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十八总督(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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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十八总督(全文)- 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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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围攻徐亚保等的作战中,清朝水师派出8艘战船,伙同英国舰队作战。在10月18日,中英联合海军一共击毁十五仔舰只64艘中的58艘,打死了1700人。十五仔失败后,眼看自己旧式的海盗舰队实力根本无法和新式的英国海军炮火对抗,知道自己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便率众向两广总督投诚受抚,以便保存残余实力。
  徐亚保在与英国海军和清军水师海战中失利后,第二年他重整军旅,准备东山再起。因为十五仔已接受清政府招抚,徐亚保也显势单力薄。一次他途经马士湾时,被小股散匪所劫。劫匪中有人认出徐亚保,便把他交给途中遇到的英国商船“富力康”号,押解到香港领赏。1851年2月16日抵达香港以后,徐亚保自认杀人不讳。3月10日,般含政府组织特别刑庭审理徐亚保杀两英军及海盗案。被告方面的辩词以被捕地点为中国领域,提出司法管辖权问题。港英当局自觉英军军官行凶在前,徐亚保杀人在后,如果重判徐亚保,恐引起更大民愤。结果由陪审团裁定,仅成立误杀罪,当由正按察司判处无期遣戍之刑。至于海盗罪则未提起公诉。香港政府准备将徐亚保押交清朝地方官治罪。在等候起解的牢房中,徐亚保自缢身亡。
  慷慨拍卖土地
  英国侵占香港之后,在香港的初期财政开支,建筑费用,完全从鸦片战争中中国方面的赔款总数中抽拨,这笔赔款中的抽拨款在第二任港督戴维斯任内已经用去大部分。到了般含担任港督时,已经无多少款项可用,而香港政府的开支及公共建设费用颇为庞大,初期的商业发展又很有限,抽税不多。般含若要应付政府费用,继续维持庞大的开支,必须别开财路,于是他想到了卖地。
  出卖土地是无本万利的生意,一是港府先有一笔地价收入,这是非经常性收入。二是商人把土地买去,必定会在地上建屋造房,房屋建好之后,港府就有了地税、物业税和差饷这些经常性的收入了。中国香港的土地,商人的钱,其中大多数是中国商人的钱,港府不费力气,便可无本万利,何乐而不为。
  港英政府拍卖土地,最早可追溯到1841年。这年6月7日,由义律主持了第一批土地拍卖,拍卖地点在澳门。因为当时各国洋行,大多数都在澳门,那时候的香港,还只是个未经开发的渔村。英国人要把香港开辟成商埠,便须借助各国洋行的力量,因此,第一次拍卖土地在澳门举行。
  这次拍卖土地,投得者大部分是英商,其中最大买家是渣甸洋行。根据当时的记录,这次共拍卖一百个地段,其中最高价的是第1号地段,占地6700平方英尺,以80英镑投得;地块最大的是第11号地段,占地11200平方英尺,以52英镑投得。
  璞鼎查任港督时,对拍卖土地也很感兴趣,但他发现许多外国商人,对于政府拍卖的公地不感兴趣,而宁愿向当地华人购买土地建屋。
  港府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外国商人对港府拍卖土地不感兴趣的原因,是政府没有确定这些公地可以使用的年期。于是,璞鼎查成立了一个土地委员会,除了积极清理外国商人向华人购入的土地,着令登记及补地价之外;另一方面,在1844年宣布,香港土地的使用年期,一律规定为75年。
  第一次拍卖的英商投得者,还有不少向华人贱价买了土地的外国商人,都觉得产业权只有75年,时间还是太短,便向璞鼎查的继任者戴维斯要求延长管业年期,戴维斯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1848年,般含接任港督,也看准了出卖土地这条财路。英商抓住时机,又把延长土地使用权的要求向般含提出。
  当时般含正在同中国两广总督徐广缙谈判,要求允许英商进入广州进行贸易,很需要香港外商的支持,便答应了外商关于所买土地权延期使用的要求。
  外商对般含期望值并不高,以为般含把土地管业年期延长数十年就不错了,却不料般含十分慷慨,将土地管业权改为999年,比原来的75年增加了十多倍,大出香港外商所料。
