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包括两个口号的论争）、茅盾关于《子夜》创作动机的回忆中明显的悖于史实（郑超麟已有指谬，可参考《怀旧集》，P185，东方出版社，1995。）等诸多学术课题都会因中国托派真实的背景的凸现有新的评判——可惜的是，无人（或许我孤陋寡闻）开垦这一领地。
我们有理由期盼着冰雪消融后的水一样澄明的日子尽早到来。
一九九八年夏，郑超麟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一程。他是以上海市政协委员的身份离世的，报纸在不显眼的位置上发布了简短的消息，据说在追悼会上人们没有见到一幅挽联……。斯人已逝，中国托派的幸存者恐怕微乎其微了，这样不由得又让人想起远在英伦的王凡西，他也许是硕果仅存的了。
还是郑州那位热心的读者，在年初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王文元（即王凡西——本文作者注）躺在病床上，年迈的活的历史似应争分夺秒抢救之。”是的，客居英伦的王凡西晚景凄凉，据说，风烛残年的他是在一位英国汉学家的关心下才得以住进一家养老院的。就在去年底王凡西让人代笔答复笔者问询的一封信中说，因为手颤抖得厉害，所以不能亲自执笔。所幸的是王凡西近半个世纪海外生涯中一直著述不辍，在海外有不少著作出版，还有未刊的大量日记。我想，所有这些都会为那一个时代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留下见证。
时代在前进，禁区在不断地被打破，逝去的历史也会不断地在当下的生活中闪光，那旷远的历史尘烟中的声音也会越来越显得清晰、鲜明。
（《双山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