争取新界人士，金文泰宣布撤销史塔士颁布的新界民田建屋补价增税政策，提议将“新界农工商研究总会”改名为新界乡议局，并认可乡议局是港英政府在新界施行新政策的一个咨询机构。
在解决罢工的问题上，金文泰前后态度变化很大，开始他汲取了史塔士的教训，上任伊始，便一改以往港英政府敌对与强硬的态度。他向英国政府提出，由香港政府直接出面与广州方面交涉联络。他主动多次表示愿意和广州政府通过谈判来解决罢工。
广州方面也采取了积极态度，准备与港英当局派出的代表进行谈判。
1925年12月15日，金文泰提出广州方面委派重要职员来港，交换意见。广州政府派财政部长宋子文赴港，与港督金文泰及其他港府要员举行了会谈。会谈中，宋子文提出，罢工欲求解决，港英政府必须在经济上满足两个先决条件：即赔偿罢工工人在罢工期间的损失与重新安排罢工工人的工作。港英政府则声言，重新安置罢工工人已不可能，因为罢工工人先前的工作早已被人代替。宋子文表示，可以用赔偿的方式予以解决。关于赔偿问题，金文泰指出，港府认为这种赔偿要求无异于敲诈。但是，由于对港封锁旷日持久，香港的多数华商及一些英商宁愿偿付这笔费用，也不愿让这种状态持续下去，而港府对于这类举动不好加以阻拦。因此，赔偿问题双方还可以进一步商谈。
双方在广州又举行了多次会谈。港方表示，应将罢工工人所提政治、经济条件分开谈判。关于经济条件，港方可与罢工工人磋商。关于政治条件，港府愿以广州政府为谈判对手。广州政府表示，如果香港当局原则上能同意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可另寻一方式磋商。
港方代表返港后，金文泰改变了主意，认为这样的解决方式对香港将会产生不利影响。立即宣布，港府不能参加此类解决方式的谈判，但不妨碍华商自己筹集资金来解决罢工问题。
港英当局如此缺乏诚意，就注定了谈判已无法进行下去。12月30日，香港华商代表抵穗商谈经济赔偿条件问题，广州方面拒绝与之谈判。
金文泰对谈判的失败并不遗憾。他本人一直怀疑，向广州支付这笔勒索款是否能确保香港的永久安宁。1926年1月4日，金文泰召开行政局会议决定，“香港目前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维持现状，直到广州现政府被中国某一敌对将领所推翻。”
金文泰从最初主动提出愿意通过谈判解决罢工，到后来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觉察到了广州政府即将发生变化，国民党右派势力逐步扩张。
1月13日，港督金文泰召集港府要员会议，进行了专门研究，与会者一致认为，广州的右翼人士即将得势。广州政府不久即将分裂，罢工委员会就要被解散，对香港的封锁也将随之结束。
1月25日，港英当局悍然对外宣布，中止有关解决罢工的谈判。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派兵包围了罢工委员会，对省港大罢工造成了极为不利影响。伦敦和金文泰的预料被证实了。港英政府对通过谈判解决罢工表现得更无兴趣。
1926年6月5日，广州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致函香港金文泰表示：本政府现已准备与香港政府磋商罢工事件，并准备委派全权代表3人，深信香港亦宜委派负有同等权责之代表3人，进行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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