  般含之所以敢这样做,是他找到了一个现成的先例可作为法律根据。新加坡和香港一样,同是英国的占领地。当时的新加坡总督为了鼓励当地华人购买土地,便以999年期来吸引当地华人的兴趣。因为中国人习惯买地之后世代相传,新加坡的漫长的土地管业权,获得英国政府批准。般含以有例可援,便效法新加坡,提出报告。但是,般含这项措施,却被伦敦方面搁置起来,迟迟不予批准。英国政府认为,香港情况和新加坡不同,新加坡是一片平地,可供发展的土地甚多。而香港却是一座高山,可以使用的土地,只有海边的一小片土地。若是土地管业权年期太长,将来香港便没有新的土地可供发展。
  般含不以为然,他以新加坡相同的理由再向英国政府力争。他表示,香港若求长远发展,必须吸引中国方面的商家前来购地兴建屋宇,发展工商企业,如果年期太短,华商不感兴趣,香港也就发展不起来了。
  香港政府这个策略果然很有效,由于999年管业权,几乎就是永久业权。上海、广州和内地的有钱商人,都争着到香港购置物业,准备传子传孙。在般含港督任内,中上环一带很快便楼宇如林了。
  英国政府看到般含的办法确实能够做出成绩来,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香港土地管业期延长为999年。这一新规定除了在1849年3月3日出版的宪报刊登之外,还在通衢大道遍贴广告,让香港的市民家喻户晓。
  般含除了以出卖土地增加收入之外,还用巧妙的手法去应付英商的减税要求。其中一种方法,便是豁免了拍卖税,但要求拍卖行领取牌照。
  拍卖方式是从欧洲传入香港的,所以经营拍卖行的全是英商。当时港府对于拍卖物品要抽取2。5%税款,称为拍卖税。拍卖行商人对港府这一规定非常不满,于是联合起来,要求般含减免拍卖税,但是港府当时急需财源,般含开始时没有答应。有些拍卖行主持人和英国政府方面关系密切,通过关系网,利用权势对般含施加压力。般含终于豁免了拍卖税,但他另出新招,要拍卖行领牌照,牌照费数目并不比拍卖税少,港府变相的又增加了一笔收入。
  圣约翰大教堂
  教堂,是传统殖民地的三大重要象征之一,香港也不例外。1847年3月11日,香港圣约翰大教堂在港岛中区花园道与炮台里夹角处举行奠基礼,1849年3月11日正式落成,建筑费用共计8736英镑。礼拜堂内设有640个座位。是香港最早的基督教教堂之一。落成之日举行了首次礼拜仪式,成为般含时期一件盛事。同年,英国圣约翰大教堂皇家颁特许状,特许设立维多利亚主教职位及港澳主教管区。1850年3月,乔治?史密斯神父抵港,任第一任英国“圣公会”会督。1852年正式授予新教堂以大教堂地位。
  英军占领香港之初,天主教和基督教便开始传入香港,1841年,罗马教廷在香港设立监牧区。在圣约翰大教堂建成之前,天主教教堂香港圣母无原罪主教堂,于1843年在威灵顿街与璞鼎查街之间的一处山坡上建成,因奉无原罪圣母为圣堂主保,而得名,也称香港天主教总堂。因为教徒众多,地方拥挤,1888年,在坚道另建成一座新的主教座堂,即大型的总堂,堂长272英尺,内部最宽部分为132英尺,高为70英尺。还有一座高150英尺的钟楼,在主教堂内的正壁上瓷石龛中有一座5英尺高的木刻的教区主保无原罪圣母像。
  香港是一个宗教开放的城市,在英国管治香港的150多年中,港英政府在法律上、政治上以至经济上都给予宗教组织以保障和优待。在港府重大活动的正式礼仪上,香港基督教圣公会会督、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的排名,都在行政局、立法局的首席议员之前,仅在港督、律政司、布政司和三军司令之后。在港府的非官守议员中,天主教徒与基督教徒共约占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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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攻打香港,圣约翰大教堂受到破坏。战争结束后,进行修复扩建,对主建筑内部加以修饰,重新配置,在周围添建新建筑。主建筑呈十字形,坐西向东,含钟楼、西门、十字形耳堂、圣坛和祭坛、讲道坛、主教座以及3个祈祷堂。
  般含街和吉士笠街
  香港的街道,以前许多是以港督或辅政司的名字命名的,抗日战争后,除了一条夏悫道之外,再也不以港督的名字做街名,而改以建筑物来命名了。
  香港半山区有一条通往西营盘的路,叫做般含道,后来改称般咸道。这条道是港府用来纪念般含的。上环有条文咸街,也是用来纪念般含的。当时,港府的中文师爷替般含港督改了个中文名字,叫做文翰,就好像后期的港督,也有个中文名字,如叫做尤德、卫奕信和彭定康一样。中国翰字本来是很文雅的,但在改路名的时候,那些中文师爷不知怎么搞的,竟然把个翰字弄成了咸字,不伦不类。
