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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倪维思博士采用我的传教策略
倪维思博士是美国长老会驻烟台的牧师，他每年都要到山东内地举行两次漫长的传道旅行，一次在春天，一次在秋季。距离烟台八百里的青州府是他到达的最远地点。通常，他和我在那里待一两天，一起就我们不同的传教方式展开讨论。 我注意到，中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宗教教义的传播和教育方面，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方法。他们的组织是自给自治的。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使基督教本土化的最佳途径是采用中国人自己的传教方式。主要的问题在于，当把基督教介绍给中国人时，以什么样的方式诉诸他们的良知——比他们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更崇高的事物。当我给尼维思博士讲起这件事时，我已经着手这项工作，并且有几个本地人自愿加入到宣传基督教的行列。他同我一起参观了几个传教点，看看我这种方法的成效。看后，他非常吃惊，决定将此作为他的传教新政策的核心。他在我的房间里写了若干小册子和规则，对这种方法加以发展，并用我的胶版誊写版进行复制。此后的几年里，他以这种方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且以此为主题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首先在《教务杂志》上发表，随后又印成了单行本。这个小册子在英美差遣会主席团的某些人中流传，以“倪维思方式”而闻名。这种方式是以土著人带头传教而不是外国传教士。当我们自己的传教会重印了这个小册子并寄给我时，却不知道我早就采取了这种方式。这使我感到非常有趣。只是到了后来，支持着它的基本原则被人们忽略之后，这种方式才不那么行之有效了。 11 救灾中的插曲 向当地行政官员声明我拥有充足的基金，可以对遭受灾荒最严重的人们进行救济后，在发放救济金之前，我先派人到下边各个村子里去，仔细地把那些最需要救助的人的名字登记下来，发给他们一张领取救济的票证，并定下发放的日期，届时所有持票人将集中到一个地点。这是我的习惯做法。一次，发放救济金的活动在一个小市场上进行。当我们到达时，发现有超过持票者两三倍的人聚集在那里，请求救济。他们的骡子、驴子和耕牛已经卖掉或吃掉了。如果我们把救济金发给在场的所有人，每个人得到的数目将少得可怜；可是，如果只给持票的人，这怎么可能？大门旁边挤满了人。我们枉费心机地向他们解释。他们的饥饿感压过了其他任何想法。 我们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尝试各种方法解决问题。我对助手说：“我去城外，渡河然后爬到对面的山上，那些没有票的人很可能会跟着我。等我们走远后，你就可以给那些登记在册的人发救济了。” 如我所料，那些没有票的人跟在我的后面乞求救济金。我放慢脚步，为的是让那些小脚女人也能跟上。到达河对面的山顶后，我停了下来，那些人便在我的周围跪下哀求。于是，我给他们讲了一个寓言： 在夏季的一天，一个旅行者又热又渴，来到一所房子前讨水喝。女主人拿出仅有的一点水，他一饮而尽。在他离开之前，另一个人走了进来，像他一样，也非常渴、非常热，大嚷着要水喝。女人回答说：‘屋里一点水也没了，你若等一会儿，我会去井边给你打点水来。’今天手头的救济金实在是太少了，只能满足那些有票人的需要。你们处于如此可怕的灾难中，我感到难过。如果你们能耐心等一等，我会把你们的苦难告诉海那边的外国人。等有了更多的钱，我会高兴地分给你们。 听到这些后，一个跪在我身边认真听讲的老夫人突然站起来，向身边的人群把我刚才在寓言中讲过的又说了一遍。她重复我的词句，意思表达得很清楚。群众没有生气，并开始散开，对我的解释非常满意，认为我的要求合情合理。与此同时，我的助手在城里忙得不亦乐乎。我没有立即回去，因为我想给予发放救济金的工作人员充裕的时间完成他们的任务。等我回去后，听说那些手中有票的人在领取救济金时从一个门口进去，从另一个门口出来，一切井然有序。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来自各商埠的捐助