  上环本来没有文咸街,因为这条街的所在地原是海边沙滩。由于卖地可以替港府带来大笔收入,般含便在上环一带,一边开山一边填海,开辟出一大片土地来卖给建造商。文咸街、永乐街和乍畏街的土地都是如此得来的。这几条路较为狭窄,所以不称为道,而称为街。
  后来,香港逐渐成为一个良好的转口港,欧洲和南洋各地的商品,都先运来香港,再转运到中国内地,中国的土特产和原料,也一样先运到香港,再转运到远洋轮船上运到外国去。即使是中国本身的货物,由北方运到南方,或者由南方运到北方,因为海运费用比陆路运输便宜,而且安全得多,不会碰坏。所以都先运到香港来,然后再转运到南方与北方。这些专门沟通中国南北货物的商行,被香港人称为“南北行”。由于文咸街接近海边码头,易于照顾船运业务,所以许多南北行都开设在文咸街。
  不管是用港督名字,还是用辅政司的名字命名街道,其缘由都是因为他们为英国侵略中国立过功,为英国统治香港卖过力。在皇后大道中、士丹利街与威灵顿街之间,有一条吉士笠街,就很能表现这种情况。
  吉士笠当年只不过是一位与现在民政司同等级的“抚华道”官员,在港府中,官职不算很高,但竟能有一条街命名来纪念他,一定有特别的原因,或者说,对英国有特别的功劳。
  吉士笠的中文译名是甲利,或者是郭士立。据史料记载,在英国人眼里,在那些专以鸦片和武力侵入中国市场的外商眼里,吉士笠是个大功臣。因此,他才能以一般官职,而博得以他名字命名街道。
  鸦片战争时期,吉士笠担任英军翻译,也是义律的谋士。他看到英军在珠江口面对林则徐和关天培的军队,连吃败仗,便建议英军避重就轻,改道北上,进攻定海,直逼天津。清廷不及提防,遂被英军所乘,终于签下割让香港及赔偿大量军费的和约。对英军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转折。
  吉士笠是德国人,本来是个传教士,他和英国人马礼逊由欧洲来到澳门,任职于东印度公司。
  来澳门之前,吉士笠和马礼逊曾在马六甲学习过中国语言和文字,是当时能读中文书籍和能写中文的少数西方人之一。
  1832年前,吉士笠和马礼逊合写了3本中文书,在澳门印刷。书名是《日课初学》、《张远西友相论》、《英吉利国人品国事略说》。第一本是传教的宣传品,第二本是宣扬和西方人交友的好处,劝华人不可歧视西方人。最后一本是宣传当时的英国国力如何强大,英国殖民地遍及全世界,英国人有仇必报,中国人不可与英国人为敌,要彼此通商搞好贸易关系。
  清廷对于吉士笠这3本书颇为重视,曾下令署理闽浙总督魏元良查明这三本书的内容。
  吉士笠写好这3本书之后,1832年1月奉东印度公司老板之命,随以胡夏米为船长的“罗尔亚美士德”号轮船到中国北方来。他的身份是船长中文秘书,任务有三条,一是把中国沿海水域岛屿形势测量绘图;二是在沿海各港口试探是否可以直接和当地商人进行贸易;三是把他的三本书沿途散发给中国人。
  “罗尔亚美士德”号从澳门出发,沿途经厦门、福州、宁波等地,一路测量各个港口的水位,绘画地图。吉士笠懂得中文,能说汉语,他除了沿途派发自己的3本书之外,还到处以重金收买情报,并和中国的贪官污吏打交道。
  到达福州时,吉士笠通过中间人向福建巡抚魏元良行贿,暗地里在福州做了一万余元的生意。在舟山、宁波,也以同样的手法,收买当地官员,做了许多生意。但是,到了上海,却遇到了两个大克星:一个是林则徐,一个是关天培。
  林则徐刚好调任江苏省巡抚,而关天培是苏松总兵。林则徐下令给管辖上海的苏松太道吴其泰,叫他切不可与外国人来往。关天培调动水师,严密监视“罗尔亚美士德”号的动静。随后,关天培下令苏松太道吴其泰,通知胡夏米立即把船驶离上海。吉士笠是个狡猾的人,他想在上海拖延停泊时日,找寻起死回生的机会。于是,他写了一封呈文给吴其泰。呈文佯说“罗尔亚美士德”号因在海上遇风损毁,必须稍为停留,加以修理。吴其泰把呈文退还,在呈文上批了几行字,限令“罗尔亚美士德”号立即离去。
  这时候,胡夏米船长知道在上海做生意是不可能的了,但因船员测量上海港口的工作还需几天才能完成,若是立即被逐,已进行了一大半的工作,便会功亏一篑,便请吉士笠设法在上海水域多留几天。
  吴其泰所批的那几行字中,把胡夏米船长称为夷人,这是当时官场对外国人的统称。吉士笠便抓着这一点大做文章,认为这是侮辱,要求吴其泰把这种称呼改正过来。
  由于吉士笠熟识当时中国官场的陋习,公文往来十分缓慢,往往要花好几天时间。有了这几天时间,船上的人便可以把测量和绘图的工作完成了。
  吴其泰果然中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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