1876年初夏，我曾写信给我的朋友、上海联合教会的詹姆斯·托马斯（）牧师，描述了山东令人丧气的灾荒情景，建议他在上海的外文报纸上发表我的报告。由于我收容了一些孤儿，因此呼吁建立一个基金对他们进行救助。那时候，四元钱就可以使一个孤儿生活三个月，四百元钱则可以使一百名孤儿在同一段时间内免于饥饿。捐款开始陆续到达。N·P·安德生夫人（当时是赖松小姐）募捐了二百元，通过托马斯先生交给了我；烟台的外国人团体捐助了五百元，当地的中国人寄来了二百元。在不同港口都成立了救灾委员会，大量资金汇到青州府，记在我的名下。有了这些钱，我得以在五个中心建立了能够收容一百名儿童的孤儿院，对遭受灾难的孤儿进行最基本的救助。 其中一个孤儿收容院就在青州市内，在一所拥有巨大院落的房舍内。由于传说闹鬼，那儿荒废已久，没有谁敢冒险住在那儿。我租下了它，第一天晚上就睡在里边。一开始有两位教师愿意陪着我过夜。然而，到了晚上，房子里充斥了怪异的瑟瑟声、吱咯声。那两位吓得要命，认为妖魔鬼怪就要临身，赶紧开溜了。意识到那些声音是老鼠弄出来的，我便又睡了。第二天早晨，我的助手看到我没受一点伤害，也决定搬来居住。因为没有人能给孤儿们传授新式的工商业技能，我们不得不求助于各种古老的职业。以便使孩子们，从十二到十八岁不等，得以掌握谋生的一技之长。他们被教以铁工、木工、纺织丝绸和制做绳索等各种工作。我订购了许多外国机器，从各种小玩意儿到威力巨大的手动机床都有。同时我还根据需要购买了其他一些必要工具，向孤儿们推广了一种新的制毯工艺。这发展成了一个拥有多种工具的工场——我以最朴实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 下面这个时间表是我在青州府时做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的，想必读者会感兴趣： 7：30…8：00 a。m 早餐； 8：00…8：30 祈祷； 8：30…10：00 英译汉； 10：00…12：30 辅导有意皈依者，或讲道； 12：30…2：00p。m 巡视孤儿院，以首调唱法教孤儿唱歌； 2：00…5：00 英译汉； 5：00…7：00 处理杂务、散步、晚餐； 7：00…8：00 阅读英文教会史； 8：00…8：20 做中文祈祷； 8：20…9：00 读培根散文和巴特诺讽刺诗； 9：00…10：00 与教师们谈话。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发生在昌乐的骚乱
有报告说，昌乐县遭受的灾荒尤为严重。昌乐在益都东边，与益都接邻。在昌乐进行救济工作时，我差一点搭上性命。因为手头掌握的资金有限，只能量力而行，我打算首先救助昌乐县的秀才们。 秀才们有好多人来自于最贫困的家庭。一个家庭往往做出很大牺牲培养他们的一个子弟，获取功名以光宗耀祖。这个时期，对基督教的最强烈反对来自于学者阶层，为了通过实践而不是理论让他们接受基督教的价值，我向昌乐县的每一个秀才发放了一笔救济款。 稍后，更多的现金到手了，我决定对受灾最严重的几个村子发放救济，便派工作人员到那些村子去将贫困人户登记在册。调查工作完成，并确定了我前往发放救济金的日子后，我到潍县去把手中的银两兑换成铜币。为了运送这些铜币，我雇了三辆马车，每一辆由三匹骡子拉着。而要到受灾最严重的那些村子去，必须经过昌乐县城。 这时，昌乐县的行政长官（知县）——我没时间向他解释我的所作所为——对我的动机产生了怀疑。他认为，通过向秀才们发放救济，我已经贿赂了县里的领袖人物；现在，通过向最需要救助的村民实施救济，我意在鼓动民众叛乱。因而，当他听说我赶着三辆装满铜钱的大车经过昌乐城时，他喊道：“这洋人到我们这里来，插手我们的事务，究竟居心何在？如果他遭到抢劫，那可不关我的事”。他身边的人得到暗示，准备采取行动。 中午时分，我到达了昌乐县城南郊，在那儿用了午餐。吃完饭，我指挥着马车向要去的村子前进。离开旅馆还不到二十码，一大群人气势汹汹地为了上来，动手抢车上的铜钱。我命令马车掉头，躲进了旅馆。在旅馆里，我同我的当地人助手讨论了面临的情况，他说，在当前情势下，我无论如何到不了目的地，因为还隔着好几英里路。于是，我把助手留在旅馆里，让他照看马车，我自己骑马去打算前往发放救济金中心村子，向人们说明情况。 那可绝不是一趟轻松的旅程。来自于附近各个地区的数千人聚集在一起，整整一天不散去，耐心地等待着发放救济金，许多人手里还抱着孩子。除了引起群众的愤怒，招致他们对我施加暴力外，我简直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另一方面，如果我把全部实情都告诉人们，让他们知道是知县阻碍我发放救济，他们在盛怒之下会向城里进发，那对知县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我与当地的助手协商了一下，决定在门外张贴一张告示，说明由于不可预料的变故，很抱歉不能在允诺的时间内把救济金带来，建议大家尽快地先回各自的村子去，以免继续受冻。每个村留下两三个老人，我将同他们一起安排如何尽快地把救济金送到他们村上。使我大为宽慰的是，在十分钟之内，所有人都悄悄地散去了。我和老人们定了一个时间，让他们来青州府，我给他们发放各村的救济金。 第二天，我回到昌乐。到旅馆时，已接近傍晚。在我走进城郊时，人们从家里跑出来，向他们经常在打架前那样，紧着腰带，大声喊着：“来了！来了！” 我询问自己的助手，他们怎么度过的那一夜。他们说自己这一生中从未度过如此恐怖的夜晚。人们试图把旅馆的门撞开，却没有成功，又一阵阵地从墙外扔进石头块和砖头。助手们要冒生命的危险才能从这头走到那头。 我刚到便接到一个军官的名片，希望和我见一面。他提了一些建议，然后离开了，在我看来，那些建议是居心叵测的。旅馆外的人群聚得非常快，我们也就更加危险了。很快，我就决定了如何去避免这种明显是蓄意的危害。我告诉助手，留在旅馆里看守马车，并坚持二十分钟时间，二十分钟后，就带上五串钱，不要跟任何人说什么，离开旅馆和马车，到通往青州的公路上约六里路远的某一个地方等我。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会见地方政府官员
于是，我突然打开旅馆的大门，快速向城门走去。人群吵闹者、拥挤着，跟在我后面。我进了城后，径直向县衙门走去。人们喊道：“他要去衙门！他要去衙门！”在县衙门口，我碰上了知县的一个仆从，问他知县是不是在里边。他试图和我兜圈子，问我有什么事。我没时间跟他罗嗦，一下把他推到一边，就径直闯进衙门的后院——知县居住的地方，并走进了知县的内室。在那儿，我看到那位拜访过我的军官正在同另外一个人——我猜大概就是知县——交谈。我的突然降临使他们两人大吃一惊，似乎担心我会动粗。 我于是直截了当地对知县说：“你了解南郊的情况，旅馆里有装着铜钱的马车。我让在那里负责的仆人等二十分钟。”这时，我拿出表。“然后，他会离开那里，不对任何人解释任何理由。现在，已经有几百人在旅馆旁，带有暴力倾向。我要说的是，在我的人走之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剩下的所有事情由你来负责。在他离开之前，你有充足的时间派人到旅馆，维持那里的秩序，保护马车的安全。” “哦，你的钱和我无关！”知县叫嚷道。 “但是，地方的安定是你的责任，”我答道。“我来到这里仅仅是为了通知你，让你来制止一场混乱。”说完我便离开那里，像以前一样匆匆走过院子。 县长慌了神，迅速派人到旅馆。这样，我的人便控制住了马车。 看到我从衙门中走出来，人们叫喊道：“他要回旅馆了！”说完，他们便往会转，以尽可能的速度跑在了我的前面。来到一个十字路口，他们都转向那个南门；我却继续往前来到城的西门，那片地方几乎一片荒芜。 此时，天色已晚。在西门外，我发现两个人力车夫一边休息一边以馒头做晚餐。我问他们要去那里，他们说要去姚沟。那正好和我顺路，于是我让他们把我带上。有钱挣，他们当然很高兴。我爬上车，他们中一个拉车一个推车。他们的速度很快，我庆幸自己终于摆脱了那群暴民。 但是，我们走出没有多远，便听到后面传来嘈杂吵嚷声。我们到了一个庄子，声音越来越近，这时有五六个人从后面超了上来，一字排开拦住了我，坚持让我回到昌乐的旅馆，把钱在那里分掉，等等。 我花了很长时间费了很大力气，劝说他们回去。村里的人很快围了上来，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我向第三方求助。我向村里的老人们解释我的情况，并讨教解决问题的办法。 15 追逐与获救 六个气势汹汹的暴徒的出现，使他们的恐惧压过了正义感。他们劝我跟随那些人回去。 双方相持不下。我请来人到附近的一个打谷场上去。于是，针对这六个人的利己之心，我说：“倘若我跟你们回去，消息在城里一传开，立即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聚集起来，要求救济金，一场可怕的混乱将不可避免。很多人会伤胳膊断腿，甚至被踩死。你们就能保证你们